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5月31日讯】今年4月18日，在费城着名的常青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了“器官强摘与全球器官黑市研讨会”。主讲人之一的加拿大着名国际人权律师、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会上深刻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本次研讨会主办单位是“宾大肾脏疾病筛查和认知计划”组织（PennKDSAP），联合发起单位还有《宾大生命伦理学报》（Penn Bioethics Journal）、蒂米全球健康宾大分会（Penn Timmy Global Health）、宾大器官移植研究所（Penn Transplant）和宾大医学院肾脏科（Renal Division of the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
在近一个小时的演讲中，麦塔斯向近百听众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特别详细介绍了他们收集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确凿证据。以下是麦塔斯的演讲译文：
我发言的题目是《全球器官黑市：中国案例》。在中国，每年都有数以万计良心犯的器官被出售，他们因器官被摘取而死亡，然后他们的尸体被焚化。
因器官强摘被杀死最多的良心犯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是一个类似瑜伽、以精神层面为基础的中国修炼团体。被强摘器官而致死的还有维吾尔族人、西藏人和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地下教会基督徒的受害者主要是“全能神教会”（Eastern Lightning）的信徒。
不论是某一个黑市，或是任何一个黑市，都是一个隐秘的市场。涉足于黑市交易的人都设法掩盖自己的行为。黑市通常使用无迹可寻的现金进行交易，没有报告，也没有记录。
中国良心犯器官黑市具备所有这些特点，这都是非法的。在中国，法律对强摘器官而杀害法轮功修炼者不作为，既不保护受害者，也不惩罚杀人者。
这里需要着重阐述一下有关隐秘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如果说这是一个地下市场，是一个隐秘的市场，涉足交易的人都设法掩盖自己的行为，交易无法追踪，没有报告和记录，我们怎样知道在中国有一个良心犯器官黑市呢？
黑市不可能隐秘到了无人知晓的程度。参与交易的人必须知道它。一个市场，无论藏得多深，必须有足够的知名度来起到市场的作用。否则，它就不能发挥市场的功能。
黑市需要什么样的知名度才能像市场一样运作？需要买家、销售商和供应商知道它，否则就构不成市场。在黑市中，买家了解什么东西在出售，销售商了解该产品会有顾客来买，供应商知道他们有条件提供所需求的东西。在人或人体器官的黑市上，受害者也会看到一点自己受害的情况（活体强摘器官）。
在器官黑市上什么是不可知的？什么是必须保密的？首先，是身份。买家有可能知道供应商在哪里，但他们可能不会知道具体的供应商是谁。买家从供应商那里买器官，但他们不太可能知道器官是怎么来的，供应商或器官的来源是不可知的。强摘器官受害者很可能被欺骗。虽然他们被害，至少在某些方面他们会有所察觉，但他们不大可能知道自己的最终命运。
器官黑市中的黑暗不仅仅是没有信息，而且它还被掩盖着。器官黑市尽可能严密地对所有局外人隐藏起来。
除了掩盖之外，那些局内人还会视而不见。那些买家、销售商和供应商，并不想知道更多的内情。他们不仅欺骗别人，他们也欺骗自己。
分隔管理使得黑市更加秘密。任何商品进入市场都要通过一系列的步骤。在黑市上，每一步骤都被紧紧的包裹着。通常情况下，每个人都只知道他们自己在市场上的那部分。通常没有人知道超出他们视线之外市场是如何运行的。
通常，黑市也都是由政府以外的人经营。但中国的良心犯器官黑市，却在好多方面都是独特的。事实上它是制度化的，是一个国家运行的系统。
当一个黑市是由国家政府运行，而且没有自由新闻媒体和法律制约时，黑市的秘密就十分错综复杂。这两点在中国都是现实。当一个国家经营黑市时，显然，政府是不会去关闭它的。没有自由新闻媒体，就没有媒体曝光。没有法律制约，法院就不会将那些黑市的运行者绳之以法。
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黑市，我们可以进一步看一下它黑暗到什么程度。这种黑市里的良心犯在器官被摘取后死亡，遗体就随即火化，这意味着没有尸体可以进行尸体解剖。这里没有杀戮现场可供检验，只有每次摘取器官后都被清理干净的手术室。这里没有文字记录，只有要么保密要么已被销毁的官方文件。这里没有器官摘取现场的目击证人，只有犯罪者和受害者。
黑市商人保持市场地下运作的能力，部分原因是与市场的性质有关，也与黑市商人的势力有关。当黑帮组织控制一些邻里街区，恐吓公民并贿赂那里的官员时，他们就比零敲碎打的个人更容易保持市场的地下运作。
当涉及到一个像中国政府这样强大的实体，它的权力很强大，而且很容易就用来维持一个内部的地下市场运作。对于太多人来说，假装看不见是简单的出路。当意味着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时，人们就会选择妥协。面对强势而讲出真相，对于太多人来说，是与自我利益相抵触的。
任何黑市商人都不会把他们做的事情公开化；否则，这个市场也就不是黑市了。黑市商人通常不会堂而皇之，他们营造假市场、编造虚假统计数据来掩盖事实。但是，中共政府在这么干。
要揭开遮盖着中国器官黑市的面纱，就必须越过他们所有的否认和掩盖，以及面对故意的造假、和对中国的器官移植编造的托辞。
在中国，1984年的法律明文规定，未经本人同意就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是合法的。David Kilgour和我在2006年7月出版的报告第一版，做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器官被摘取而死亡。中国于2007年出台了新的法律，规定未经本人同意就摘取器官为非法。然而，1984年的那个并未被废除，仍然还是中国的法律。
这两个法律的任何一个现在被普遍执行都是问题。由于中国的法院按照共产党的命令办事，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兴趣。至今，没有一例因良心犯器官被活摘的杀人案件进入过法庭。
掩盖真相的做法不可能一劳永逸。从2006年起我就和其他人一起合作调查这件事情。我等一下就会谈到我们是如何得出我们所做的结论的。我想先说一下，我们一直在曝光这个黑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掩盖程度的加剧。
每次我们找到一些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器官黑市的存在时，这些数据很快就消失了。我们将所有内容归档，以便任何研究人员都能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内容。消失的数据线索仍然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人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此外，依赖于这些数据来进行数据更新就变得不可能了。数据流对过去的调查研究很有用，但当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就不复存在了。
在中国，良心犯因为他们的器官被群体杀害是（我们）几本书和报告的主题，数百页的内容和数千个注脚证明了研究员们是如何得出我们所做的结论。这些结论来自于对数据流极其广泛和大量的交叉核实，还有访谈。
在现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对我们所有的调查研究做全面的介绍。我会给你们一些罪证踪迹的索引，这些索引会带引你们到我们已经证实的结论。不过，我想邀请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件事情的人，特别是任何质疑我们的结论、或者想要查看那些我们所引用的原始资料的人，去阅读我们的报告和所援引的引证。
尽管是黑市，我们仍能够得到一些我们用以得出结论的证据。还有就是当我们证实这是一个黑市时，我们所能作出的结论。
这里是一些我们能够从黑市得到的、我们用以得出结论的罪证。
1）关于患者等待时间的信息：简而言之，就是不用等待。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都是病人等待器官捐赠者。在中国，器官的供体等待病人到来。然后他们因器官被摘取而死亡。移植手术是根据病人感到方便的情况预订的，提前数周或数月，甚至包括心脏、肺脏和肝脏等重要器官也一样。这意味着病人到达后，有人因器官被订购而被杀害。
2）那些拘押释放后离开中国到了海外的普通囚犯和良心犯告诉我们说，法轮功修炼者、特定目标的良心犯、及死刑犯，被系统和定期地进行血液检测和器官检查。别的囚犯没有被这样做。这些测试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因为，为了使他们放弃信仰他们受到了酷刑。而且没有因这些测试而向他们提供任何保健措施。
3）特定目标受害者是中共宣传里极端诽谤的对象。这种宣传具有使受害者在狱警眼中失去了人格，使他们成为非人。
4）那些拘押释放后离开中国到了海外的人告诉我们，有一个数量相当庞大、拒绝暴露身份的被拘押人群。他们是在北京抗议时被抓捕的。为了保护他们的朋友、家人、邻居和工作单位，他们拒绝向监狱方面证明自己的身份。虽然我们采访的那些人说，这些拒绝暴露身份的被拘押者人数比那些说出自己身份的人数更多，但是我们几乎从未在他们被拘押之外的地方遇到过他们。他们是一个消失的和易受伤害的人群。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监狱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5）在我们刚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时，中国的医院公开公布器官移植的价格。直到2006年4月，沈阳“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还公布了如下这份器官移植价目表：
肾脏 62,000美元
肝脏 98,000 – 130,000美元
肝脏和肾脏同时移植 160,000 – 180,000美元
肾脏和胰脏同时移植 150,000美元
肺脏 150,000 – 170,000美元
心脏 130,000 – 160,000美元
眼角膜 30,000美元
从这个列表中可以看出，可以从器官移植中赚取非常多的钱。
6）在我们的报告发表之前，医院和经纪人公开地宣传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信息。即使在我们的报告出来之后，很多医院和经纪人还持续地宣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7）这里要注意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律，以及国家和国际的职业道德标准，都值得注意。不是针对他们说的，而是针对他们没有说的。当David Kilgour和我在2006年出版我们报告的初版时，无论是在法律还是职业道德方面，无论是地方还是国际标准方面，基本上都没有关于跨境器官移植滥用的。一个被用来换取巨额金钱、遭受迫害并被妖魔化的人群，在失去法律和医生职业道德的保护时，所受到的打击就是最严重的。
8）医院的电话回答透露的信息。电话调查者自称是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的亲属，打电话给中国各地的医院，询问医院是否有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出售。打电话的人解释说，法轮功修炼者因炼功身体健康，所以他们的器官会健康。约有15％的医院表示确实有法轮功器官出售。这些电话已被录音，听打抄录，翻译和张贴公布。
9）医院数据是另一个信息来源。在我们2016年6月的更新中，我们把医院逐一地进行了统计，得出了中国器官的移植总数。我们得到一个统计数字的范围，从早期的6万一直上升到后来的10万。这个数字是官方统计的移植量的好多倍。这个巨大的数字带出了一个问题：除了良心犯的器官，还有什么可能是所有这些器官的来源？
10）我们的研究人员收集并记录到了受到器官移植威胁的良心犯的个人故事。这是由一些按计划要被摘取器官、已设法逃脱、还活着的受害者讲述的故事。这些个人故事的细节可以在我们发表的文献中找到。这些个人故事不能给我们提供统计数字的信息。但是，他们提供了中国器官移植的轮廓和图解。
11）同样的，我们有一些举报人证词的案例，这些人曾经是中国制度化器官移植中一些组成部分的参与者，他们讲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样，可以在我们已发表的文献中找到举报人的证词。
12）军队参与器官移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而且在中国有很多军方医院参与。在中国，军方是一个集团企业，其中一项业务就是销售器官。军队在器官移植业务上的参与，使他们与监狱和拘留系统–即囚犯器官来源地–形成自然的伙伴关系。
现在要讲述的，就是当发现这是黑市之后，我们作出的一些推断。
1）当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时，医疗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80年起，中国开始减少政府对医疗的资金投入，并希望医疗系统会通过向消费者收费来填补亏空。从1980年到2016年，政府在所有医疗保健上的花费从36%降到17%，而病人要支付的从20%上升到59%。公共医疗服务的减少由于私营化造成的费用加大而变得更加严重。
心脏科医生胡伟民（音译）介绍说，在他所在的医院，政府的资金投入还不够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他说，“根据现在的体制，医院只能逐利才能生存。” 中国人权组织报导说，“地方医院现在已经发明了许多办法来增加利润”。
2）黑市的一个特点就是现金交易。在中国，现金交易以及红包司空见惯。这不只是器官移植，而存在于整个医疗系统。在2014年，政府作秀要求医生与病人签合同不再提供或接受红包，但这一做法并没有停止。
3）我们访谈时遇到的在中国器官移植的病人告诉我们操作的秘密性。他们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包括医生的名字。他们也不被告知器官的来源，或只是模糊地被告诉那是无证可查的。一些病人从他们的所在地带了医生或家属，这些随行的医生与家属也得不到任何信息。
在David Kilgour和我发表报告的第一版之前，中国的医生曾经对外国道人提供信件介绍手术特征、医疗历史，所用药物与剂量，最好的药效，和常用测试结果。当我们的报告发表，这些信件就中止了。马来西亚移植医生Ghazali Ahmad撰文说这些信件的停止是“参与者保持匿名、不负责任，和为非法活动不留任何痕迹而采取的做法之一。”
4）在David Kilgour和我报告的第一版出版之前，中国对移植器官来源的官方解释是捐献，尽管中国没有捐献系统。当我们的报告出版后，官方解释就变了。官方说法是移植器官来自于被判死刑并处决的囚犯。这样的人有多少呢？中国政府不提供数字。
在2013年10月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上，针对死刑犯的统计数字，中国声称他们没有死刑处决犯人的统计数字。这一回答不诚实，但并非出乎意料。根据中国国家保守秘密法，死刑犯数字属最高机密。中国官员要是泄露死刑犯人数就会犯法。
5）在我们的报告第一版于2006年出版以后，中介广告和贴出的价格表就陆续消失了。现在，它们已经见不到了。但广告的消失本身并不能表示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就中止了。它意味着黑市变得更黑了。
维持时间最长的中介广告是Omar Health Care Service，它为外国人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提供移植报务。它的网页现在没有了，但至少在2014年4月16日还存在，那是在我们的报告公布约8年以后。你可以在互联网存档服务那里看到该网站是什么样的。
6）器官移植的注册也能说明问题。在David Kilgour和我的研究中，我们从香港的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获得了移植数量的有用信息。当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关掉了该网站统计数字的公共访问权限。访问只限于那些被赋予用户名和密码的注册者。
在2010年10月温哥华的移植大会上，当时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的副主任王海波（音译），和我在同一个会议议程发言。我问他为什么注册中心的公共访问权限被关闭，以及它能否被恢复。他的回答是公共权限被关闭是因为，根据他的说法，人们“曲解”数据。现在，对于想要数据的任何人，该注册中心要首先知道数据会用在哪里，用他的话说，确保数据不会被“曲解”。
中国医疗系统有四个器官移植注册中心，分别是肝脏、肾脏、心脏和肺脏。其中三个都设在中国大陆，肾脏和心脏在北京，肺脏在无锡。这三个注册中心也只有那些被赋予用户名和密码的注册者才能访问。
我们可以看到器官移植文件的趋势不是由保密到公开，而是恰恰相反。像香港肝移植中心的统计数据，过去存在现在就没有了。这不是保密，而且掩盖。
7）等待时间上也是这样的情形。提供移植等待时间的中国网站在逐渐地关闭。
中国国际移植支援中心的网站过去说的是，只需要一周时间来找到合适的（肾脏）供体，最长等待时间为一个月。不仅如此，“如果供体的器官存在不足，病人会有机会得到另外一个供体，并在一周内手术。”
上海长征医院在2006年1月初说“肝移植病人在我们医院的平均等待时间为一周。”东方移植中心在2006年4月称病人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
如果你现在去访问这些网站，此类声明已经找不到了。通过互联网归档还能找得到，但那些原始网站上已经没有了。
8）中国成立了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用于分配被捐献的器官。但是，就像器官注册中心的网站一样，该网站只有那些被赋予用户名和密码的注册者才能使用。仅从网站上是无法看到该系统是干什么的。
9）中国有庞大的任意监禁系统。对于中国不公布那些人被任意关押的情况我们并不奇怪。它不提供名字，也没有统计数字。我们对这种任意关押系统的了解来自于那些离开监禁，远离中国，能够告诉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的被关押者。
非政府组织劳改研究基金会于2008年估计被任意关押的人数在50万到200万之间。根据美国国务院，中国强制劳教所里关押的超过半数都是法轮功学员。
10）器官移植包括摘取和植入的团队。植入团队对于摘取团队做的事情故意视而不见。
凤凰卫视在2015年1月公布了对中国器官移植系统官方发言人黄洁夫的采访：
记者：黄部长，你有没有从死型犯身上摘取过器官？
黄：我说过我去过那儿一次，但摘取器官的不是我。而且，那一次之后，我也不想再去那地方。 我是一名医生，医生是有道德底线的，就是尊重生命和帮助病人。这必须是在一个很庄重的场合；否则，那是违背医生道德底线的。
记者：那是发生在你做人体器官移植的第一年吗？
黄：是第一年。器官移植分成两个团队。一个供体团队，负责摘取器官。一个是受体团队，负责移植器官。
记者：你当时做什么？
黄：我是在受体团队。我从来没在供体团队呆过。但我去那儿一次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去过那儿一次。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再想和供体团队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改变这种状况。
记者：当你在帮助受体病人时，会觉得这是在挽救一个生命。你不愿去想那个供体，是吗？
黄：大部分的移植外科医生觉得无能为力。一方面，你面对是一个器官不行了的病人。作为医生，你有技术与责任去救人。但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当你想到器官来源时，你感到无能为力。
11）器官移植系统是分隔管理的。没有人会从医院病人到监狱去选择配型合适的犯人，再同监狱牢房犯人器官一起赶往医院病人。这种分隔化管理使得黄洁夫描述的故意视而不见成为普遍现象。
Tom Treasure是一位移植外科医生。他在《英国皇家药学会期刊》中写道：
“被指定的摘取团队通常是培训中的外科医生，住院医，或所谓的‘研究人员’组成。他们会被告诉去什么地方，几乎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手术室没什么人，路上及空运也很空闲。为了器官的最佳质量，时间的压力特别大。移植团队给等待手术的病人们打电话，约好紧急移植手术的过程，这需要几家不同的医院，时间上也安排得很紧。
时间的压力、地域的不同、多个器官配型的复杂性，还要保持供体和受体的机密与匿名。整个流程的复杂性，使得没有一位医务人员能够知道全过程；而且在中国，也不希望他们知道这些。这就使得此事[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成为可能，而且医生自身也大多不清楚，或回避从而不闻不问。”
12）中国政府关于器官移植的滥用一点儿也没有默不作声。掩盖中国移植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言辞上偏离话题。
偏离的一种办法就是刚才提到的假的移植统计数字，还有用药数量。中国政府称它对免疫抵制剂的需求和它的器官移植数量大致相符。然而，不管器官移植数量，还是免疫抵制剂的使用都是无法核实的。
Sean O’Conno是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里经济与贸易的政策分析家。他在2017年2月1日写的一份题为“致命毒品芬太尼从中国流向美国”的报告中说：“中国庞大的化工与药物行业都缺乏管理和关注。中国的执法官员很难有效管理全国数千家合法与非法的化工与药物厂家。”
13）除了统计数字造假之外，我们收集的硬数据与能够核实的研究也是华而不实的、大而空的套话。有人称我们研究人员反中国。可是，一个真正反中国的人是当看到一些中国人杀害另外中国人而无动于衷的。
有人称我们研究人员搞政治。可是，人权是普世的，并不限于某一政党的理念。
共产党称研究人员被法轮功修炼者所操控。可是，研究人员是在做他们自己的研究。这样的说法还有其它。
14）由于这份报告，我们也收到很多威胁，让我们闭上嘴巴，让我和此报告的合作者们停止。我们的出版物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今天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当我于2008年8月4日澳洲黄金海岸Broadbeach的一个报告会上发言时，该会议通过网络与中国的与会者连在一起，共约150人。在正式的报告结束时，现场的和网上与会者开始提问。一位网上与会者是中国政府的警官。他的问题翻译过来就是：“你怕死吗？你在严重干涉我们党的内政。你怕被报复吗？我们会报复你。我们将针对你报复。你不怕吗？”
我当时的回答是：勿斩信使。我说如果那位警官不喜欢我报告出来的，他应该开始去制止中国发生的器官移植滥用。
我想以两段引用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第一个来自于苏格兰诗人Sir Walter Scott。他在1808年写道：“哦，我们刚刚学会欺骗，就编织出如此混乱的丝网。”
中共关于活摘器官不合理的解释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不诚实。然而，这种对器官活摘的谎言对于它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中共并不在乎我怎么想，而且对于胡乱应付的答覆洋洋得意。这也是它对不尊重人权指控的常用做法。
然而，中共非常在意国际移植专家们的想法。原因在于它关心自己的移植专家怎样想，而且中国的移植专家们也不想被国际移植界孤立起来。
为了欺骗国际移植行业，中国编造了比其它人权问题更为复杂的谎言。我们可以从中国移植行业的许多变化中找到这种高超骗术的蛛丝马迹。
比如说：
1）2006年的器官来源从捐献者改为被处决的死囚犯；
2）就像上面提到的，2007推出法律禁止不经同意就使用器官，但并不废除1984年允许这样做的法律；
3）2007年对移植医院或医院移植部门的注册系统，但对全国移植总数和所需最少床位总数两者间的不一致没有任何解释；
4）2007年度对于当地病人优等器官移植；
5）从2010年试点开始建立器官捐献系统，但对于研究表明这种系统作用微乎其微的的状况不做解释；
6）2013年9月成立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7）2015年又改换说法，从处决的死囚犯变到捐献的器官；
8）参加2016年香港的移植学会大会，和2017年梵蒂冈教皇科学院打击人体器官买卖和移植旅游的峰会，来传递中共的说法；
9）邀请移植专家，包括前移植学会主席P. J. O’Connell、N. Ascher，和现任主席F. L. Delmonico于2017年8月参观波将金村展出。
格里戈里·波将金（Grigory Potemkin）是俄国占领土耳其鄂图曼帝国后克里米亚的总督。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与随从在1787年来访时，他沿第聂伯河建造了一些装饰性的形象村庄来掩盖克里米亚的民不聊生。
这些高超骗术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移植行业专家们分成两派，大部分人主张与中共合作；少部分人，也就是我赞同的，是继续孤立中国以对其施压。
通常侵犯人权者对相关指控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否认、反驳，强调国家利益及国家主权。这也是中共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常见反应。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侵犯人权者会说，你讲的对，我们会改，告诉我们怎么改，来帮我们。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策略，但此举对移植专家们来说很受用。
但不管这种应付是真是假，真正的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恶行还在继续，没有公开，没有追究责任。对受害者来说，没有任何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中国的移植专家们面临的孤立会减轻或中止。
中国对于杀害良心犯摘取器官的证据抗议地如此强烈，以致于让人感觉是在作秀。一个更好的回应是用事实说话。让人能够查询记录，不经预约抽查医院、监狱和拘留所，以及和国际独立调查合作。
我第二个要引用的话来自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我想，这位女士做得过分，有些欲盖弥彰了。”在我们知道中共做了什么之前，遇到的就是最强烈的抗议。这些抗议本身让我感到中国在试图掩盖什么。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红）
相关链接： 着名人权律师常青藤宾大揭中共活摘暴行
本次研讨会主办单位是“宾大肾脏疾病筛查和认知计划”组织（PennKDSAP），联合发起单位还有《宾大生命伦理学报》（Penn Bioethics Journal）、蒂米全球健康宾大分会（Penn Timmy Global Health）、宾大器官移植研究所（Penn Transplant）和宾大医学院肾脏科（Renal Division of the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
在近一个小时的演讲中，麦塔斯向近百听众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特别详细介绍了他们收集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确凿证据。以下是麦塔斯的演讲译文：
器官黑市
我发言的题目是《全球器官黑市：中国案例》。在中国，每年都有数以万计良心犯的器官被出售，他们因器官被摘取而死亡，然后他们的尸体被焚化。
因器官强摘被杀死最多的良心犯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是一个类似瑜伽、以精神层面为基础的中国修炼团体。被强摘器官而致死的还有维吾尔族人、西藏人和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地下教会基督徒的受害者主要是“全能神教会”（Eastern Lightning）的信徒。
不论是某一个黑市，或是任何一个黑市，都是一个隐秘的市场。涉足于黑市交易的人都设法掩盖自己的行为。黑市通常使用无迹可寻的现金进行交易，没有报告，也没有记录。
中国良心犯器官黑市具备所有这些特点，这都是非法的。在中国，法律对强摘器官而杀害法轮功修炼者不作为，既不保护受害者，也不惩罚杀人者。
这里需要着重阐述一下有关隐秘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如果说这是一个地下市场，是一个隐秘的市场，涉足交易的人都设法掩盖自己的行为，交易无法追踪，没有报告和记录，我们怎样知道在中国有一个良心犯器官黑市呢？
黑市不可能隐秘到了无人知晓的程度。参与交易的人必须知道它。一个市场，无论藏得多深，必须有足够的知名度来起到市场的作用。否则，它就不能发挥市场的功能。
黑市需要什么样的知名度才能像市场一样运作？需要买家、销售商和供应商知道它，否则就构不成市场。在黑市中，买家了解什么东西在出售，销售商了解该产品会有顾客来买，供应商知道他们有条件提供所需求的东西。在人或人体器官的黑市上，受害者也会看到一点自己受害的情况（活体强摘器官）。
在器官黑市上什么是不可知的？什么是必须保密的？首先，是身份。买家有可能知道供应商在哪里，但他们可能不会知道具体的供应商是谁。买家从供应商那里买器官，但他们不太可能知道器官是怎么来的，供应商或器官的来源是不可知的。强摘器官受害者很可能被欺骗。虽然他们被害，至少在某些方面他们会有所察觉，但他们不大可能知道自己的最终命运。
器官黑市中的黑暗不仅仅是没有信息，而且它还被掩盖着。器官黑市尽可能严密地对所有局外人隐藏起来。
除了掩盖之外，那些局内人还会视而不见。那些买家、销售商和供应商，并不想知道更多的内情。他们不仅欺骗别人，他们也欺骗自己。
分隔管理使得黑市更加秘密。任何商品进入市场都要通过一系列的步骤。在黑市上，每一步骤都被紧紧的包裹着。通常情况下，每个人都只知道他们自己在市场上的那部分。通常没有人知道超出他们视线之外市场是如何运行的。
通常，黑市也都是由政府以外的人经营。但中国的良心犯器官黑市，却在好多方面都是独特的。事实上它是制度化的，是一个国家运行的系统。
当一个黑市是由国家政府运行，而且没有自由新闻媒体和法律制约时，黑市的秘密就十分错综复杂。这两点在中国都是现实。当一个国家经营黑市时，显然，政府是不会去关闭它的。没有自由新闻媒体，就没有媒体曝光。没有法律制约，法院就不会将那些黑市的运行者绳之以法。
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黑市，我们可以进一步看一下它黑暗到什么程度。这种黑市里的良心犯在器官被摘取后死亡，遗体就随即火化，这意味着没有尸体可以进行尸体解剖。这里没有杀戮现场可供检验，只有每次摘取器官后都被清理干净的手术室。这里没有文字记录，只有要么保密要么已被销毁的官方文件。这里没有器官摘取现场的目击证人，只有犯罪者和受害者。
黑市商人保持市场地下运作的能力，部分原因是与市场的性质有关，也与黑市商人的势力有关。当黑帮组织控制一些邻里街区，恐吓公民并贿赂那里的官员时，他们就比零敲碎打的个人更容易保持市场的地下运作。
当涉及到一个像中国政府这样强大的实体，它的权力很强大，而且很容易就用来维持一个内部的地下市场运作。对于太多人来说，假装看不见是简单的出路。当意味着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时，人们就会选择妥协。面对强势而讲出真相，对于太多人来说，是与自我利益相抵触的。
任何黑市商人都不会把他们做的事情公开化；否则，这个市场也就不是黑市了。黑市商人通常不会堂而皇之，他们营造假市场、编造虚假统计数据来掩盖事实。但是，中共政府在这么干。
要揭开遮盖着中国器官黑市的面纱，就必须越过他们所有的否认和掩盖，以及面对故意的造假、和对中国的器官移植编造的托辞。
在中国，1984年的法律明文规定，未经本人同意就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是合法的。David Kilgour和我在2006年7月出版的报告第一版，做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器官被摘取而死亡。中国于2007年出台了新的法律，规定未经本人同意就摘取器官为非法。然而，1984年的那个并未被废除，仍然还是中国的法律。
这两个法律的任何一个现在被普遍执行都是问题。由于中国的法院按照共产党的命令办事，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兴趣。至今，没有一例因良心犯器官被活摘的杀人案件进入过法庭。
掩盖真相的做法不可能一劳永逸。从2006年起我就和其他人一起合作调查这件事情。我等一下就会谈到我们是如何得出我们所做的结论的。我想先说一下，我们一直在曝光这个黑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掩盖程度的加剧。
每次我们找到一些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器官黑市的存在时，这些数据很快就消失了。我们将所有内容归档，以便任何研究人员都能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内容。消失的数据线索仍然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人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此外，依赖于这些数据来进行数据更新就变得不可能了。数据流对过去的调查研究很有用，但当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就不复存在了。
在中国，良心犯因为他们的器官被群体杀害是（我们）几本书和报告的主题，数百页的内容和数千个注脚证明了研究员们是如何得出我们所做的结论。这些结论来自于对数据流极其广泛和大量的交叉核实，还有访谈。
在现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对我们所有的调查研究做全面的介绍。我会给你们一些罪证踪迹的索引，这些索引会带引你们到我们已经证实的结论。不过，我想邀请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件事情的人，特别是任何质疑我们的结论、或者想要查看那些我们所引用的原始资料的人，去阅读我们的报告和所援引的引证。
尽管是黑市，我们仍能够得到一些我们用以得出结论的证据。还有就是当我们证实这是一个黑市时，我们所能作出的结论。
罪证的踪迹
这里是一些我们能够从黑市得到的、我们用以得出结论的罪证。
1）关于患者等待时间的信息：简而言之，就是不用等待。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都是病人等待器官捐赠者。在中国，器官的供体等待病人到来。然后他们因器官被摘取而死亡。移植手术是根据病人感到方便的情况预订的，提前数周或数月，甚至包括心脏、肺脏和肝脏等重要器官也一样。这意味着病人到达后，有人因器官被订购而被杀害。
2）那些拘押释放后离开中国到了海外的普通囚犯和良心犯告诉我们说，法轮功修炼者、特定目标的良心犯、及死刑犯，被系统和定期地进行血液检测和器官检查。别的囚犯没有被这样做。这些测试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因为，为了使他们放弃信仰他们受到了酷刑。而且没有因这些测试而向他们提供任何保健措施。
3）特定目标受害者是中共宣传里极端诽谤的对象。这种宣传具有使受害者在狱警眼中失去了人格，使他们成为非人。
4）那些拘押释放后离开中国到了海外的人告诉我们，有一个数量相当庞大、拒绝暴露身份的被拘押人群。他们是在北京抗议时被抓捕的。为了保护他们的朋友、家人、邻居和工作单位，他们拒绝向监狱方面证明自己的身份。虽然我们采访的那些人说，这些拒绝暴露身份的被拘押者人数比那些说出自己身份的人数更多，但是我们几乎从未在他们被拘押之外的地方遇到过他们。他们是一个消失的和易受伤害的人群。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监狱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5）在我们刚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时，中国的医院公开公布器官移植的价格。直到2006年4月，沈阳“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还公布了如下这份器官移植价目表：
肾脏 62,000美元
肝脏 98,000 – 130,000美元
肝脏和肾脏同时移植 160,000 – 180,000美元
肾脏和胰脏同时移植 150,000美元
肺脏 150,000 – 170,000美元
心脏 130,000 – 160,000美元
眼角膜 30,000美元
从这个列表中可以看出，可以从器官移植中赚取非常多的钱。
6）在我们的报告发表之前，医院和经纪人公开地宣传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信息。即使在我们的报告出来之后，很多医院和经纪人还持续地宣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7）这里要注意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律，以及国家和国际的职业道德标准，都值得注意。不是针对他们说的，而是针对他们没有说的。当David Kilgour和我在2006年出版我们报告的初版时，无论是在法律还是职业道德方面，无论是地方还是国际标准方面，基本上都没有关于跨境器官移植滥用的。一个被用来换取巨额金钱、遭受迫害并被妖魔化的人群，在失去法律和医生职业道德的保护时，所受到的打击就是最严重的。
8）医院的电话回答透露的信息。电话调查者自称是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的亲属，打电话给中国各地的医院，询问医院是否有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出售。打电话的人解释说，法轮功修炼者因炼功身体健康，所以他们的器官会健康。约有15％的医院表示确实有法轮功器官出售。这些电话已被录音，听打抄录，翻译和张贴公布。
9）医院数据是另一个信息来源。在我们2016年6月的更新中，我们把医院逐一地进行了统计，得出了中国器官的移植总数。我们得到一个统计数字的范围，从早期的6万一直上升到后来的10万。这个数字是官方统计的移植量的好多倍。这个巨大的数字带出了一个问题：除了良心犯的器官，还有什么可能是所有这些器官的来源？
10）我们的研究人员收集并记录到了受到器官移植威胁的良心犯的个人故事。这是由一些按计划要被摘取器官、已设法逃脱、还活着的受害者讲述的故事。这些个人故事的细节可以在我们发表的文献中找到。这些个人故事不能给我们提供统计数字的信息。但是，他们提供了中国器官移植的轮廓和图解。
11）同样的，我们有一些举报人证词的案例，这些人曾经是中国制度化器官移植中一些组成部分的参与者，他们讲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样，可以在我们已发表的文献中找到举报人的证词。
12）军队参与器官移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而且在中国有很多军方医院参与。在中国，军方是一个集团企业，其中一项业务就是销售器官。军队在器官移植业务上的参与，使他们与监狱和拘留系统–即囚犯器官来源地–形成自然的伙伴关系。
中国的黑市
现在要讲述的，就是当发现这是黑市之后，我们作出的一些推断。
1）当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时，医疗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80年起，中国开始减少政府对医疗的资金投入，并希望医疗系统会通过向消费者收费来填补亏空。从1980年到2016年，政府在所有医疗保健上的花费从36%降到17%，而病人要支付的从20%上升到59%。公共医疗服务的减少由于私营化造成的费用加大而变得更加严重。
心脏科医生胡伟民（音译）介绍说，在他所在的医院，政府的资金投入还不够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他说，“根据现在的体制，医院只能逐利才能生存。” 中国人权组织报导说，“地方医院现在已经发明了许多办法来增加利润”。
2）黑市的一个特点就是现金交易。在中国，现金交易以及红包司空见惯。这不只是器官移植，而存在于整个医疗系统。在2014年，政府作秀要求医生与病人签合同不再提供或接受红包，但这一做法并没有停止。
3）我们访谈时遇到的在中国器官移植的病人告诉我们操作的秘密性。他们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包括医生的名字。他们也不被告知器官的来源，或只是模糊地被告诉那是无证可查的。一些病人从他们的所在地带了医生或家属，这些随行的医生与家属也得不到任何信息。
在David Kilgour和我发表报告的第一版之前，中国的医生曾经对外国道人提供信件介绍手术特征、医疗历史，所用药物与剂量，最好的药效，和常用测试结果。当我们的报告发表，这些信件就中止了。马来西亚移植医生Ghazali Ahmad撰文说这些信件的停止是“参与者保持匿名、不负责任，和为非法活动不留任何痕迹而采取的做法之一。”
4）在David Kilgour和我报告的第一版出版之前，中国对移植器官来源的官方解释是捐献，尽管中国没有捐献系统。当我们的报告出版后，官方解释就变了。官方说法是移植器官来自于被判死刑并处决的囚犯。这样的人有多少呢？中国政府不提供数字。
在2013年10月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上，针对死刑犯的统计数字，中国声称他们没有死刑处决犯人的统计数字。这一回答不诚实，但并非出乎意料。根据中国国家保守秘密法，死刑犯数字属最高机密。中国官员要是泄露死刑犯人数就会犯法。
5）在我们的报告第一版于2006年出版以后，中介广告和贴出的价格表就陆续消失了。现在，它们已经见不到了。但广告的消失本身并不能表示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就中止了。它意味着黑市变得更黑了。
维持时间最长的中介广告是Omar Health Care Service，它为外国人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提供移植报务。它的网页现在没有了，但至少在2014年4月16日还存在，那是在我们的报告公布约8年以后。你可以在互联网存档服务那里看到该网站是什么样的。
6）器官移植的注册也能说明问题。在David Kilgour和我的研究中，我们从香港的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获得了移植数量的有用信息。当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关掉了该网站统计数字的公共访问权限。访问只限于那些被赋予用户名和密码的注册者。
在2010年10月温哥华的移植大会上，当时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的副主任王海波（音译），和我在同一个会议议程发言。我问他为什么注册中心的公共访问权限被关闭，以及它能否被恢复。他的回答是公共权限被关闭是因为，根据他的说法，人们“曲解”数据。现在，对于想要数据的任何人，该注册中心要首先知道数据会用在哪里，用他的话说，确保数据不会被“曲解”。
中国医疗系统有四个器官移植注册中心，分别是肝脏、肾脏、心脏和肺脏。其中三个都设在中国大陆，肾脏和心脏在北京，肺脏在无锡。这三个注册中心也只有那些被赋予用户名和密码的注册者才能访问。
我们可以看到器官移植文件的趋势不是由保密到公开，而是恰恰相反。像香港肝移植中心的统计数据，过去存在现在就没有了。这不是保密，而且掩盖。
7）等待时间上也是这样的情形。提供移植等待时间的中国网站在逐渐地关闭。
中国国际移植支援中心的网站过去说的是，只需要一周时间来找到合适的（肾脏）供体，最长等待时间为一个月。不仅如此，“如果供体的器官存在不足，病人会有机会得到另外一个供体，并在一周内手术。”
上海长征医院在2006年1月初说“肝移植病人在我们医院的平均等待时间为一周。”东方移植中心在2006年4月称病人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
如果你现在去访问这些网站，此类声明已经找不到了。通过互联网归档还能找得到，但那些原始网站上已经没有了。
8）中国成立了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用于分配被捐献的器官。但是，就像器官注册中心的网站一样，该网站只有那些被赋予用户名和密码的注册者才能使用。仅从网站上是无法看到该系统是干什么的。
9）中国有庞大的任意监禁系统。对于中国不公布那些人被任意关押的情况我们并不奇怪。它不提供名字，也没有统计数字。我们对这种任意关押系统的了解来自于那些离开监禁，远离中国，能够告诉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的被关押者。
非政府组织劳改研究基金会于2008年估计被任意关押的人数在50万到200万之间。根据美国国务院，中国强制劳教所里关押的超过半数都是法轮功学员。
10）器官移植包括摘取和植入的团队。植入团队对于摘取团队做的事情故意视而不见。
凤凰卫视在2015年1月公布了对中国器官移植系统官方发言人黄洁夫的采访：
记者：黄部长，你有没有从死型犯身上摘取过器官？
黄：我说过我去过那儿一次，但摘取器官的不是我。而且，那一次之后，我也不想再去那地方。 我是一名医生，医生是有道德底线的，就是尊重生命和帮助病人。这必须是在一个很庄重的场合；否则，那是违背医生道德底线的。
记者：那是发生在你做人体器官移植的第一年吗？
黄：是第一年。器官移植分成两个团队。一个供体团队，负责摘取器官。一个是受体团队，负责移植器官。
记者：你当时做什么？
黄：我是在受体团队。我从来没在供体团队呆过。但我去那儿一次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去过那儿一次。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再想和供体团队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改变这种状况。
记者：当你在帮助受体病人时，会觉得这是在挽救一个生命。你不愿去想那个供体，是吗？
黄：大部分的移植外科医生觉得无能为力。一方面，你面对是一个器官不行了的病人。作为医生，你有技术与责任去救人。但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当你想到器官来源时，你感到无能为力。
11）器官移植系统是分隔管理的。没有人会从医院病人到监狱去选择配型合适的犯人，再同监狱牢房犯人器官一起赶往医院病人。这种分隔化管理使得黄洁夫描述的故意视而不见成为普遍现象。
Tom Treasure是一位移植外科医生。他在《英国皇家药学会期刊》中写道：
“被指定的摘取团队通常是培训中的外科医生，住院医，或所谓的‘研究人员’组成。他们会被告诉去什么地方，几乎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手术室没什么人，路上及空运也很空闲。为了器官的最佳质量，时间的压力特别大。移植团队给等待手术的病人们打电话，约好紧急移植手术的过程，这需要几家不同的医院，时间上也安排得很紧。
时间的压力、地域的不同、多个器官配型的复杂性，还要保持供体和受体的机密与匿名。整个流程的复杂性，使得没有一位医务人员能够知道全过程；而且在中国，也不希望他们知道这些。这就使得此事[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成为可能，而且医生自身也大多不清楚，或回避从而不闻不问。”
12）中国政府关于器官移植的滥用一点儿也没有默不作声。掩盖中国移植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言辞上偏离话题。
偏离的一种办法就是刚才提到的假的移植统计数字，还有用药数量。中国政府称它对免疫抵制剂的需求和它的器官移植数量大致相符。然而，不管器官移植数量，还是免疫抵制剂的使用都是无法核实的。
Sean O’Conno是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里经济与贸易的政策分析家。他在2017年2月1日写的一份题为“致命毒品芬太尼从中国流向美国”的报告中说：“中国庞大的化工与药物行业都缺乏管理和关注。中国的执法官员很难有效管理全国数千家合法与非法的化工与药物厂家。”
13）除了统计数字造假之外，我们收集的硬数据与能够核实的研究也是华而不实的、大而空的套话。有人称我们研究人员反中国。可是，一个真正反中国的人是当看到一些中国人杀害另外中国人而无动于衷的。
有人称我们研究人员搞政治。可是，人权是普世的，并不限于某一政党的理念。
共产党称研究人员被法轮功修炼者所操控。可是，研究人员是在做他们自己的研究。这样的说法还有其它。
14）由于这份报告，我们也收到很多威胁，让我们闭上嘴巴，让我和此报告的合作者们停止。我们的出版物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今天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当我于2008年8月4日澳洲黄金海岸Broadbeach的一个报告会上发言时，该会议通过网络与中国的与会者连在一起，共约150人。在正式的报告结束时，现场的和网上与会者开始提问。一位网上与会者是中国政府的警官。他的问题翻译过来就是：“你怕死吗？你在严重干涉我们党的内政。你怕被报复吗？我们会报复你。我们将针对你报复。你不怕吗？”
我当时的回答是：勿斩信使。我说如果那位警官不喜欢我报告出来的，他应该开始去制止中国发生的器官移植滥用。
结论
我想以两段引用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第一个来自于苏格兰诗人Sir Walter Scott。他在1808年写道：“哦，我们刚刚学会欺骗，就编织出如此混乱的丝网。”
中共关于活摘器官不合理的解释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不诚实。然而，这种对器官活摘的谎言对于它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中共并不在乎我怎么想，而且对于胡乱应付的答覆洋洋得意。这也是它对不尊重人权指控的常用做法。
然而，中共非常在意国际移植专家们的想法。原因在于它关心自己的移植专家怎样想，而且中国的移植专家们也不想被国际移植界孤立起来。
为了欺骗国际移植行业，中国编造了比其它人权问题更为复杂的谎言。我们可以从中国移植行业的许多变化中找到这种高超骗术的蛛丝马迹。
比如说：
1）2006年的器官来源从捐献者改为被处决的死囚犯；
2）就像上面提到的，2007推出法律禁止不经同意就使用器官，但并不废除1984年允许这样做的法律；
3）2007年对移植医院或医院移植部门的注册系统，但对全国移植总数和所需最少床位总数两者间的不一致没有任何解释；
4）2007年度对于当地病人优等器官移植；
5）从2010年试点开始建立器官捐献系统，但对于研究表明这种系统作用微乎其微的的状况不做解释；
6）2013年9月成立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7）2015年又改换说法，从处决的死囚犯变到捐献的器官；
8）参加2016年香港的移植学会大会，和2017年梵蒂冈教皇科学院打击人体器官买卖和移植旅游的峰会，来传递中共的说法；
9）邀请移植专家，包括前移植学会主席P. J. O’Connell、N. Ascher，和现任主席F. L. Delmonico于2017年8月参观波将金村展出。
格里戈里·波将金（Grigory Potemkin）是俄国占领土耳其鄂图曼帝国后克里米亚的总督。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与随从在1787年来访时，他沿第聂伯河建造了一些装饰性的形象村庄来掩盖克里米亚的民不聊生。
这些高超骗术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移植行业专家们分成两派，大部分人主张与中共合作；少部分人，也就是我赞同的，是继续孤立中国以对其施压。
通常侵犯人权者对相关指控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否认、反驳，强调国家利益及国家主权。这也是中共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常见反应。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侵犯人权者会说，你讲的对，我们会改，告诉我们怎么改，来帮我们。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策略，但此举对移植专家们来说很受用。
但不管这种应付是真是假，真正的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恶行还在继续，没有公开，没有追究责任。对受害者来说，没有任何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中国的移植专家们面临的孤立会减轻或中止。
中国对于杀害良心犯摘取器官的证据抗议地如此强烈，以致于让人感觉是在作秀。一个更好的回应是用事实说话。让人能够查询记录，不经预约抽查医院、监狱和拘留所，以及和国际独立调查合作。
我第二个要引用的话来自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我想，这位女士做得过分，有些欲盖弥彰了。”在我们知道中共做了什么之前，遇到的就是最强烈的抗议。这些抗议本身让我感到中国在试图掩盖什么。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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