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警方2月11日的消息，当日13时许，在西单大悦城商场内有人持械行凶，现场13名（3男10女）受伤，有一名女子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35岁的嫌疑犯朱某某（男，河南省西华县人）当场被抓。值得注意的是，通报极为罕见的称朱某某是为“发泄个人不满”而行凶的，不过官方没有透露细节。
显然，警方在抓获凶嫌后，已知晓了他是因何行凶的，知晓了他的“个人不满”所在，但却没有公开。在谴责凶犯滥杀的同时，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他的“不满”究竟是谁造成的？家庭还是社会？是怎样的愤怒让他选择去滥杀无辜、报复社会？难道背后隐藏的又是一个冤案？
耐人寻味的是，官方通报时少有的点出了其行凶的原因是“发泄不满”，而这在以往的类似案件中并没有见到。比如2016年6月27日发生在北京海淀区学清路静淑苑公交站台的持刀杀人案，2013年7月20日发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爆炸案等，都没有提及此点。那么，此次官方为何要如此用词呢？
除了罕见用词外，北京当局还在商场伤人案的当晚启动了一级超常防控等级，20万人连夜上街防控。而且从2月12日白天起，中共发动北京70万民众，包括“红袖标”、“小红帽”、“西城大妈”等上街布防。其阵势仅仅亚于中共召开的历次重大会议前和期间。
这样的阵势让人在慨叹中共如此“道路自信”的同时，也心生疑问：一个“发泄个人不满”的个案有必要让当局如此兴师动众、草木皆兵，吗？如此兴师动众要防谁？防止那些同样怀有不满情绪的潜在行凶者？亦或事件并非如官方报道的那般简单？难道凶嫌还有同伙？难道其背后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恐怖袭击？
如果是为了防止同样怀有不满情绪的潜在行凶者而兴师动众，那么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中共面前的是：倒行逆施的中共已逼得很多中国人没有了活路，而选择了暴力相向，杀官员、杀无辜者，报复社会，这大概也是中共罕见使用“发泄个人不满”以承认现实的原因。诚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些年中，从暴力杀官、杀警察到杀无辜民众的恶性事件并不鲜见。2008年上海杨佳手刃上海几名警察成为标志性事件。2011年，吉林、抚州发生爆炸，爆炸目标明确指向中共政府和中共官员。此外，南方某地还发生了银行官员们在开会时，被一个莫名辞退的职工投掷的自制燃烧瓶灼伤的惨剧，据说40多人受伤，还有人跳楼逃命。
2012年各地被杀的官员包括：云南丽江市永胜县仁和镇某公安局副局长、天津北辰区村长黄双来、广西桂林灵川县官员秦启明、贵州德江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副队长张波、广东湛江东海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湖北杏花乡星光村三村官……
2013年，新疆多次爆发维族群众冲击、杀死警察和地方官员的事件。6月28日，新疆南部和田地区超过100人持刀骑着摩托车，试图冲击墨玉县公安局；6月26日，新疆吐鲁番鄯善县警局和政府机构被袭击，35人死；4月23日，新疆喀什巴楚县发生重大伤亡的暴力事件，据报，该事件造成包括警察、社区工作人员在内15人死亡……
2014年南宁街道办副主任被被小贩持刀杀死；锦州北镇卫生局两官员在办公室被杀；四川新龙维稳办副主任被枪杀；吉林龙潭村征地现场城管大队长被砍死；昆明火车站发生恐袭，30人死亡；厦门公交车发生爆炸案，48人死……
2015年温州平阳一村主任当街遭枪手杀死；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支书被村民枪杀；黑龙江宝清县，贝金明血洗村委会杀4人；北京大兴一拆迁员砖砸村民被砍死；山东省招远市柳家村村支书李培峰被村民刺死；鞍山市一村支书在马路上被刘某用刀杀死；河北贾敬龙因拆迁问题杀死村支书……
2016年陕西延长县村长一家被灭门，广西博白双风镇北村村主任被杀……2017年轰动的江西明经过杀死村官案……
上述杀官案的共同特点是官逼民反，正是因为官员们罔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殴打民众，肆意践踏百姓的权利，视百姓为草芥的所为，才令老百姓们忍无可忍，才不得已选择了自卫，乃至报复社会，并造成了人员死亡的严重后果。
没有人否认，冲天的怨气正在中国大陆积聚，就连中共官员自己也深知，当局阻止民众移民、防止下一次血案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无疑，要防止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必须从源头做起，即解体中共，铲除中共各级黑社会组织，而几十万人上街是吓不倒那些“不畏死”的老百姓的。因为越来越多被压迫的中国人已经相信“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制造北京商场血案的朱某某或许也是如此吧。
而如果血案背后是有预谋的恐袭，那么就不是表面这么简单了。这不禁让人想起2014年两会前昆明火车站发生蒙面人持刀制造特大血案后，北京亦提升了安保措施，做到“重点部位有警力，重要路段有巡逻，街道社区有联防，社会动向有情报，确保防得住、不出事”。当时分析指，昆明惨案背后有江派的鬼影，为了防止江派搅局，北京才提升安保措施。
因此，此次北京在商场血案后，竟然提升防控级别，同样不排除防止党内对手在传统新年和“两会”前搅局的考量。
无论是哪种原因，中共当局如此的反应，说明其已如惊弓之鸟，面对着随时出现的危险而神经兮兮。没有人否认，终有一天，中共会在某个不期而至的催命符中走入历史的垃圾堆。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显然，警方在抓获凶嫌后，已知晓了他是因何行凶的，知晓了他的“个人不满”所在，但却没有公开。在谴责凶犯滥杀的同时，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他的“不满”究竟是谁造成的？家庭还是社会？是怎样的愤怒让他选择去滥杀无辜、报复社会？难道背后隐藏的又是一个冤案？
耐人寻味的是，官方通报时少有的点出了其行凶的原因是“发泄不满”，而这在以往的类似案件中并没有见到。比如2016年6月27日发生在北京海淀区学清路静淑苑公交站台的持刀杀人案，2013年7月20日发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爆炸案等，都没有提及此点。那么，此次官方为何要如此用词呢？
除了罕见用词外，北京当局还在商场伤人案的当晚启动了一级超常防控等级，20万人连夜上街防控。而且从2月12日白天起，中共发动北京70万民众，包括“红袖标”、“小红帽”、“西城大妈”等上街布防。其阵势仅仅亚于中共召开的历次重大会议前和期间。
这样的阵势让人在慨叹中共如此“道路自信”的同时，也心生疑问：一个“发泄个人不满”的个案有必要让当局如此兴师动众、草木皆兵，吗？如此兴师动众要防谁？防止那些同样怀有不满情绪的潜在行凶者？亦或事件并非如官方报道的那般简单？难道凶嫌还有同伙？难道其背后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恐怖袭击？
如果是为了防止同样怀有不满情绪的潜在行凶者而兴师动众，那么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中共面前的是：倒行逆施的中共已逼得很多中国人没有了活路，而选择了暴力相向，杀官员、杀无辜者，报复社会，这大概也是中共罕见使用“发泄个人不满”以承认现实的原因。诚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些年中，从暴力杀官、杀警察到杀无辜民众的恶性事件并不鲜见。2008年上海杨佳手刃上海几名警察成为标志性事件。2011年，吉林、抚州发生爆炸，爆炸目标明确指向中共政府和中共官员。此外，南方某地还发生了银行官员们在开会时，被一个莫名辞退的职工投掷的自制燃烧瓶灼伤的惨剧，据说40多人受伤，还有人跳楼逃命。
2012年各地被杀的官员包括：云南丽江市永胜县仁和镇某公安局副局长、天津北辰区村长黄双来、广西桂林灵川县官员秦启明、贵州德江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副队长张波、广东湛江东海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湖北杏花乡星光村三村官……
2013年，新疆多次爆发维族群众冲击、杀死警察和地方官员的事件。6月28日，新疆南部和田地区超过100人持刀骑着摩托车，试图冲击墨玉县公安局；6月26日，新疆吐鲁番鄯善县警局和政府机构被袭击，35人死；4月23日，新疆喀什巴楚县发生重大伤亡的暴力事件，据报，该事件造成包括警察、社区工作人员在内15人死亡……
2014年南宁街道办副主任被被小贩持刀杀死；锦州北镇卫生局两官员在办公室被杀；四川新龙维稳办副主任被枪杀；吉林龙潭村征地现场城管大队长被砍死；昆明火车站发生恐袭，30人死亡；厦门公交车发生爆炸案，48人死……
2015年温州平阳一村主任当街遭枪手杀死；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支书被村民枪杀；黑龙江宝清县，贝金明血洗村委会杀4人；北京大兴一拆迁员砖砸村民被砍死；山东省招远市柳家村村支书李培峰被村民刺死；鞍山市一村支书在马路上被刘某用刀杀死；河北贾敬龙因拆迁问题杀死村支书……
2016年陕西延长县村长一家被灭门，广西博白双风镇北村村主任被杀……2017年轰动的江西明经过杀死村官案……
上述杀官案的共同特点是官逼民反，正是因为官员们罔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殴打民众，肆意践踏百姓的权利，视百姓为草芥的所为，才令老百姓们忍无可忍，才不得已选择了自卫，乃至报复社会，并造成了人员死亡的严重后果。
没有人否认，冲天的怨气正在中国大陆积聚，就连中共官员自己也深知，当局阻止民众移民、防止下一次血案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无疑，要防止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必须从源头做起，即解体中共，铲除中共各级黑社会组织，而几十万人上街是吓不倒那些“不畏死”的老百姓的。因为越来越多被压迫的中国人已经相信“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制造北京商场血案的朱某某或许也是如此吧。
而如果血案背后是有预谋的恐袭，那么就不是表面这么简单了。这不禁让人想起2014年两会前昆明火车站发生蒙面人持刀制造特大血案后，北京亦提升了安保措施，做到“重点部位有警力，重要路段有巡逻，街道社区有联防，社会动向有情报，确保防得住、不出事”。当时分析指，昆明惨案背后有江派的鬼影，为了防止江派搅局，北京才提升安保措施。
因此，此次北京在商场血案后，竟然提升防控级别，同样不排除防止党内对手在传统新年和“两会”前搅局的考量。
无论是哪种原因，中共当局如此的反应，说明其已如惊弓之鸟，面对着随时出现的危险而神经兮兮。没有人否认，终有一天，中共会在某个不期而至的催命符中走入历史的垃圾堆。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