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05月11日讯】中共推出所谓的社会信用系统，强调是为了“净化社会”“净化人民”，遭到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在节目上大肆嘲讽，中国最该净化的是空气。不仅如此，社会信用系统还将加强整合国民监控力度，针对国民的一举一动进行检测评分。有评论认为，信用是通过行动来表现，而不是通过监控。
Stephen Colbert：“如果你觉得脸书追踪你的一举一动，已经够可怕了，其实这跟中共政府比起来，根本是小儿科。”
中共当局加强整合监控国民的力度，透过增加安装街口摄像头，再配合人脸辨识系统，针对民众的一举一动进行检测评分，藉口奖励所谓的正确行为，同时惩罚错误行为。当局强调这一切都是为了“净化社会”。对此，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在节目上大肆嘲讽。
Stephen Colbert：“中国，如果你想搞‘净化’，或许可以从空气开始做起！”
中共自2014年起，宣称为了提升所谓的“信用水准”与“诚信意识”，规画社会信用系统，并预计在2020年全面落实。透过民众的信用纪录及网路提供的大数据，政府依据个人在社会行为、商业活动及行政事务等面向的表现给分数，利用“社会信用评价系统”，决定民众可以享有多少权利。
大陆独立制片人朱日坤表示，大陆很多人对中共的信用体系有误解，以为跟西方的信用制度一样，其实不是一回事。西方社会的信用制度，主要是个人经济方面信用积累的表现。
大陆独立制片人朱日坤：“中共所谓的信用制度，它其实对个人跟社会层面关系之间的监控。就是说，如果你做任何事情，对这个政权有威胁性的时候，你就会被监控，可能会对你采取措施。而且这个监控它不仅是政府对你的监控，它可能还鼓励人民之间互相揭发，所以它会造成人民最后就是互相不信任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评论认为，中共想藉着维稳社会手段达到的所谓和谐社会，都只是为了保障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但往往都适得其反。
朱日坤：“它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民众对政府的威胁，主要还是箝制人的一种方式。我想它可能会让每个人过得更加有威胁，大家会更加的担心，更加的处在一种恐惧之中。”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这个有些会适得其反，会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因为他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自然会有一种恐惧感，这是起负面效应的一种情况。”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认为，信用是通过行动来表现，而不是通过监控。更重要的是，政府没有起到示范作用。
张赞宁：“现在我帮很多访民的案件，政府承诺给他多少多少的钱，结果还没有等到实现，就把公民给抓起来了，说他非法上访，甚至说他敲诈政府给他抓起来了，这就是政府不讲信誉的表现。”
毛泽东就说过：“我们共产党闹革命就是靠造‘舆论’”。但时至今日，中共靠舆论宣传出来的“伟大光荣正确”，在一再失信于民的情况下，在百姓眼中完全褪色。
张赞宁：“政府过去讲那个‘只生一个好，独生子女好，政府来养老’，后来就变成了政府不养老了。所以政府都不讲信誉，那么老百姓的信誉是不可能提高的，信誉只会崩坏。”
据了解，这套人民评分系统，强调可以让执政者分辨出“好公民”和“坏公民”，而民众一旦被列入“信用黑名单”，往后生活权益将受到影响。截至今年4月中旬，社会信用体系累计逾165亿条数据，将1036万人送上黑名单。
在大数据社会控制下，缺乏监督制度，不透明的评分机制，谁知还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少隐忧？
采访/秦越 编辑/黄亿美 后制/葛雷
Stephen Colbert：“如果你觉得脸书追踪你的一举一动，已经够可怕了，其实这跟中共政府比起来，根本是小儿科。”
中共当局加强整合监控国民的力度，透过增加安装街口摄像头，再配合人脸辨识系统，针对民众的一举一动进行检测评分，藉口奖励所谓的正确行为，同时惩罚错误行为。当局强调这一切都是为了“净化社会”。对此，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在节目上大肆嘲讽。
Stephen Colbert：“中国，如果你想搞‘净化’，或许可以从空气开始做起！”
中共自2014年起，宣称为了提升所谓的“信用水准”与“诚信意识”，规画社会信用系统，并预计在2020年全面落实。透过民众的信用纪录及网路提供的大数据，政府依据个人在社会行为、商业活动及行政事务等面向的表现给分数，利用“社会信用评价系统”，决定民众可以享有多少权利。
大陆独立制片人朱日坤表示，大陆很多人对中共的信用体系有误解，以为跟西方的信用制度一样，其实不是一回事。西方社会的信用制度，主要是个人经济方面信用积累的表现。
大陆独立制片人朱日坤：“中共所谓的信用制度，它其实对个人跟社会层面关系之间的监控。就是说，如果你做任何事情，对这个政权有威胁性的时候，你就会被监控，可能会对你采取措施。而且这个监控它不仅是政府对你的监控，它可能还鼓励人民之间互相揭发，所以它会造成人民最后就是互相不信任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评论认为，中共想藉着维稳社会手段达到的所谓和谐社会，都只是为了保障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但往往都适得其反。
朱日坤：“它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民众对政府的威胁，主要还是箝制人的一种方式。我想它可能会让每个人过得更加有威胁，大家会更加的担心，更加的处在一种恐惧之中。”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这个有些会适得其反，会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因为他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自然会有一种恐惧感，这是起负面效应的一种情况。”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认为，信用是通过行动来表现，而不是通过监控。更重要的是，政府没有起到示范作用。
张赞宁：“现在我帮很多访民的案件，政府承诺给他多少多少的钱，结果还没有等到实现，就把公民给抓起来了，说他非法上访，甚至说他敲诈政府给他抓起来了，这就是政府不讲信誉的表现。”
毛泽东就说过：“我们共产党闹革命就是靠造‘舆论’”。但时至今日，中共靠舆论宣传出来的“伟大光荣正确”，在一再失信于民的情况下，在百姓眼中完全褪色。
张赞宁：“政府过去讲那个‘只生一个好，独生子女好，政府来养老’，后来就变成了政府不养老了。所以政府都不讲信誉，那么老百姓的信誉是不可能提高的，信誉只会崩坏。”
据了解，这套人民评分系统，强调可以让执政者分辨出“好公民”和“坏公民”，而民众一旦被列入“信用黑名单”，往后生活权益将受到影响。截至今年4月中旬，社会信用体系累计逾165亿条数据，将1036万人送上黑名单。
在大数据社会控制下，缺乏监督制度，不透明的评分机制，谁知还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少隐忧？
采访/秦越 编辑/黄亿美 后制/葛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