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8)：渗透西方(下)

编按：“九评编辑部”两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发更多共鸣，特此推荐，以飨读者。

第五章 渗透西方（下）

6.崇拜撒旦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7.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

8.政治正确──魔鬼的思想警察

9.社会主义遍及欧洲

10.我们为甚么会上魔鬼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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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头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幼稚、真诚和理想主义不屑一顾。他说：“如果长头发对交流造成障碍，那就把长头发剪掉。”这个人就是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过着书立说、培训学生、亲身实践，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最坏的变种共产主义者。

除了崇拜列宁、卡斯特罗等共产主义独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对魔鬼撒旦也赞美有加。在他流传最广的着作《激进份子的守则》（1971）一书的题词里，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fic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后有知，他会毫无保留地选择去地狱，并且开始组织那里的无产者，“因为它们是我的同类”。[1]

之所以称他为“变种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绝正面说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世界上存在着有产者（the have）、少产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无产者（the have-nots）。他号召无产者对有产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抢夺财富和权力，实现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他强调可以不择手段地夺取权力，同时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有学者称他为“后共产主义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宁”和“军师”。[2]

在发表于1971年的《激进份子的守则》（Rules for Radicals）一书中，阿林斯基系统阐述了“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守则包括：“速战速决﹔对敌人保持强大压力﹔威胁比打击更可怕﹔讽刺是最强大的武器﹔分化敌人、孤立目标，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等。[3]规则的实质，就是为了目标、为了攫取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这些看似干巴巴的“社区组织规则”，在实际运用当中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1972年越战仍在进行，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前总统布希（George H.W.Bush）去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演讲。反战学生向阿林斯基寻求建议。阿林斯基回覆说，公开抗议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议者被开除，不如穿上3K党的装束，每次布希为越战辩护的时候，都起立喝采，挥舞写有“3K党支持布希”标语的牌子。学生依计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声势。[4]

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策划的另外两次抗议活动。1964年，为了胁迫芝加哥市当局接受其条件，阿林斯基策划了一个阴损的抗议计划。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阿林斯基设想，如果在机场外面抗议，即使组织几千人也无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长时间占据机场内的厕所，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芝加哥市当局将成为国际丑闻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实施其计划，大概需要2500人。在实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芝加哥市当局，当局只好乖乖地请他们前去谈判。[5]

为了胁迫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当局增加雇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设想了一个同样阴损的招数。罗切斯特爱乐乐团的演出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视这一传统。如果能够打乱乐团的演出，让罗切斯特市成为全国人的笑柄，那会逼迫市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阿林斯基策划的行动是这样的：雇一百个黑人，给每个人买一张音乐会票，演出之前，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晚餐，只有一种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这些雇来的观众肯定会不断放屁，这就把一个高雅的文化活动毁了。消息传出，市政当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条件。[6]

阅读阿林斯基的书，给人一种阴险冷酷的印象，让人不寒而栗。他倡导的所谓“社区组织”是一种渐进式的、改头换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论和实践”有这样几个特点。[7]

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辞上还有一层“理想主义”色彩，阿林斯基剥除了任何“理想主义”的外衣，把革命变成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他在进行“社区组织”培训的时候，会例行问学员：“你们为何进行‘社区组织’？”有人会说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时阿林斯基会朝他们吼道：“你们是为了权力而组织！”他的培训手册这样写道：“我们不因不要权力而富有美德，却会因不要权力而变成懦夫。”“有权是好的，无权是恶的。”其追随者的培训手册上竟然说：“把你们教会和团体里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

第二，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调地反政府、反社会，对此阿林斯基不以为然。他强调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进入体制之内，甚至表现出一种合作的姿态，伺机等待或制造颠覆的机会。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终目标是毁灭和颠覆，而不是给任何人群带来好处，因此在实施其计划时，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阿林斯基说：“在任何革命性变革发生之前，群众对变革本身的态度都必须是被动的、肯定的、不对立的。”“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个深受阿林斯基影响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头目一语道破了激进抗议行动的实质：“问题的意义不在于问题本身，问题永远是革命。”60年代后的激进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响，他们“创造性地”把一切社会问题引向对当局和体制的不满，任何社会议题在他们手里都变成了推进革命的垫脚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变成一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游击战争和全面战争。在说明其“社区组织”策略的时候，阿林斯基告诉其追随者，要让抗议行动作用于敌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个组织人数足够多，就到光天化日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让敌人看见﹔如果人数不够多，就躲在暗处大肆鼓噪，使敌人听到，感到震慑和惊疑﹔如果人数太少，连呐喊鼓噪都做不到，就把那块地方变得臭不可闻。

第五，在其政治行动中，阿林斯基强调利用人性最邪恶的部分，包括好逸恶劳、贪得无厌、妒嫉、仇恨等等。有时他领导的行动会为参加者争取到一些蝇头小利，但这只会使其更加见利忘义、鲜廉寡耻。为了颠覆自由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阿林斯基不惜沦丧人的道德﹔一旦掌权，他也绝不会顾惜从前“同志”的生命和福祉，这是一个简单的推论。

几十年后美国政界两个知名人物深受阿林斯基的影响，把颠覆美国、文明和传统价值观的静悄悄的革命带进了体制内。与此同时，阿林斯基倡导的无底线的、游击战和超限战式的抗议，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大行其道，1999年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vomit-in（抗议者吃一种催吐药，然后集体在广场或会议中心呕吐）、“占领华尔街”、“安提法”（Antifa）运动等等，都是显例。

首先提出“体制内长征”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党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葛兰西发现，有信仰的人不会轻易被煽动发动革命推翻合法政府，因此要想制造革命，就要制造一大批不信神、反传统、不讲道德的流氓痞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颠覆宗教、道德和文明入手。20世纪60年代的街头革命失败以后，很多造反派进入学院，取得学位后成为学者、教授、官员、记者等，进入社会主流，发起了“体制内的长征”，用渗透的方式侵蚀到维系社会道德的重要机构之内，包括教会、政府、教育机构、立法和司法机关、艺术团体、新闻媒体以及不同的民间团体。60年代以后的美国，就像一个重度感染的病人，已经无法具体指明，到底病灶在甚么地方。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深入美国社会机体，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长繁殖的能力。

在众多“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里面，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社会学家提出的“克劳德-毕汶”（Cloward-Piven）策略独树一帜，可操作性强，被“成功”试用。

克劳德-毕汶策略的核心是用福利拖垮政府。按照美国政府的政策，有资格领取福利救济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实际领取救济金者的数量。只要把这些人找出来，鼓励或者组织他们去领取救济金，很快就可以花光政府资金，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具体实施这个策略的是一个黑人活动家创立的“全国福利权组织”（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NWRO）。据统计，从1965年到1974年，领取福利的单亲家庭数量从430万激增至1080万，翻了一番还多。1970年，纽约市年度预算的28%用于各项福利支出，平均每两个人工作，就有一个人领取福利。1960年到1970年，纽约市领取福利的人数从20万增长到110万。1975年，纽约市几乎破产了。[8]

克劳德-毕汶策略是一种制造危机的策略，也可以看作是阿林斯基理论的一种应用。阿林斯基的规则之一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敌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行事）”（Make the enemy live up to its own book of rules）。[9]

从列宁领导的布尔甚维克政变开始，共产党就擅长阴谋诡计，凭藉极少的人数，制造出声势很大的“革命”或者“危机”。以美国政治为例。现在美国有的左翼政党纲领的激进程度，超出很多人的理解范围。为甚么这些号称“民意代表”、“民选官员”的人，似乎只代表极端小众（比如跨性人）的呼声，反而弃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而不顾？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并不是在代表真正的民意。列宁曾经说过，工会是“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送带”。共产主义分子发现，只要控制住工会，就控制了一大批选票﹔只要控制了选票，就可以让“民选官员”、“民意代表”言听计从。因此，共产主义分子取得工会的控制权，进而控制大批议员和“民选官员”，把其颠覆性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斯考森在《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揭示，共产党的45个目标之一是“俘获美国的一个或者两个政党”，[10]就是通过这样非常复杂的运作实现的。普通工人为了维护基本权益，不得已加入工会，成为工会的棋子，这和向黑社会交保护费是一个道理。

对共产党绑架民主国家的政策的机制，翠弗‧劳敦的分析非常中肯。劳敦把这个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政策的制订。冷战当中，苏联及其盟国制订了针对各个民主国家的政策，目的是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瓦解、和平演变。第二个阶段，灌输和培训（indoctrination）。冷战时期，每年有数千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培训，培训的重点是如何利用本国的劳工运动、和平运动、教会和民间团体，影响本国的左翼政党。第三个阶段，实施。[11]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本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

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大量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美国人进入社会主流，他们或者从政，或者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或者进入媒体，或者进入数以百计的民间团体，他们用几代人积累的“经验”改造美国，美国几乎全面沦陷。

民主国家的制度本来就是给有一定道德尺度的人设计的，对于处心积虑想干坏事的人来说，这个制度有很多“漏洞”，如果要颠覆自由社会制度，有很多条道路可供选择。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共产主义分子和被他们欺骗的无知的代理人处心积虑地颠覆自由社会的制度，经过几十年的筹划和运作，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社会都已经被蚕食得千疮百孔，共产主义思想、因素已经深度侵蚀进了美国的肌体。

共产党国家对人民的思想言论实行最严厉的管制，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的言论思想管制，这个打着“政治正确”旗号的思想警察，堂而皇之地横行于教育、媒体和社会各界，成为箝制人的思想和言论的工具。尽管很多人已经感到它的邪恶的控制力，但尚不了解其意识形态根源。

“政治正确”一词和“进步”、“团结”（solidarity）等词语一样都是共产党的党话，其最表层的含义是指不要使用对少数族裔、妇女、残疾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带有歧视色彩的语言，比如要称呼“黑人”为“非洲裔美国人”，称呼印第安人为“美洲本土人”，称呼非法移民为“没有身份证件的工人”等等。“政治正确”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把人群按照“受压迫”程度分成等级，“受压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和礼遇。这种不问个人品行和才能、只问人群归属的“唯成分论”被称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现在在美国和西方大行其道。按照这种逻辑，黑人女性同性恋者，同时占有了被压迫种族、被压迫性别和被压迫性取向三重身份，因此在“政治正确”的排行榜上居于前列，而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子反而成为逆向歧视的对象。这和共产党国家把人按照财产分成阶级、“红五类”、“黑五类”，消灭打压地主资本家，把知识份子说成“臭老九”，歌颂“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如出一辙。

某些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高，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社会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绝非一句“被压迫”就可以简单概括。“政治正确”人为地给思想划定界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武断地给人扣上“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恐惧者”、“伊斯兰恐惧者”的帽子，使本应该有自由研讨之风的大学成为禁锢思想的场所，使全社会噤若寒蝉，无法严肃讨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课题。某些团体以“政治正确”为名，进一步挤压传统宗教的空间。更有甚者，很多国家就所谓“仇恨言论”立法，或者扩大原有的“仇恨言论”概念，用法律形式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固定下来，逼迫学校、媒体、网际网路公司和个人就范。这是向共产党国家对言论严厉管制迈出的一大步。

2016年总统大选后，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除了在各大城市爆发的游行以外，侵犯言论自由的现象频频出现。2017年9月，一位保守派作家应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安提法（Antifa）组织扬言要挑起暴力冲突。伯克利警方严阵以待，出动三架警用直升机，当晚的安全保卫支出就超过60万美元。[12]记者问一位前来抗议的年轻学生，“你怎么理解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这位学生脱口而出，“第一修正案早就过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4年学生运动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争取言论自由运动”。如今时过境迁，左派抢占了话语权，就开始剥夺其他人的正当的声音。

2017年3月，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应邀到弗蒙特州的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演讲时遭暴力袭击，陪同他的一位本校教授被打伤。2018年3月，宾州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维克斯（Amy Wax）因发表了所谓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言论而被停职。[13]还有某些打着法律幌子的团体以反对“仇恨言论”的名义，给很多正常的社会组织贴上“仇恨组织”的标签。此外还发生了多起保守派学者、作家等出席的活动被威胁停办的事例。[14]

左派对言论自由的干扰绝不是民众之间的正常论争，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具有坏思想的人并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扼杀正义的、至少是正常的声音。政治正确的实质是用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的道德标准﹔它是魔鬼的思想警察。

“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组织起源于1889年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当第二国际成立之时，全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党超过100个，而作为执政党角色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有66个。如今的“社会党国际”名称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51年，由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组成。

欧洲遍地都是第二国际留下的社会主义政党，很多还是所处国家的执政党。最初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主张暴力革命的列宁和主张渐进式改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社会党国际”中，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同义，都主张或标榜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制度。目前“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和组织约160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

活动于欧洲议会的欧洲社会党也是“社会党国际”的联盟组织之一，其成员是欧盟及周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它也是欧洲议会内的一个政党团体，于1992年成立，其成员分布在绝大多数欧洲机构内，包括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地区委员会。目前拥有来自25个欧盟国家和挪威的32个政党成员、8个准会员和5个观察员，共45个政党，可见其活动范围之广。欧洲社会党自己宣称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欧盟内部和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运动，同时发展各国成员政党、成员政党议会党团、欧洲社会党党团和欧洲社会党本身的紧密合作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大力推行社会主义。

瑞典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宣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指导。在其执政的数十年中，主张平等与福利的“社会主义”理念。其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

英国工党的指导思想直接来源于“费边社会主义”。如前文所述，费边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种，强调以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至共产主义的转折，同样是鼓吹高税收、高福利等社会主义理念。英国工党最近几十年来屡次成为英国执政党，也一直在推行着费边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英国共产党也一直积极参与、影响英国政局，并有自己的党报《晨星》。英共建立于1920年，在英共鼎盛时期也曾经有共产党议员通过竞选进入英国下议院。最近的英国大选一开始，英共突然宣布，支持目前以某左翼政治家为首的英国工党竞选。

一位工党重要人物四十馀年如一日地“主张国有化，主张社会主义”。2015年9月，他以得票近60%的压倒性优势当选工党党魁。他长期高调参与同性恋、双性恋、跨性者等社团权益的活动。当被BBC记者问到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时，他说：“他（马克思）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览广读，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赞扬马克思是“伟大的经济思想家”。

法国的社会党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是法国最大的中左翼政党，还是社会党国际、欧洲社会党成员。该党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该党总统候选人在2012年被选为法国总统。法国2017年的新选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自己是毛主义者，张口闭口毛泽东、邓小平语录，革命、长征、文化革命等词随手拈来。

意大利的老牌共产主义者葛兰西不光在1921年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还担任该党总书记。意共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直十分活跃，很长时间保持着第二大党的位置。1991年改名为意大利左翼民主党。

欧洲的另一个大国德国也不例外。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20世纪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亦发源于德国。

其他欧洲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十分活跃的共产主义政党，影响力都不可忽视。整个欧洲，不只东欧国家是共产主义占主导地位，北欧、南欧、西欧各个非共产政权国家其实也都是在有意或无意中推行着共产主义的理念或制度。欧洲沦陷并非危言耸听。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霍兰德尔（Paul Hollander）在《政治朝圣者》（Political Pilgrims,1981）这本书里，讲述了众多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的政治朝圣者。这些青年知识份子成批地涌进上述几个国家。虽然在这些国家的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正发生着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些朝圣者们归来之后，仍然热情地撰文着书赞美社会主义制度。[15]

共产主义思想是魔鬼的意识形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所到之处全都伴随着暴力、谎言、战争、饥荒和暴政。问题是：为甚么还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帮助这个魔鬼散布谎言，甚至成为它的驯服工具呢？

就美国而言，不同时代的人被共产主义吸引有不同的动机。最早的美共党员很多是移民，他们经济地位低下，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受自己母国（大多是俄国、东欧国家）影响加入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影响大幅度上升，西方思想界急剧左转。很多知识份子到苏联参观，回来着书立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某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记者等等。“婴儿潮”一代人在60年代进入大学，他们在战后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社会关怀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误导到反战、女权等运动上。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在学校里接受的已经是高度左倾的教学内容，因为他们的老师就是“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共产主义的“体制内长征”开花结果，开始了在体制内的长盛不衰、自我繁殖。

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长达37年的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在揭露共产主义的专着《欺诈大师》（Masters of Deceit）一书中，归纳了五类共产主义分子：公开的共产党员、地下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路人、机会主义者（为谋求私利而支持共产党者）、上当受骗者。[16]其实，除了极少数极端邪恶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绝大部分的共产党员又何尝不是上当受骗者？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对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里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个美国人之一，本身就是共产主义活动家。他对十月政变的记叙，并非对事件的客观报导，而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斯诺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他在1936年提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采访提纲起码包含了十多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外交、抵御外敌入侵、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国投资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后来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窑洞的谈话就始于对提纲的回答，“这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向世界呈现了一个与时俱进、公开透明、开诚布公的中共形象。”年轻、轻信的斯诺被老谋深算的中共当成一个工具使用，把精心编织的谎言传播到全世界。

别泽门诺夫回忆了自己作为克格勃特工期间，是如何接待来访的国外“友人”的。他们的行程都是苏联情报部门安排的，参观访问的教堂、学校、医院、幼儿园、工厂等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而且事先经过培训，确保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他举过一个例子，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家主要杂志《看》，派记者到苏联采访，拿回去的所有材料，包括图片和文字，都是苏联的情报机构为其准备的。记者不加甄别地在美国发表，帮助苏联欺骗误导美国民众。别泽门诺夫说，很多记者、演员、体育明星到苏联参观访问，受到蒙蔽和欺骗，这是有情可原的。最不可饶恕的是很多西方的政客，为了个人的身名利益，罔顾事实，配合苏共编织并传播谎言，是彻头彻尾的道德堕落。[17]

弗莱德‧施瓦茨博士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一书中，分析了为甚么往往是一些家境优裕的年轻人倾心共产主义。他列举了四个理由：第一，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第二，唯物主义哲学﹔第三，知识的傲慢﹔第四，未得到满足的宗教需要。“知识的傲慢”是指那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对真实的历史一知半解，在反权威心理的驱使下，反感一切关于传统、权威、民族文化的“说教”，最容易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受害者。“未得到满足的宗教需要”是指，每个人都有一种宗教冲动，想要为了一个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更大的目标而努力。但是学校灌输的无神论和进化论使其无法从传统宗教中得到满足，共产主义的那一套漂亮的“解放全人类”的说辞乘虚而入，恰好起到了替代性宗教的作用。[18]

知识份子容易受到激进意识形态的欺骗，这个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知识份子的鸦片》一书深刻地指出，20世纪的知识份子一方面严厉批评传统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国家的暴政和杀戮高度容忍、视而不见。他认为，这些左派知识份子虚伪、独断专行，并富有非理性的狂热，他们把左派意识形态抬高到世俗宗教的高度。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其名着《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一书中，分析了从卢梭以降十几位知识份子的生平和激进的政治观点（包括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约翰逊发现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傲慢的自我中心主义。[19]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知识份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书中也以大量事例，指出知识份子的理智的狂妄。

这几位学者的分析各有见地，但我们想指出知识份子容易受骗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共产主义思想是魔鬼的意识形态，它不属于任何人类社会的传统文化，由于其有违人的本性，也不可能由人自发推演出来，只能从外部灌输。在无神论、唯物论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普遍背离了对神的信仰，一味迷信科学和人的所谓“理性”，轻易地成为魔鬼意识形态的俘虏。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开始大规模入侵美国教育，加上左派媒体的狂轰滥炸、教育的白痴化及很多年轻人沈迷于电视、电脑、网路、社交媒体、电脑游戏，在这些因素交相作用下，年轻一代很多人变成了知识贫乏、视野狭窄、缺乏责任感和承受能力的“雪花人”（snowflakes）。经过几代人的灌输，被彻底洗脑的人，即使见到、听到真相，也会用扭曲变异的思想进行分析。换句话说，共产党谎言形成了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薄膜，让这些人与真相绝缘。

魔鬼为了欺骗世人，全方位地利用愚昧、无知、自私、贪婪、轻信这些人性的弱点，同时也利用了人的理想主义和对美好生活的浪漫幻想，这是最可悲的。其实，共产党国家并不像那些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的人想得那样罗曼蒂克，如果他们到共产党国家真实地生活一段时间，而不是走马观花式地参观旅游，他们自己就会发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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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魔鬼对西方的渗透呈现出极为复杂多样的面貌。只有从具体现象上超脱出来，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才能看清魔鬼的真实面目和真实目的。

魔鬼能够得逞，其根本原因是人远离了对神的信仰，放松了道德的约束。只有回归对神的信仰，净化心灵，升华道德，才能摆脱魔鬼的控制。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回归传统，魔鬼将再也没有容身之地。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1] “Playboy Interview with Saul Alinsky,” New English Review,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DL_Adams/Playboy_Interview_with_Saul_Alinsky/.

[2] 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6, 16.

[3]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4] 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42-43.

[5] “Playboy Interview with Saul Alinsky,” New English Review,

[6] 同上。

[7] 以下分析参考了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8] David Horowitz and Richard Poe, The Shadow Party (Nashville, Tennessee: Nelson Current, 2006), Chapter 6 “Strategy for Regime Change.”

[9]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10]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11] Trevor Loudon, The Enemies Within: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in the U.S. Congress (Las Vegas: Pacific Freedom Foundation, 2013), 1-5.

[12] “Antifa protests mean high security costs for Berkeley Free Speech Week, but who’s paying the bill?” Fox News, September 15th,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09/15/antifa-protests-mean-high-security-costs-for-berkeley-free-speech-week-but-whos-paying-bill.html.

[13] “Penn Law professor loses teaching duties for saying black students ‘rarely’ earn top marks,” New York Daily News, March 15, 2018,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law-professor-upenn-loses-teaching-duties-article-1.3876057.

[14] “Campus Chaos: Daily Shout-Downs for a Week,” National Review, October 12, 2017,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campus-chaos-daily-shout-downs-week-free-speech-charles-murray/.

[15]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J. Edgar Hoover, Masters of Decei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81-96.

[17] Tomas Schuman (Yuri Bezmenov), No “Novoste” Is Good News (Los Angeles: Almanac, 1985), 65-75.

[18]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4-52.

[19] 例如，约翰逊指出，法国共产主义者、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利己主义者”。参见：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9), 225.

（责任编辑：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