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6月01日讯】每年高考总有一批高考状元出炉，成为媒体网络追逐报导的天之骄子。然而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中共建政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北大才子沈元，被誉为天才学者，最终却因治学已命丧黄泉，直到文革后才平反。
沈元于1938年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父亲沈昌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后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着，因“涉历巨险，忧劳至疾”而病逝。母亲何天予，毕业于早期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位汉语言学家，书法家。
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1955年以全国高考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但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后，连续发表轰动学术界的文章，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仅32岁的他被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文革后才平反。
前北京大学教授郭罗基，曾在题为《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中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20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馀皆“从严”。
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提溜了起来。20来个人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
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就是沈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
郭罗基回忆，那时，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50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
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
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
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肃反杀人的事情。
同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英文版《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藉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70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
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沈元还提出：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
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份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年仅19岁。
在结束了3年的劳改生涯，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1962年4、5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时，沈元在1962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大学问家王国维。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
25岁时，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
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中国，黎澍被批为“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此后，沈元非但不能再做学问，连生存度日都难。沈元夫妻二人走到哪里都会被红卫兵追到那儿。
北大历史系学生雷光汉（沈元的同学）说：那时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间，世道很乱，沈元当时和一个十八九岁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很有才华。
他说，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谈话时，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她说了一句西谚，来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还说：“戴高帽、挂牌子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是希特勒当年对付犹太人的手法，电影《马门教授》里面就有。”
沈元和他太太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他俩被扫地出门，逼得到处躲藏，工作单位也不接纳，小两口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
学者何与怀回忆说，当时沈元实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实在是走逃无路了。
最后沈元不堪凌辱，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外国（也有人说是苏联）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共政府逮捕。
沈元被捕后，经常拉出来游斗。沈元被“工宣队”内定判死刑，交给大家讨论。黎澍说：“我是欲哭无泪。我要找个助手，前后考察过40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枪毙了……。”
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公告：“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32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企图叛国投敌，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
沈元被捕后，他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
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她当场晕了过去。
沈元在1970年3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他的家人，一年多后才接到通知。
1981年，法院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
（责任编辑：古风）
沈元于1938年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父亲沈昌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后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着，因“涉历巨险，忧劳至疾”而病逝。母亲何天予，毕业于早期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位汉语言学家，书法家。
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1955年以全国高考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但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后，连续发表轰动学术界的文章，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仅32岁的他被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文革后才平反。
人们惊叹沈元临刑前的镇静
前北京大学教授郭罗基，曾在题为《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中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20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馀皆“从严”。
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提溜了起来。20来个人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
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就是沈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
郭罗基回忆，那时，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50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
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惹祸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
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
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肃反杀人的事情。
同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英文版《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藉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70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
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沈元还提出：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
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份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年仅19岁。
沈元连发轰动史学界的文章
在结束了3年的劳改生涯，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1962年4、5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时，沈元在1962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大学问家王国维。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
25岁时，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
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中国，黎澍被批为“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此后，沈元非但不能再做学问，连生存度日都难。沈元夫妻二人走到哪里都会被红卫兵追到那儿。
北大历史系学生雷光汉（沈元的同学）说：那时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间，世道很乱，沈元当时和一个十八九岁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很有才华。
他说，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谈话时，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她说了一句西谚，来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还说：“戴高帽、挂牌子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是希特勒当年对付犹太人的手法，电影《马门教授》里面就有。”
沈元和他太太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他俩被扫地出门，逼得到处躲藏，工作单位也不接纳，小两口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
学者何与怀回忆说，当时沈元实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实在是走逃无路了。
最后沈元不堪凌辱，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外国（也有人说是苏联）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共政府逮捕。
沈元被捕后，经常拉出来游斗。沈元被“工宣队”内定判死刑，交给大家讨论。黎澍说：“我是欲哭无泪。我要找个助手，前后考察过40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枪毙了……。”
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公告：“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32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企图叛国投敌，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
沈元被捕后，他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
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她当场晕了过去。
沈元在1970年3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他的家人，一年多后才接到通知。
1981年，法院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
（责任编辑：古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