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中共抓壮丁连老弱小孩也不放过

2018年02月26日评论
中共在搞革命过程中,其实是叛乱,曾大规模抓壮丁,其中过程的蛮横霸道和邪恶,因为中共篡改和掩盖封锁,至今少为人知。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连遭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强制性扩红运动,即抓壮丁,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极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为此中共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抓壮丁,而且连老弱小孩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毛泽东还要求将“查田”、“抓反革命”和“扩红”三运动结合起来,给各村定出指标限期完成。当年,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

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据老红军刘英披露:“第二次扩红,毛泽东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在这种高压下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时苏区的规矩是,谁家有红军,谁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后抽壮丁抽到兴国全县无一壮丁可抽,田只能让童与姑们去代耕。”

强迫抓来的兵一有机会当然逃跑。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县、博生县(今宁都)送去一团十二个连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

“扩红”运动中,不仅抓到的壮丁逃跑,苏区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馀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

老红军李一氓回忆说:“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他们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

没能逃亡的民众纷纷以装病、自残逃避兵役,甚至自杀抗争。有的农民被逼得自残甚至投河自尽,有的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老头子。

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道:“扩红到最后是强制报名参军;人们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 经过不断扩红,苏区农村的青壮男子差不多都当了兵,务农的重担落在老、幼、妇女身上,“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馀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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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