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03月19日讯】深圳警方最近在网上推出了一个行人闯红灯曝光台，行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现场照片等被部分公开。这背后运用的正是中共大数据监控的核心技术之一——“人脸自动识别”。评论认为，中共快速推进人脸识别等系统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管控和监视民众，实现网格化维稳。
日前，深圳市公安局在官网上设立了一个行人闯红灯曝光台，专门公开骑车或步行闯红灯的路人信息。包括具体时间、地点、行人的姓名、身份证、现场照片等部分信息。曝光台刚推出的时候，人们还可以通过姓名和身份证信息搜索当事人。
这一曝光台的出现引发舆论热议。网民质疑，虽然制止行人闯红灯是应该的，但曝光行人的身份信息以及照片，公开其个人隐私并当众羞辱，与文革期间的游街示众没有本质差别。
网民担心，行人隐私被公开披露，可能被坏人盗用，使行人合法权益受损。此外，中共有关部门是全世界采集个人信息权力最大的地方，交管部门仅仅因为闯红灯就能随意曝光个人信息，那么任何权力部门都可能如此滥用，损害公民隐私和基本权利。
原广东省食品供销公司经理范一平：“像这种人权被任意侵犯、被粗暴践踏的事情太多了。这就是一个非常专制邪恶的统治。你老百姓没有任何权利的，在这个国家。”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对《新唐人》表示，依法处罚闯红灯的行人这是警方的责任，是应该的。但深圳这一曝光台事件的背后映射的是中国大陆无处不在的人脸识别系统、无处不在的监控。这一系统也绝不单纯是为了所谓的公共安全、社会服务，防控刑事犯罪、治安违法、反恐等，而是另有目的，监控国民、实现网格化维稳等。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人脸识别系统的广泛应用，最重要的、或者说对当局具有最高价值的，真的不是反恐、不是打击刑事犯罪，而是对于街头行动、对于广场政治的防控。”
胡佳谈到，1989年64事件之后，当局为了识别出64事件的参与者和同情人士、支持者等，还让各单位、院校的保卫科、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必须前去观看录像、照片进行人工确认。而现在，利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技术，警方就能够非常轻易的获取这类名单。
胡佳：“比如说，有人参加了一个示威、静态环境下的示威，有人参加了动态环境下的游行，只要是被他们沿途各种各样的高清摄像头拍摄下来，他立刻就会知道。一份名单，你在行进的途中、或者你站立在街头的过程中，就已经摆在了政治警察部门的行动防控系统中。”
近年来，中共大力推动与大数据分析和监控相关的技术与系统，通过无处不在的高清摄像头、各类非自愿的采集手段，获取民众的个人信息，进行人脸自动识别、声音监控等。
这其中，深圳也并不是个例，据《大纪元新闻网》报导，济南、重庆、福州等多地都在使用“人脸识别”系统自动识别闯红灯的行人。
此外，中共还力推所谓的“社会信用系统”，计划在2020年建成。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文表示，中国正在变成数字极权国家。社会信用系统是中共启动的数字社会控制实验。
外界担忧，如果闯红灯、网上发帖批评时政等各类信息都被自动纳入“信用评分系统”，国民将被全面监控，很多人可能会因此被列入信用黑名单，在贷款、购买机票、火车票、工作等方方面面受到限制与影响。
而中共国家发改委近期发布的一份通告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担忧，通告称，自5月1号起，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人将被限制搭乘火车和飞机。
采访/陈汉 编辑/李谦 后制/葛雷
日前，深圳市公安局在官网上设立了一个行人闯红灯曝光台，专门公开骑车或步行闯红灯的路人信息。包括具体时间、地点、行人的姓名、身份证、现场照片等部分信息。曝光台刚推出的时候，人们还可以通过姓名和身份证信息搜索当事人。
这一曝光台的出现引发舆论热议。网民质疑，虽然制止行人闯红灯是应该的，但曝光行人的身份信息以及照片，公开其个人隐私并当众羞辱，与文革期间的游街示众没有本质差别。
网民担心，行人隐私被公开披露，可能被坏人盗用，使行人合法权益受损。此外，中共有关部门是全世界采集个人信息权力最大的地方，交管部门仅仅因为闯红灯就能随意曝光个人信息，那么任何权力部门都可能如此滥用，损害公民隐私和基本权利。
原广东省食品供销公司经理范一平：“像这种人权被任意侵犯、被粗暴践踏的事情太多了。这就是一个非常专制邪恶的统治。你老百姓没有任何权利的，在这个国家。”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对《新唐人》表示，依法处罚闯红灯的行人这是警方的责任，是应该的。但深圳这一曝光台事件的背后映射的是中国大陆无处不在的人脸识别系统、无处不在的监控。这一系统也绝不单纯是为了所谓的公共安全、社会服务，防控刑事犯罪、治安违法、反恐等，而是另有目的，监控国民、实现网格化维稳等。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人脸识别系统的广泛应用，最重要的、或者说对当局具有最高价值的，真的不是反恐、不是打击刑事犯罪，而是对于街头行动、对于广场政治的防控。”
胡佳谈到，1989年64事件之后，当局为了识别出64事件的参与者和同情人士、支持者等，还让各单位、院校的保卫科、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必须前去观看录像、照片进行人工确认。而现在，利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技术，警方就能够非常轻易的获取这类名单。
胡佳：“比如说，有人参加了一个示威、静态环境下的示威，有人参加了动态环境下的游行，只要是被他们沿途各种各样的高清摄像头拍摄下来，他立刻就会知道。一份名单，你在行进的途中、或者你站立在街头的过程中，就已经摆在了政治警察部门的行动防控系统中。”
近年来，中共大力推动与大数据分析和监控相关的技术与系统，通过无处不在的高清摄像头、各类非自愿的采集手段，获取民众的个人信息，进行人脸自动识别、声音监控等。
这其中，深圳也并不是个例，据《大纪元新闻网》报导，济南、重庆、福州等多地都在使用“人脸识别”系统自动识别闯红灯的行人。
此外，中共还力推所谓的“社会信用系统”，计划在2020年建成。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文表示，中国正在变成数字极权国家。社会信用系统是中共启动的数字社会控制实验。
外界担忧，如果闯红灯、网上发帖批评时政等各类信息都被自动纳入“信用评分系统”，国民将被全面监控，很多人可能会因此被列入信用黑名单，在贷款、购买机票、火车票、工作等方方面面受到限制与影响。
而中共国家发改委近期发布的一份通告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担忧，通告称，自5月1号起，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人将被限制搭乘火车和飞机。
采访/陈汉 编辑/李谦 后制/葛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