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3月04日讯】中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会议3月3日开幕，标志着中共两会正式登场。在海外舆论聚焦北京修改宪法的同时，有分析指，与从宪法中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相比，舆论界更应关注的是曾经被邓小平从宪法中删除的“党领导一切”的表述，或将再次被写入宪法正文。
自从新华社在英文版透露了北京当局打算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后，海外舆论界便一直围绕这个话题讨论得沸反盈天。
然而，就在中共两会即将登场的前夜，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发文表示，与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相比，媒体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共或将通过修宪，把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句话载入宪法正文。
报导说，这是自邓小平在1982宪法正文中删除“中共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之后36年来，中共再次将中共领导写入宪法正文。
文章表示，估计这条修宪建议将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而这个重大修改将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据公开的资讯，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在中国大陆立足未稳，因此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还没敢把类似“中共领导一切”的表述写入其中。
但到了1954年中共主导下正式制定第一部宪法时，中共党魁毛泽东就在制宪会议——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虽然还是没敢把这个说法堂而皇之地写入宪法之中，但在其实际的统治当中已经把“党领导一切” 奉为圭臬。
例如：1962年，掌握着中国最高权力的毛泽东，就曾多次在大型的会议上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毛泽东掌权的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被囊括在“党”的全面掌管之下，党权的无限膨胀更日益演化为对个人独裁的极端崇拜，最终衍生出“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
文革结束后，鉴于前车之鉴，重新掌权的邓小平提出对中共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在政治报告和党章中都没有再提“党领导一切”，而是对“党的领导”有所限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2000年1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在退位交权前为巩固自己的实权，又公开重提：“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但也没敢把这个提法写入宪法。
中共18大后，习近平再次提出类似说法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共19大的政治报告则重申，中共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十九大修改中共党章时，当局把“党是领导一切的”等说辞，也写入了党章之中。
当时海外有时政评论文章称，“对于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共来说，在党章中第一次加入党领导一切的条文，不只反映历史，也反映执政合法性危机给新旧高层的压力。”
现在，中共要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宪法，自然也引起了海外时政观察人士的关注与议论。
有观点认为，邓小平之所以要在1982年的宪法中删除“党是核心，必须拥护中共的领导”这几句话，是因为他亲眼见证了前党魁毛泽东，利用写入宪法的这几句话就可以公然把所有与毛意见不同的人（包括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全部“合法”地划入“反党集团”而彻底打为“政治贱民”，并从此“不得翻身”。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说，如今中共再次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宪法，意味着以后谁反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恐怕就不是简单的意见不同或不守政治规矩的问题，而是直接违法违宪。这样做等于是直接把“政治反腐”纳入宪法，对于那些威胁到其现行统治的高官或中共党内的帮派势力，则无需仅靠复杂缓慢的经济反腐去予以打击，而是可以直接利用政治反腐迅速拿下对手。
事实上，在中共十九大结束后不久，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立下汗马功劳的前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经于2017年11月7日在中共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政论文。
王岐山在这篇文章中重申了刚刚被写入中共党章的“党是领导一切的”的论调，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同时，文章还直言：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该文并谈及“果断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声言要防止利益集团“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就是要“冲着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去”，“消弭政治隐患”云云。
王岐山的文章显然在发出强烈政治讯号，显示北京当局似早有部署要在“政治反腐”上大作文章，而北京当局如果通过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宪法来进一步集权，中国必将面临一个难以定论的局面。唐靖远对此表示：就“反腐”来说，习近平将拥有更强力、更方便的“武器”，但一旦这种强权失控，很可能就是文革一言堂、政治帽子满天飞的时代重演。
(记者唐迪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明轩）
“党领导一切”或将写入宪法
自从新华社在英文版透露了北京当局打算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后，海外舆论界便一直围绕这个话题讨论得沸反盈天。
然而，就在中共两会即将登场的前夜，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发文表示，与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相比，媒体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共或将通过修宪，把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句话载入宪法正文。
报导说，这是自邓小平在1982宪法正文中删除“中共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之后36年来，中共再次将中共领导写入宪法正文。
文章表示，估计这条修宪建议将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而这个重大修改将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共领导一切”在中共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地位
据公开的资讯，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在中国大陆立足未稳，因此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还没敢把类似“中共领导一切”的表述写入其中。
但到了1954年中共主导下正式制定第一部宪法时，中共党魁毛泽东就在制宪会议——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虽然还是没敢把这个说法堂而皇之地写入宪法之中，但在其实际的统治当中已经把“党领导一切” 奉为圭臬。
例如：1962年，掌握着中国最高权力的毛泽东，就曾多次在大型的会议上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毛泽东掌权的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被囊括在“党”的全面掌管之下，党权的无限膨胀更日益演化为对个人独裁的极端崇拜，最终衍生出“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
文革结束后，鉴于前车之鉴，重新掌权的邓小平提出对中共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在政治报告和党章中都没有再提“党领导一切”，而是对“党的领导”有所限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2000年1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在退位交权前为巩固自己的实权，又公开重提：“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但也没敢把这个提法写入宪法。
修宪将强调“党的领导”有迹可寻 时评人士关注
中共18大后，习近平再次提出类似说法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共19大的政治报告则重申，中共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十九大修改中共党章时，当局把“党是领导一切的”等说辞，也写入了党章之中。
当时海外有时政评论文章称，“对于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共来说，在党章中第一次加入党领导一切的条文，不只反映历史，也反映执政合法性危机给新旧高层的压力。”
现在，中共要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宪法，自然也引起了海外时政观察人士的关注与议论。
有观点认为，邓小平之所以要在1982年的宪法中删除“党是核心，必须拥护中共的领导”这几句话，是因为他亲眼见证了前党魁毛泽东，利用写入宪法的这几句话就可以公然把所有与毛意见不同的人（包括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全部“合法”地划入“反党集团”而彻底打为“政治贱民”，并从此“不得翻身”。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说，如今中共再次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宪法，意味着以后谁反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恐怕就不是简单的意见不同或不守政治规矩的问题，而是直接违法违宪。这样做等于是直接把“政治反腐”纳入宪法，对于那些威胁到其现行统治的高官或中共党内的帮派势力，则无需仅靠复杂缓慢的经济反腐去予以打击，而是可以直接利用政治反腐迅速拿下对手。
事实上，在中共十九大结束后不久，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立下汗马功劳的前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经于2017年11月7日在中共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政论文。
王岐山在这篇文章中重申了刚刚被写入中共党章的“党是领导一切的”的论调，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同时，文章还直言：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该文并谈及“果断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声言要防止利益集团“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就是要“冲着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去”，“消弭政治隐患”云云。
王岐山的文章显然在发出强烈政治讯号，显示北京当局似早有部署要在“政治反腐”上大作文章，而北京当局如果通过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宪法来进一步集权，中国必将面临一个难以定论的局面。唐靖远对此表示：就“反腐”来说，习近平将拥有更强力、更方便的“武器”，但一旦这种强权失控，很可能就是文革一言堂、政治帽子满天飞的时代重演。
(记者唐迪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