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老三届”这个特定词语，很多人并不陌生。它专指文革期间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年共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文革爆发后，大学停止招生，这三届本应已毕业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结束学业的高中、初中生，在被毛利用完打倒党内对手后，又被毛一声令下，以“知识青年”的身分发配到了农村或边疆地区。当时，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5至21岁之间。1979年，这些数百万“老三届毕业生”才被允许参加高考，而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已然永远留在了被发配的土地上。
关于“老三届”悲欢离合的故事，报章、书籍并不罕见。不过，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学生群体，即没有多少知识的“新五届”知青，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他们专指的是1969至1973届毕业的中学生，其中六九届的初中生最为悲惨，因为他们连一天真正的初中课本都没有摸过。
自身就是“六九届”的徐小棣在《颠倒岁月》一书中，专门有一篇写的就是《北京的“六九届”》。在文章中，她是如此诠释“六九届”的：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六年级的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6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小学没毕业的他们，在失学一年多后，于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被收入中学。
可叹的是，六九届初中生上初中后没有自己的课本，主要学习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学习毛着作和毛语录，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二是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三是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
他们与前边的“老三届”和后边的几届学生相比，几乎没有上过一天文化课，没有系统地学过数、理、化等课程，偶尔会有老师借题发挥下讲讲修辞，讲讲典故和古汉语，讲讲计算方法……但这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就是这样的初中，他们也只上了不到两年，从1969年8月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北京的“六九届”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地处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
在徐小棣看来，“六九届”知识的匮乏不仅让他们在“上山下乡”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也无法像“老三届”那样把握机遇，通过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人在回城后，只能在底层挣扎地讨生活，鲜有人成为当今社会所认为的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
对于这群特殊的群体，好在有《北京的“六九届”》等文章，让我们多少了解了他们曾经的生活。
兵团生活
当年，16岁的徐小棣随同三十多个与自己差不多大的同伴去了内蒙古插队，他们的驻地在五加河南岸。16个女生中有14个是“六九届”的，条件自然很艰苦。
晚上常常没电，女孩子们就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躺着聊天、讲故事。最为可怕的是，他们连的指导员行为不端。1970年夏天睡蚊帐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那人就跑了，所以大家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导员，但又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直到1974年，指导员的问题才被公布出来，他曾对6个人性侵，其中至少有3个人是六九届的。她们都是因为希望通过“病退”或“困退”回北京而有求于指导员，才遭到伤害的。
在1971年林彪事件前，兵团的生活完全是军事化的。清晨6点鸣号起床，一两分钟内穿好衣服出去列队报号，然后出操。出操后整理内务，但时间很短。天色微明时列队去食堂，在门口要先唱一首歌，然后才能去吃饭。早饭后政治学习。8点钟列队出工劳动，11点半返回吃午饭，仍然要先唱一首歌。下午1点再出工，6点返回，6点半吃饭。晚上8点点名总结。10点熄灯睡觉。这样刻板的生活显然是中共洗脑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这些常规安排外，知青们还要听从随时而来的“最高指示”、“次最高指示”和兵团领导指示，从事义务劳动、演习等等。1971年，因为江青说了句“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徐小棣所在的师团政治处做出了一个决定：每一个连队都要排出一台戏，还指定了全团汇演的时间。
于是，在出工列队时，在吃饭时，在业馀时间演唱样板戏成了每个人的任务。由于当时媒体广播里终日播的就是样板戏，所以很多人无师自通，可以演唱不少选段，一些台词还成为表达的语言。想想现在不少人可以脱口而出的样板戏段子，就可知当年的“狂轰滥炸”式的洗脑。
不过，唱来唱去，也有唱出事的。徐小棣提到他们中的一个男生没事就说《智取威虎山》中控诉社会黑暗的“八年了，别提它了”的台词，因此被怀疑是“对社会主义不满”，他马上变得沉默寡言。而徐小棣也因为打饭时说了句“呸，呸，这年月连粥都喝不成了！”的台词也遭到“抱怨上山下乡生活艰苦”的指控。
在疯狂的练习后，每个连队都排出了一出戏，徐小棣所在的连队演出的是《红灯记》。“那些唱腔混进我们金色的年华，无法涂抹地印在了心上。”这该是怎样的悲哀？！
在其他有门路的同伴们相继回城之际，父母存在问题的徐小棣依旧留在兵团。一次，她因为服用异丙嗪出现不适症状而发现自己对这种药过敏，其后在成为连队的“批判对象”而内心痛苦和无法回家探亲时，她选择了偷服从军医那里偷来的药片。善良的军医没有戳穿她，而是告诉她“人是要想开的”。在经历过几次痛苦后，她终于明白了选择逃避是软弱，她重新坚强起来。
六九届知青刑事案件
在徐小棣看来，老三届的问题常常出在政治方面，而六九届知青犯事儿却屡屡在刑事上。1974年她所在的内蒙古二师十五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届的。
一件是北京108中的一个六九届知青为了一支价值120元的上海手表，杀死了北京一个六九届知青，并将其尸体沉入水中，后尸体浮出。21岁的凶手被枪决。
另一件是1974年，她所在连队的一个女生突然生了个足月的婴儿，而婴儿的父亲竟然是在砖窑烧火的职工，一个70多岁的老头。这个女生坐月子后，不仅被开除了团籍，还被发配到砖厂干活。后来回到北京门头沟矿区，据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单身矿工洗衣为生。2009年徐小棣在参加知青聚会时，听说她已经去世多年了。
六九届知青的结局
1999年，是徐小棣们下乡三十周年，她与中学同学聚会过一次，有近40人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惟有徐小棣因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文凭，而被称为“知识分子”。但是徐小棣很难过，因为在她所工作的中学，她的学历很不“硬”，很拿不出手。而因为文化基础太差，各种考核都得硬着头皮去应对。
徐小棣的同学中下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他们中很少有所谓社会公认的“成功人士”。北京的六九届知青尚且如此，其它城市的呢？
还未进行的反思
对于六九届知青的往事，相关资料甚少，除了当局的限制外，这不能不说与六九届知青自身有关联。徐小棣就写道：2009年，北京有很多老知青的聚会，但很少有人能把聚会办成严肃的纪念活动，以表达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追问和反思。让人痛心的是，我们付出了那样巨大的代价，可是知青的回忆却再度变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园牧歌，大家喜欢轻松和浪漫，不喜欢把当年的种种真实告诉世人。而隐瞒当年的真相自然让中共如释重负。
不过，毕竟还有如徐小棣这样清醒的六九届知青。她的笔下通过一段段往事，传递出的就是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据说上山下乡是为了国家大局，如果所谓的“国家利益”需要的是像六九届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让莫名其妙的“国家利益”稀释、消融六九届对历史的承受，是别有用心的假大空。
但愿有更多在世的六九届知青能够站出来，将历史的真实留给后人。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关于“老三届”悲欢离合的故事，报章、书籍并不罕见。不过，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学生群体，即没有多少知识的“新五届”知青，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他们专指的是1969至1973届毕业的中学生，其中六九届的初中生最为悲惨，因为他们连一天真正的初中课本都没有摸过。
自身就是“六九届”的徐小棣在《颠倒岁月》一书中，专门有一篇写的就是《北京的“六九届”》。在文章中，她是如此诠释“六九届”的：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六年级的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6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小学没毕业的他们，在失学一年多后，于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被收入中学。
可叹的是，六九届初中生上初中后没有自己的课本，主要学习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学习毛着作和毛语录，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二是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三是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
他们与前边的“老三届”和后边的几届学生相比，几乎没有上过一天文化课，没有系统地学过数、理、化等课程，偶尔会有老师借题发挥下讲讲修辞，讲讲典故和古汉语，讲讲计算方法……但这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就是这样的初中，他们也只上了不到两年，从1969年8月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北京的“六九届”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地处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
在徐小棣看来，“六九届”知识的匮乏不仅让他们在“上山下乡”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也无法像“老三届”那样把握机遇，通过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人在回城后，只能在底层挣扎地讨生活，鲜有人成为当今社会所认为的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
对于这群特殊的群体，好在有《北京的“六九届”》等文章，让我们多少了解了他们曾经的生活。
兵团生活
当年，16岁的徐小棣随同三十多个与自己差不多大的同伴去了内蒙古插队，他们的驻地在五加河南岸。16个女生中有14个是“六九届”的，条件自然很艰苦。
晚上常常没电，女孩子们就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躺着聊天、讲故事。最为可怕的是，他们连的指导员行为不端。1970年夏天睡蚊帐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那人就跑了，所以大家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导员，但又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直到1974年，指导员的问题才被公布出来，他曾对6个人性侵，其中至少有3个人是六九届的。她们都是因为希望通过“病退”或“困退”回北京而有求于指导员，才遭到伤害的。
在1971年林彪事件前，兵团的生活完全是军事化的。清晨6点鸣号起床，一两分钟内穿好衣服出去列队报号，然后出操。出操后整理内务，但时间很短。天色微明时列队去食堂，在门口要先唱一首歌，然后才能去吃饭。早饭后政治学习。8点钟列队出工劳动，11点半返回吃午饭，仍然要先唱一首歌。下午1点再出工，6点返回，6点半吃饭。晚上8点点名总结。10点熄灯睡觉。这样刻板的生活显然是中共洗脑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这些常规安排外，知青们还要听从随时而来的“最高指示”、“次最高指示”和兵团领导指示，从事义务劳动、演习等等。1971年，因为江青说了句“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徐小棣所在的师团政治处做出了一个决定：每一个连队都要排出一台戏，还指定了全团汇演的时间。
于是，在出工列队时，在吃饭时，在业馀时间演唱样板戏成了每个人的任务。由于当时媒体广播里终日播的就是样板戏，所以很多人无师自通，可以演唱不少选段，一些台词还成为表达的语言。想想现在不少人可以脱口而出的样板戏段子，就可知当年的“狂轰滥炸”式的洗脑。
不过，唱来唱去，也有唱出事的。徐小棣提到他们中的一个男生没事就说《智取威虎山》中控诉社会黑暗的“八年了，别提它了”的台词，因此被怀疑是“对社会主义不满”，他马上变得沉默寡言。而徐小棣也因为打饭时说了句“呸，呸，这年月连粥都喝不成了！”的台词也遭到“抱怨上山下乡生活艰苦”的指控。
在疯狂的练习后，每个连队都排出了一出戏，徐小棣所在的连队演出的是《红灯记》。“那些唱腔混进我们金色的年华，无法涂抹地印在了心上。”这该是怎样的悲哀？！
在其他有门路的同伴们相继回城之际，父母存在问题的徐小棣依旧留在兵团。一次，她因为服用异丙嗪出现不适症状而发现自己对这种药过敏，其后在成为连队的“批判对象”而内心痛苦和无法回家探亲时，她选择了偷服从军医那里偷来的药片。善良的军医没有戳穿她，而是告诉她“人是要想开的”。在经历过几次痛苦后，她终于明白了选择逃避是软弱，她重新坚强起来。
六九届知青刑事案件
在徐小棣看来，老三届的问题常常出在政治方面，而六九届知青犯事儿却屡屡在刑事上。1974年她所在的内蒙古二师十五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届的。
一件是北京108中的一个六九届知青为了一支价值120元的上海手表，杀死了北京一个六九届知青，并将其尸体沉入水中，后尸体浮出。21岁的凶手被枪决。
另一件是1974年，她所在连队的一个女生突然生了个足月的婴儿，而婴儿的父亲竟然是在砖窑烧火的职工，一个70多岁的老头。这个女生坐月子后，不仅被开除了团籍，还被发配到砖厂干活。后来回到北京门头沟矿区，据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单身矿工洗衣为生。2009年徐小棣在参加知青聚会时，听说她已经去世多年了。
六九届知青的结局
1999年，是徐小棣们下乡三十周年，她与中学同学聚会过一次，有近40人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惟有徐小棣因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文凭，而被称为“知识分子”。但是徐小棣很难过，因为在她所工作的中学，她的学历很不“硬”，很拿不出手。而因为文化基础太差，各种考核都得硬着头皮去应对。
徐小棣的同学中下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他们中很少有所谓社会公认的“成功人士”。北京的六九届知青尚且如此，其它城市的呢？
还未进行的反思
对于六九届知青的往事，相关资料甚少，除了当局的限制外，这不能不说与六九届知青自身有关联。徐小棣就写道：2009年，北京有很多老知青的聚会，但很少有人能把聚会办成严肃的纪念活动，以表达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追问和反思。让人痛心的是，我们付出了那样巨大的代价，可是知青的回忆却再度变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园牧歌，大家喜欢轻松和浪漫，不喜欢把当年的种种真实告诉世人。而隐瞒当年的真相自然让中共如释重负。
不过，毕竟还有如徐小棣这样清醒的六九届知青。她的笔下通过一段段往事，传递出的就是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据说上山下乡是为了国家大局，如果所谓的“国家利益”需要的是像六九届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让莫名其妙的“国家利益”稀释、消融六九届对历史的承受，是别有用心的假大空。
但愿有更多在世的六九届知青能够站出来，将历史的真实留给后人。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