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02月28日讯】中共最高检日前印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下称《规定》），声称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假精神病”和“被精神病”。但这样就能有效杜绝精神正常的维权人士“被精神病”吗？来看报导。
中共最高检2月26号出台《规定》，声称要坚决防止和纠正犯罪嫌疑人“假冒精神病人”逃脱法律制裁，和普通人“被精神病”而错误强制医疗。
该《规定》共23条，对公安机关办理强制医疗案件的侦查活动监督、强制医疗决定执行中发现的错误强制医疗决定的监督，以及检察院提出纠正意见，和审查可能错误强制医疗决定的内部工作程序和司法权责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同时指出，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的监督，由检察院公诉部门负责。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原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最高检发这个《规定》，肯定是有相当多的人利用权力，他没有精神病的，给他搞一个精神病的鉴定，就把犯罪嫌疑人保护起来了，就不受追究了。同时又有很多不是精神病的人，包括有法轮功，包括上访的这些人，就给他一个‘精神病’（的名义），就把他送住院，实际上是变相的限制人身自由。”
“被精神病”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制度性怪圈”。不该收治的个人可以被轻易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而住院期间往往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近年来，不少精神正常的上访者被“被精神病”，频频见诸报端。被治疗、被拘禁者，则失去人身自由及其他人权。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就曾公开放言：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一度引起舆论哗然。
公众都期盼“被精神病”悲剧不再重演。但中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的缺陷、判定权属，包括被滥用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名等，都成为治理障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曾表示，被精神病的根源就是权力滥用和肆意扩张。
而《精神卫生法》从1985年开始起草，到2012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历时27年的“难产”，焦点之一正是对公权力的限制。该法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被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然而，这只是美好愿望。
就在今年中国新年前夕，重庆数十名维权人士集会并发起公开签名活动－－“重庆冤民不愿‘精神病’，不愿被打击报复陷害关大牢”。据报导，地方当局将十多名维权人士送精神病院，或要求作精神病鉴定。
重庆维权人士郭兴梅：“他们可能是想继续关押，就把这些访民拘押的时候就去做精神病鉴定。我们没有被关押的访民，就是在网上呼吁嘛，我们本身都没有精神病，不要‘被精神病’。”
重庆维权人士赖本富：“它的目的就是控制人嘛！没有理由关押这些人，拿不出来所谓罪证，把人‘被精神病’，就好控制了，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继续在犯罪呀！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想解决问题，只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曾参与《精神卫生法》讨论和制定的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原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认为，新规的颁布，可以说是一种进步。有这个规定总比没有好，以后律师办案可以以此为“武器”，来为那些“被精神病”的正常人士辩护。但能不能就此杜绝“被精神病”，他表示还很难说。
张赞宁：“中国的法律，光有法律还不行，还要看具体执行的人，还要看上面重视的程度。中国的法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搞运动式的。司法还是缺少监督。如果司法真正能够独立的话，很多冤假错案都可以避免。”
张赞宁表示，要从根本上杜绝“被精神病”重演，最终还是要司法独立，否则所有的法律都是虚伪的法律。
采访/易如 编辑/王子琦 后制/钟元
中共最高检2月26号出台《规定》，声称要坚决防止和纠正犯罪嫌疑人“假冒精神病人”逃脱法律制裁，和普通人“被精神病”而错误强制医疗。
该《规定》共23条，对公安机关办理强制医疗案件的侦查活动监督、强制医疗决定执行中发现的错误强制医疗决定的监督，以及检察院提出纠正意见，和审查可能错误强制医疗决定的内部工作程序和司法权责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同时指出，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的监督，由检察院公诉部门负责。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原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最高检发这个《规定》，肯定是有相当多的人利用权力，他没有精神病的，给他搞一个精神病的鉴定，就把犯罪嫌疑人保护起来了，就不受追究了。同时又有很多不是精神病的人，包括有法轮功，包括上访的这些人，就给他一个‘精神病’（的名义），就把他送住院，实际上是变相的限制人身自由。”
“被精神病”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制度性怪圈”。不该收治的个人可以被轻易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而住院期间往往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近年来，不少精神正常的上访者被“被精神病”，频频见诸报端。被治疗、被拘禁者，则失去人身自由及其他人权。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就曾公开放言：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一度引起舆论哗然。
公众都期盼“被精神病”悲剧不再重演。但中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的缺陷、判定权属，包括被滥用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名等，都成为治理障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曾表示，被精神病的根源就是权力滥用和肆意扩张。
而《精神卫生法》从1985年开始起草，到2012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历时27年的“难产”，焦点之一正是对公权力的限制。该法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被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然而，这只是美好愿望。
就在今年中国新年前夕，重庆数十名维权人士集会并发起公开签名活动－－“重庆冤民不愿‘精神病’，不愿被打击报复陷害关大牢”。据报导，地方当局将十多名维权人士送精神病院，或要求作精神病鉴定。
重庆维权人士郭兴梅：“他们可能是想继续关押，就把这些访民拘押的时候就去做精神病鉴定。我们没有被关押的访民，就是在网上呼吁嘛，我们本身都没有精神病，不要‘被精神病’。”
重庆维权人士赖本富：“它的目的就是控制人嘛！没有理由关押这些人，拿不出来所谓罪证，把人‘被精神病’，就好控制了，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继续在犯罪呀！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想解决问题，只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曾参与《精神卫生法》讨论和制定的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原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认为，新规的颁布，可以说是一种进步。有这个规定总比没有好，以后律师办案可以以此为“武器”，来为那些“被精神病”的正常人士辩护。但能不能就此杜绝“被精神病”，他表示还很难说。
张赞宁：“中国的法律，光有法律还不行，还要看具体执行的人，还要看上面重视的程度。中国的法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搞运动式的。司法还是缺少监督。如果司法真正能够独立的话，很多冤假错案都可以避免。”
张赞宁表示，要从根本上杜绝“被精神病”重演，最终还是要司法独立，否则所有的法律都是虚伪的法律。
采访/易如 编辑/王子琦 后制/钟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