【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1月29日讯】近日，北京当局掀起“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共官媒高调跟进报导，各级政府高度配合部署行动。有舆论质疑，这场扫黑行动会不会重蹈薄熙来当年在重庆的“唱红打黑”覆辙？有港媒评论认为，习近平部署的这场扫黑与薄熙来当年的打黑有本质上的不同。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发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通知，强调要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域，并将扫黑定义为“重大逐疫行动”。
这场打黑使人联想到如今正在狱中服刑的薄熙来，在2009年到2011年在重庆发起的那场“唱红打黑”运动。
1月29日，有港媒刊发表评论称，有人把习当局的这场打黑，与薄熙来当年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相提并论，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论调，有失偏颇。
评论说，薄熙来当年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完全是为了个人立威的需要。薄当年被贬重庆，遭到地方势力强力掣肘，为了打开局面，也为了争取在十八大时进身政治局常委，在重庆发动唱红打黑。
但在打黑中，不少案件违背司法正义与程序正义，结果“打黑”变成“黑打”，一些薄熙来的政治对手，被诬为黑势力后台而遭到整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冤假错案。
评论指出，今次这场“扫黑除恶”无论从出发点与落脚点都与过去有显着区别。时政评论员夏小强分析了习近平与薄熙来当年打黑的不同之处。
他说，首先是时间点、政治背景和目的不同。薄熙来2009年在重庆发起唱红打黑，由中央被贬重庆，其作为江派培养的接班人地位不稳，急需一场运动来宣示其政绩，作为在中共十八大上进入权力核心的入场券。
而习近平当局在2018年伊始展开打黑，是在十九大之后，习思想被写进党章，其权力进一步稳固，江派出现大势已去征兆之后，习近平打黑的主要目的是全面清洗政法系统中的江派势力。
夏小强说，这也显示出，习近平当局针对以江泽民集团为主的反腐运动在往基层延伸。
其次是规模和结果不同。薄熙来的打黑只限于重庆一隅，波及人数、范围和影响有限；习近平当局打黑是全国行动，覆盖面和影响也将会更大。
即将展开的打黑运动，主要目的是清洗政法系统的江派残馀势力，预示着政法系统将发生大地震，其结果可能有大量的政法系统官员落马，江派势力将会遭到进一步削弱。
中共央视网2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关级别的“保护伞”：周永康插足火拼，街道主任纵容贩毒》的文章，指涉黑“保护伞”的级别甚至牵连中共正国级最高层领导。
文章在对周永康的“涉黑”及其“保护伞”的认定中表明，周永康背后“无形中充当着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比如，四川前首富刘汉的黑恶势力，不仅打通了周永康的关系网，而且将触须伸到澳洲、澳门，实行集团化的上市经营，其动员的经济能量超过一千亿元，刘汉还成为四川的地下组织部长，对当地重要岗位的安排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
类似刘汉的黑恶势力在大陆早已经比比皆是，他们已不是过往那些操刀持枪的恶势力形象，而是与官员们、商人们推杯把盏的董事长、总经理，一些甚至已成为地方官员。
前不久，中共政法委会议之后，东方日报有评论称，周永康的“徒子徒孙”仍然占据政法要津，口头上效忠北京，行动上“明顶暗抗”。
这也可以解读为江泽民周永康营造了一个官商勾结、官黑勾结、黑吃黑、巧取豪夺、欺行霸市、胡作非为、道德沦丧的政治生态。
此次习近平似乎要扭转这一邪恶政治生态。
去年12月21日至23日，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到福建调研时就曾说，要把惩治“蝇贪”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查处涉黑腐败，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官员。
习近平在1月中旬的中纪委全会上，又一次重复了上述这个说法。
时政评论员周晓辉说，周永康等政法系高官被拿下不少，但其馀毒并未在政法系统消除，公检法人员徇私枉法、黑道白道都涉及，明里暗里与黑恶势力勾结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且遍及全国各地。
去年的四川赵鑫案、山东辱母案等，背后都有警察和黑恶势力的影子。
也就是说，中南海下达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所面临的整肃对像、尤其在公检法系统中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一大群人。
周晓辉分析认为，此次“扫黑除恶斗争”，是中南海藉机对公检法的再一次整肃，随着“扫黑除恶斗争”的推进，各地都将有黑恶势力以及他们的“保护伞”被祭出，一些坏事做绝的公检法人员也终将迎来报应。
不过，周晓辉认为，正如以往的反腐、扫黑行动一样，只要中共体制不变，只要中国老百姓无法真正地监督政府，“斗争”过后，一些贪官、一些黑势力在适当的时机还会重新冒起，中国人的苦难将不会终结。
（记者李文馨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曲铭）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发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通知，强调要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域，并将扫黑定义为“重大逐疫行动”。
这场打黑使人联想到如今正在狱中服刑的薄熙来，在2009年到2011年在重庆发起的那场“唱红打黑”运动。
1月29日，有港媒刊发表评论称，有人把习当局的这场打黑，与薄熙来当年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相提并论，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论调，有失偏颇。
评论说，薄熙来当年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完全是为了个人立威的需要。薄当年被贬重庆，遭到地方势力强力掣肘，为了打开局面，也为了争取在十八大时进身政治局常委，在重庆发动唱红打黑。
但在打黑中，不少案件违背司法正义与程序正义，结果“打黑”变成“黑打”，一些薄熙来的政治对手，被诬为黑势力后台而遭到整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冤假错案。
评论指出，今次这场“扫黑除恶”无论从出发点与落脚点都与过去有显着区别。时政评论员夏小强分析了习近平与薄熙来当年打黑的不同之处。
他说，首先是时间点、政治背景和目的不同。薄熙来2009年在重庆发起唱红打黑，由中央被贬重庆，其作为江派培养的接班人地位不稳，急需一场运动来宣示其政绩，作为在中共十八大上进入权力核心的入场券。
而习近平当局在2018年伊始展开打黑，是在十九大之后，习思想被写进党章，其权力进一步稳固，江派出现大势已去征兆之后，习近平打黑的主要目的是全面清洗政法系统中的江派势力。
夏小强说，这也显示出，习近平当局针对以江泽民集团为主的反腐运动在往基层延伸。
其次是规模和结果不同。薄熙来的打黑只限于重庆一隅，波及人数、范围和影响有限；习近平当局打黑是全国行动，覆盖面和影响也将会更大。
即将展开的打黑运动，主要目的是清洗政法系统的江派残馀势力，预示着政法系统将发生大地震，其结果可能有大量的政法系统官员落马，江派势力将会遭到进一步削弱。
中共央视网2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关级别的“保护伞”：周永康插足火拼，街道主任纵容贩毒》的文章，指涉黑“保护伞”的级别甚至牵连中共正国级最高层领导。
文章在对周永康的“涉黑”及其“保护伞”的认定中表明，周永康背后“无形中充当着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比如，四川前首富刘汉的黑恶势力，不仅打通了周永康的关系网，而且将触须伸到澳洲、澳门，实行集团化的上市经营，其动员的经济能量超过一千亿元，刘汉还成为四川的地下组织部长，对当地重要岗位的安排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
类似刘汉的黑恶势力在大陆早已经比比皆是，他们已不是过往那些操刀持枪的恶势力形象，而是与官员们、商人们推杯把盏的董事长、总经理，一些甚至已成为地方官员。
前不久，中共政法委会议之后，东方日报有评论称，周永康的“徒子徒孙”仍然占据政法要津，口头上效忠北京，行动上“明顶暗抗”。
这也可以解读为江泽民周永康营造了一个官商勾结、官黑勾结、黑吃黑、巧取豪夺、欺行霸市、胡作非为、道德沦丧的政治生态。
此次习近平似乎要扭转这一邪恶政治生态。
去年12月21日至23日，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到福建调研时就曾说，要把惩治“蝇贪”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查处涉黑腐败，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官员。
习近平在1月中旬的中纪委全会上，又一次重复了上述这个说法。
时政评论员周晓辉说，周永康等政法系高官被拿下不少，但其馀毒并未在政法系统消除，公检法人员徇私枉法、黑道白道都涉及，明里暗里与黑恶势力勾结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且遍及全国各地。
去年的四川赵鑫案、山东辱母案等，背后都有警察和黑恶势力的影子。
也就是说，中南海下达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所面临的整肃对像、尤其在公检法系统中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一大群人。
周晓辉分析认为，此次“扫黑除恶斗争”，是中南海藉机对公检法的再一次整肃，随着“扫黑除恶斗争”的推进，各地都将有黑恶势力以及他们的“保护伞”被祭出，一些坏事做绝的公检法人员也终将迎来报应。
不过，周晓辉认为，正如以往的反腐、扫黑行动一样，只要中共体制不变，只要中国老百姓无法真正地监督政府，“斗争”过后，一些贪官、一些黑势力在适当的时机还会重新冒起，中国人的苦难将不会终结。
（记者李文馨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曲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