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习惯把身穿白大褂的的医务人员誉为上帝差遣到人闻的“白衣天使”！现如今，雷打不动的专制体制，势在必然的肉腐蛆生，天使们也“入乡随俗”，褪尽了花容芳颜，嬗变为面目狰狞的魔鬼！治病救人的医院沆瀣一气，堕落为敲骨吸髓的屠宰场！
医疗腐败比之吏治腐败、司法腐败、教育腐败、金融腐败……更其祸国殃民，贻害无穷！广大患者直面大行其道的医疗腐败，既满腹怨气，又主动投怀送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种种腐败，怵目惊心！如实道来，您若不望医兴叹，无动于衷，就没心没肝了！
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过度护理等等。据卫生部门统计，中国卫生总费用五年间，长年均增百分之十三﹒六，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专家指出，过度医疗犹如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国家、社会和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药物滥用导致的药源性疾病而造成的灾难性费用，每年超过万亿元之多！更为严重的恶果是，同时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和直接导致“超级耐药菌”的孶生。
过度医疗最常见的是的输液，七成以上患者，无论病情轻重，都乖乖地被吊瓶囚禁在床上，以抗生素、激素、维生素进行“三素一汤”的治疗。医学专家论证认定，三十五种疾病(上呼吸道感染、慢性胃炎、浅静脉炎、老年骨关节炎、过敏性鼻炎、慢性喉炎、慢性盆腔、子宫肌瘤、外阴炎等……)根本不必要输液。卫生部统计，中国百分之六十八﹒九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百分之三十七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一百个患者一天消耗八十﹒一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不必要的输液会加重患者肝脏、肾脏负担，甚至导致安全风险。资料显示，我国药物性肝损害的病例，以每年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五的速度增长，蔚为大观！
滥肆检查是过度医疗的一大特色。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 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伤害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卫生部《医院评价管理指南》明文规定，阳性率应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患者才做C T，医院却置若罔闻。其实СТ、Ｘ光对肝脏、血管瘤、结石等的检查，准确性还不如Ｂ超。СТ、Ｘ辐射对人体严重的隐蔽性、潜伏性伤害，许多人毫不知情或知之甚少，国外医院很少使用，或严格规定必需穿上防护服，尽力减少或避免辐射诱发癌症和心脏病。我国也有相关规定，可“白衣天使”们在利益驱使下，动辄让病人СТ、胸透，与魔鬼结缘！ 至于“防护服”，八辈子也没见过！医务人员无需穿，因为他们总是远远避开，遥控操作。
心脏支架撑开狭窄的血管，也早已形成过度医疗的滥用趋势，每年增加六万个以上。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七比一到八比一，中国大陆高达十二比一，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越来越多的冠心病患者被建议放支架，一个不够放二个、三个,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十多个，被称为“钢铁长城”。武汉同济医院神经科教授朱遂强说，脑血管狭窄没有症状或狭窄程度未达到百分之七十的，不建议放支架，保守治疗更有效。一些高龄老人血管老化不宜放支架，放入支架撑开狭窄部位后，血流加快，极有可能“冲破”其他血管，形成过度灌注，导致出血死亡。
剖腹产也被滥用，一些医院滥用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阑尾、疝气的患者都做СТ。前列腺炎、乙肝、肿瘤等常见病，各种没必要的细化检查轮番进行，未被公认的各种联合治疗普遍存在。前列腺炎本是一种普通病，一些所谓的专家、特色医院把它渲染成了一种“重大疾病”，全方位检查治疗，十八般武艺, 轮流上阵……。
“重头戏”是每年以四百多万增长的癌症发病率，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手术切除肿瘤，使病人失去了原本可以保留的器官及功能；高剂量化疗药物不但没缩小肿瘤，反而使病人因毒副反应更痛苦和衰弱；过高剂量放疗会对肿瘤周围正常组织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放化疗是国外在治疗癌症中摸索的产物，后来发现它是把双刄剑，在灭杀癌细胞同时也灭杀免疫细胞后，不再推广应用，我们的一些医院却把人家淘汰的设备买了来，冠以‘高科技’滥肆使用！
北京某着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透露，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放化疗。有个早期肺癌的患者，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免疫力急剧下降，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花费了三十多万元，仍一命呜呼！
过度医疗虽明令禁止，由于界限模糊，很难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例如，医生即使故意用高价回扣药替代常规药，也完全可以用个人经验、用药偏好、甚至“病人要求”等理由应对质疑和检查。
当然，患者的急不可待和就医理念的偏差，也起到催化、促进的作用。他们不理解很多疾病是生理调节的正常反应，无需诊疗；不知晓某些疾病目前无法根治，不必开膛破肚；不明白某些检查，弊大于利……因而，主动要求，让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正中下怀，愿者鱼儿自上钩，快哉！快哉！
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专业从事抗生素临床药理研究的萧永红教授2007年与同事做了一个调查显：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出口约3万吨，在国内使用18万吨（包括农业使用），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是美国人的10倍。在所有药品消费前十位中，头孢拉定、头孢曲松等占去半壁江山，
资料显示，中国平均每年每人要输八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二﹒五至三﹒三瓶的水准，俨然已成“吊瓶大国”，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萧永红说，‘液’里面不外乎糖水、盐水，再加一些药，加的药最多就是抗生素。国外门诊基本上是不输液的。中国人有一个误解，认为好得快，最好去医院挂吊瓶。实际上，吃进去的药品和输入体内的药品并没有什么不同。
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百分之七十，是欧美国家的两倍。其中外科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廾七。其实，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小孩发烧更多是因病毒感染，不需要用抗生素，但使用比例要高于成人。
萧永红忧心忡忡地说，牛奶、鸡蛋、肉类……使用抗生素量也很大，最大的副作用是产生耐药性, 加大治疗难度.。耐药基因会在不同细菌间互相传递，越来越多的耐药性，全球将面临药物无效！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说，过量输液其实反映的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又尖锐的问题，医药是有害的，只是专业人员不愿提及，而公众意识不到，也难以了解内情。中国的过度治疗，包括滥用抗生素和过度输液，已经在为“医药带来的害处多于带来的好处”做出生动的解释。世界卫生组织的用药原则之一是，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但是这一原则早就在中国被突破，人们最常见的治疗方式就是输液和使用抗生素。
专业人员并非不知道输液的危害，只是不愿对病患者和公众说出而已，原因在于医药的巨大利润。即使有个别患者坚持要输液，以医生的理性和人文关怀，也应加以劝阻，并且针对病情下医嘱。医生的工作应该是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援，鼓励他们养成明智、健康的生活习惯，而不是鼓励他们用药和对他们多用药。
世界上不缺药物，真正缺乏的是用药的思维和方法，以及对病人的关怀。少用药、巧用药和最好别用药，应当是医生首要的治疗原则。
中国网络电视台报导：二○一二年四月十七日全国医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面》记者专访国务院医改专家谘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玲。
记者：你带领学生到江苏宿迁市医院暗访，发现的问题是什么？
李玲：腐败触目惊心！我的学生全是北大的研究生，个个身强力壮。我叫他们去看病，跟医生说得厉害一点，头疼、胃疼、腿疼。晚上到旅馆汇报，头疼的做核磁，胃疼的做胃镜，腿疼的做CT。我叫他们明天换个医院看病，说轻一点，胃只有一点点不舒服，头只有一点点晕，腿只有一点点疼……。晚上回来告诉我，一模一样，全部让他们去做了检查。
记者：这就是您常说的过度医疗。
李玲：当然是过度医疗，你想想看，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说胃有点不舒服，开一点舒缓的药就可以了，哪能一下子就做胃镜。做胃镜是很痛苦的，是要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才需要做。过度医疗是造成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没病给你弄出病来了。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一家医院，每个孕产妇来了都是剖腹产，有一个农村的孕产妇刚送到就生下来，没来得及剖腹。医院召开大会，院长点名批评这个医生手脚太慢！你听了不可怕吗？这是医院吗？
记者：你说是什么？
李玲：屠宰场呀！孩子应该自然生产的，都剖腹，因为剖腹产能多赚钱。
业内人士透露，过度医疗最根本原因是医务人员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化疗一个疗程三十天，一天五百元，疗程越多，提成越高。医生每给病人放一个支架，有的提成上千元。十个支架提成万元！武汉一家部属大医院从事妇科临床四十多年的老专家说，很多常见病，她凭经验就能诊断，但医院减少了收入，影响科室效益，而患者也认为没做检查凭啥说他得病，于是只好例行公事让他去CT、胸透、造影、核磁。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指出， 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五亿元增加到二十亿元，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说，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资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物件。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价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指出，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三千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二﹒七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六千元，到了医院便成了三﹒八万元。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
在暴利的诱惑下，很多医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瘾，很难主动戒断。据知情人透露，三甲医院的内科医生，凭着手中的处方权，每月拿到上万元药品回扣，是很寻常的事。某医院一名退休医生向医院领导提出，只要让他出诊，他可以不拿一分钱工资。有了处方权，拿到的回扣比工资高得多，何乐而不为。
《大众日报》记者孙瑞灼报导，一盒小小的芦笋片，出厂价十五﹒五元，到了患者手上就变成了二百一十三元，利润高达百分之一千三。一支“硫酸软骨素注射液”，医院售价二十九元，在药品超市零售价仅为六﹒五元，医院售价高出药店六十多倍。这种注射液还是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第四批药品招标采购的药品。招标采购药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限制药价虚高，为老百姓拿到一个合理的药价，人们没有看到这种改革应有的效果，缘于商业贿赂扭曲了制度的本意，一些腐败官员在这过程中成为可耻的帮凶！
药品在销售流通中，每个过程的参与者都要从中渔利！一个药品生产产家的推销员自曝内幕，药品进入医院，要历经院长、分管副院长、药剂科、科主任、医生等各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用金钱攻关。在药品利润分配比例上，制药厂代理人仅占百分之五左右，医生则要占到百分之二三十，药品实际价格的百分之五十都是虚的。经过腐败分子的重重盘剥、层层加价，到患者手中时已是出产价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商业贿赂的受害者是病人，医疗腐败链条丝丝入扣，牢不可破，黎民百姓因病负债，因病致贫问题，很难解决，“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海峡医界网》披露，湖南郴州市药监局一月廿六日下午向郴州市某医院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该院必须从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购进药品。原来，该院用工业氧冒充医用氧，医用氧四百五十元一瓶，工业氧一百五十元一瓶，差价三百多元。问题疫苗、问题氧气，让人尊敬的白衣天使们，竟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坑害病人的严重行为，仅仅下达一纸《责令改正通知书》就完事大吉？有人说医院成了一个“非常危险、阴森甚至恐怖的场所！”毫不为过。
二○○九年，我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幸运地成为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医生。第二天上午，接诊了一个肝癌晚期的老人，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没有治疗价值了。从老人的穿着来看，家境并不太好，没有必要白花钱。我建议老人的女儿放弃治疗。老人的女儿放声大哭，伤心地把老人带走了。不料，一个星期之后，我意外地发现老人竟然被别的医生收住院了！护士长告诉我，老人回家后把住房卖了三十万，挂专家号住了院。护士长还悄悄告诉我：老人说“你医德不行，自己没本事治病，就让他回家等死！”
年底，我们肿瘤科发奖金，平均一个人才二千多元！主任关上门给我们开了个秘密会议：“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收人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奖金。”他故意顿了顿说：“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用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主任的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地投向我，我脸上火辣辣的！
没过几天，病房住进一个患前列腺癌的离休干部，癌细胞也已经转移到腹腔。有了前面的教训，我放开了手脚，什么药贵开什么药。老人住院两个月，花费了40万元，还是死了。
我很内疚，感到愧对老人！可家属办完后事给我送来一面锦旗，说我把病人当亲人。
二○一○年七月，我把一个有手术必要的病人转给了胸外科一个医生。没想到，手术之后，胸外科医生专门请我吃了顿饭，并给了我五百元的红包说：“肿瘤科的工作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先介绍到外科做手术，让外科把手术的钱赚到了，然后转到化疗科化疗，再转到放疗科放疗，等这些科室的钱都赚到了，再扔到中医科喝中药。”可悲的是，他转给我来一个七十岁早期肺癌病人，我好心告诉病人，可以保守治疗，不必化疗，病人质问我：“化放疗是常规，如果听你的保守，我的癌症复发了你负责？”其实，化疗有很大的致命副作用，尤其是对这种年老体弱的癌症病人。四个月疗程的化疗，老人的免疫力急剧下降，肺癌也随之复发，并出现了脑转移。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又给老人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转移，折腾了一年多，老人终于在痛苦中死去了。有个胃癌期病人，折腾三个月死了，我调出病人的影像资料，发现根本没有必要手术。（ 摘自《烟台论坛》）
病人住进医院，各种各样的费用就像春蚕吐丝，源源不断，有的吐到死，有的死后还得吐！
北京北洋华诚新能源公司职员许京详说：“二○○八年六月，父亲肺癌入住家门口的一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医生总是不停地给他输液。从早晨一直输到夜里。在输液的同时，还要不断打针，有时一天要打七八针，屁股上的针眼比蜂窝煤还多，密密麻麻上千个，我都不忍心看。陆陆续续出入院十馀次，每次住院，医生都要开汤药，父亲根本喝不下，端来就倒掉。家属多次要求医生停止熬汤药，但无人理睬。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没有治疗价值，仍在拼命开药，直到二○○九年九月去世，开的药还堆积如山，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而且都是自费药。医药费总计五十多万元，当时的医保报销，封顶线是十七万元，其馀都是自费。”
《云南日报》社退休的许庆枫对笔者说，他的岳父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老干部，一向身体健康，无病无疼。退休后，或与朋友打牌下棋，或到处游山玩水，听到医疗改革后要自负部份费用的风声，急忙到省中医院住院疗养，成天大量输液，大把吃药，总量超出了正常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三个月不到去世。医院说他是突发脑溢血死亡，家属尽管疑问重重，但拿不出证据，到那里申诉都不被受理。
从湖北到广东莞市打工的吴喜英，胆管结石二月廿一日入住凤岗镇广济医院，先后两次手术，二十八天后死亡，留给丈夫萧国海一张四十五万的欠费单，把他吓得半死！在萧国海租住的出租屋，记者看到广济医院出具的长达九页的“住院费用表”，列出三百二十多项收费项目……。东莞市卫生局调查，这家医院还算‘厚道’，没虚开药费，输血一万四千毫升、输液三百三十公斤。医院让病人半个小时就输一袋液体，不间断输液同时又输血，还做其他检查。《新京报》四月八日的评论说，医院本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地方，医生是天使，可是现在却成了魔鬼！
过度医疗致人死地，岂非不择手段“图财害命”！
上述事例，绝对是浮光掠影，挂一漏万。许多暗箱操作、严禁曝光、默契合作、密不透风、串通一气的东西，那就盲人瞎马，一无所知了。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十六时三十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脊柱炎和肺结核病人李梦南对四位医生挥刀行凶，一死三伤。凶手自杀未遂，对记者说“感觉医生在麻烦我。”互联网的消息说，“叫好”的人居然高达百分之六十！
哈医大一院的事件只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极端案例，但不是个例。 据新华社报导，二○○六年，我国内地共发生九千八百卅一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五千五百一十九人，医院财产损失超过两亿元。
《新京报》报导，二○一二年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北京市百分之七十二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医闹”事件。
广东东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的文件指示医院：“可适当配备短棍、长棍、催泪喷雾剂等带有攻击性的装备以及防刺背心等，以供危急情况下使用”。
医患冲突频频发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积习成常；一方积怨成仇，也没法剥离。弊绝风清，扶正祛邪，也非朝夕之功，谈何容易？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传统美德，更难回归！
本来是鱼水深情的医患关系，因“肉腐蛆生”而变得剑拔弩张，如临大敌！无可争辩的根本原因是患者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被误诊、误治，小病治成大病，大病治成冤魂，屡见不鲜，有目共睹。医生即使把没有病的人医死，患者或家属也往往无可奈何！打官司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上级和下级不是至亲胜似至亲，打断脚杆连着筋。事故鉴定的专家都是圏内人、或自已人，胳膊焉能朝外拐，何况病历是些纸片片，销毁、篡改、重写，都轻而易举。向法院起诉，拿不出证据便是扰乱治安秩序，赔了夫人又折兵“倒贴黄瓜二条”！只有少数张冠李戴做错手术，或错切肝脏，或把棉签、止血钳缝在病人肚子里的医生，才会受到惩罚。
近年来，媒体陆续传出恐怖新闻和辟谣评论: 上海、徐州、洛阳、衡阳、景德镇、西双版纳等地，有患者做肌瘤切除、直肠瘤切除、淋巴腐剥脱、肠吻合、剖腹产等外科手术后，缺失了一个肾，认定是被医生顺手牵羊偷摘了，打官司无一胜诉。法官不谙医术、医道，只能依据医学协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的结论: 萎缩，移位, 变形, 天生只有一个肾……等等理由判决。上海患者孙世珍在一家知名医院做左腹腔肌瘤切除后没了肾，医生有理有据：“瘤包膜包裹住了肾蒂血管, 没法剥离，不得不切去。”并拿出个切下的残肾为铁证，法院判决孙世珍赔偿医生切除费……。如果都是“谣言”,穷根究底，无疑是长期以来，医生自毁尊容，医院自污形象的必然结果。
吏治不清，民由何安？祸端丛生，令行不止！提醒患者，您无权反腐败，但有权抵制或婉拒，或干脆逃之夭夭, 另谋医路……莫把自己辛苦一生的积蓄，填入医院的无底洞。
各种腐败现象，祸国殃民，贻害无穷！中共中央、国务院设立专门的反腐和改革机构整治多年，终因体制一仍旧贯，雷打不动；官员泥沙俱下，鳖多鱼少，以至腐败现象恰似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不尽！腐败分子后浪推前浪，一波又一波……。
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以怠忽职守罪、受贿罪判处死刑后，医疗反腐从未间断。二○一七年至今，落马的医院院长、卫生官员有四百多名。其中，湖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方亦兵，在担任省人民医院院长时，一手主持造价四亿多元的急诊大楼，以六亿多元结算，“一锄挖个金娃娃”，富甲天下！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主任范泽旭的富有稍逊一筹：二千一百六十二万元！蛇呑不了象，呑羊绰绰有馀。
有人把主管医药卫生的腐败官员和手握实权的腐败医院院长称为“大巫”，把丧尽天良的坐诊医生称为“小巫”。惩治“大巫”很容易，发现一个，依法收拾一个； 挖出一串，连根拨掉。惩治“小巫”就很难了：人多靣广，随波逐流，你巫、我巫、大家巫、不巫白不巫；院长下达的创收指标，不巫也得巫；上行下效，“和尚动得，阿Q也动得”……。法律界人士忧虑地说:“医生收受回扣，中饱私囊，利用处方权，玩人丧德，坑害患者……，应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绳之以法，但如果都抓了，还能剩下几个医生看病呢？”
莫道“洪洞县里无好人”，医生未必都“巫”。 二○一三年五月三十日《南方周末》报导:五十岁的兰越峰是四川省绵阳市医院的超声专家，医院用灾后援建捐款购买彩超设备，明明价值一百六十万元，却让她在二百三十万元的发票上签字，她说“不”。一位农民经过超声检查，明明没问题，却被诊断为需要做下肢血管手术和安装心脏起搏器。她又说“不”……断了医院的财路，得罪了同事，得罪了领导，诊疗室被换了锁，让她待岗、旷工，以达到开除之目的。无奈，她只好坐在走廊里。涪城区卫生局纪委书记说：“兰越峰给医院出了一道难题，不在医院，说她旷工可以；说她不上班，她又在医院里。兰越峰无疑是最好的医生，有技术有医德。好医生坐走廊，不好的医生乱开方！这样的医院安全吗？还是人民医院吗？”
呜呼！出污泥而不染的医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哀哉！体制沉屙难起，以何施药石；吏治病入膏肓，以何下针砭？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医疗腐败比之吏治腐败、司法腐败、教育腐败、金融腐败……更其祸国殃民，贻害无穷！广大患者直面大行其道的医疗腐败，既满腹怨气，又主动投怀送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种种腐败，怵目惊心！如实道来，您若不望医兴叹，无动于衷，就没心没肝了！
过度医疗 氾滥成灾
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过度护理等等。据卫生部门统计，中国卫生总费用五年间，长年均增百分之十三﹒六，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专家指出，过度医疗犹如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国家、社会和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药物滥用导致的药源性疾病而造成的灾难性费用，每年超过万亿元之多！更为严重的恶果是，同时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和直接导致“超级耐药菌”的孶生。
过度医疗最常见的是的输液，七成以上患者，无论病情轻重，都乖乖地被吊瓶囚禁在床上，以抗生素、激素、维生素进行“三素一汤”的治疗。医学专家论证认定，三十五种疾病(上呼吸道感染、慢性胃炎、浅静脉炎、老年骨关节炎、过敏性鼻炎、慢性喉炎、慢性盆腔、子宫肌瘤、外阴炎等……)根本不必要输液。卫生部统计，中国百分之六十八﹒九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百分之三十七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一百个患者一天消耗八十﹒一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不必要的输液会加重患者肝脏、肾脏负担，甚至导致安全风险。资料显示，我国药物性肝损害的病例，以每年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五的速度增长，蔚为大观！
滥肆检查是过度医疗的一大特色。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 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伤害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卫生部《医院评价管理指南》明文规定，阳性率应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患者才做C T，医院却置若罔闻。其实СТ、Ｘ光对肝脏、血管瘤、结石等的检查，准确性还不如Ｂ超。СТ、Ｘ辐射对人体严重的隐蔽性、潜伏性伤害，许多人毫不知情或知之甚少，国外医院很少使用，或严格规定必需穿上防护服，尽力减少或避免辐射诱发癌症和心脏病。我国也有相关规定，可“白衣天使”们在利益驱使下，动辄让病人СТ、胸透，与魔鬼结缘！ 至于“防护服”，八辈子也没见过！医务人员无需穿，因为他们总是远远避开，遥控操作。
心脏支架撑开狭窄的血管，也早已形成过度医疗的滥用趋势，每年增加六万个以上。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七比一到八比一，中国大陆高达十二比一，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越来越多的冠心病患者被建议放支架，一个不够放二个、三个,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十多个，被称为“钢铁长城”。武汉同济医院神经科教授朱遂强说，脑血管狭窄没有症状或狭窄程度未达到百分之七十的，不建议放支架，保守治疗更有效。一些高龄老人血管老化不宜放支架，放入支架撑开狭窄部位后，血流加快，极有可能“冲破”其他血管，形成过度灌注，导致出血死亡。
剖腹产也被滥用，一些医院滥用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阑尾、疝气的患者都做СТ。前列腺炎、乙肝、肿瘤等常见病，各种没必要的细化检查轮番进行，未被公认的各种联合治疗普遍存在。前列腺炎本是一种普通病，一些所谓的专家、特色医院把它渲染成了一种“重大疾病”，全方位检查治疗，十八般武艺, 轮流上阵……。
“重头戏”是每年以四百多万增长的癌症发病率，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手术切除肿瘤，使病人失去了原本可以保留的器官及功能；高剂量化疗药物不但没缩小肿瘤，反而使病人因毒副反应更痛苦和衰弱；过高剂量放疗会对肿瘤周围正常组织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放化疗是国外在治疗癌症中摸索的产物，后来发现它是把双刄剑，在灭杀癌细胞同时也灭杀免疫细胞后，不再推广应用，我们的一些医院却把人家淘汰的设备买了来，冠以‘高科技’滥肆使用！
北京某着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透露，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放化疗。有个早期肺癌的患者，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免疫力急剧下降，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花费了三十多万元，仍一命呜呼！
过度医疗虽明令禁止，由于界限模糊，很难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例如，医生即使故意用高价回扣药替代常规药，也完全可以用个人经验、用药偏好、甚至“病人要求”等理由应对质疑和检查。
当然，患者的急不可待和就医理念的偏差，也起到催化、促进的作用。他们不理解很多疾病是生理调节的正常反应，无需诊疗；不知晓某些疾病目前无法根治，不必开膛破肚；不明白某些检查，弊大于利……因而，主动要求，让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正中下怀，愿者鱼儿自上钩，快哉！快哉！
卫生部专家：全球将面临药物无效
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专业从事抗生素临床药理研究的萧永红教授2007年与同事做了一个调查显：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出口约3万吨，在国内使用18万吨（包括农业使用），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是美国人的10倍。在所有药品消费前十位中，头孢拉定、头孢曲松等占去半壁江山，
资料显示，中国平均每年每人要输八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二﹒五至三﹒三瓶的水准，俨然已成“吊瓶大国”，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萧永红说，‘液’里面不外乎糖水、盐水，再加一些药，加的药最多就是抗生素。国外门诊基本上是不输液的。中国人有一个误解，认为好得快，最好去医院挂吊瓶。实际上，吃进去的药品和输入体内的药品并没有什么不同。
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百分之七十，是欧美国家的两倍。其中外科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廾七。其实，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小孩发烧更多是因病毒感染，不需要用抗生素，但使用比例要高于成人。
萧永红忧心忡忡地说，牛奶、鸡蛋、肉类……使用抗生素量也很大，最大的副作用是产生耐药性, 加大治疗难度.。耐药基因会在不同细菌间互相传递，越来越多的耐药性，全球将面临药物无效！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医药是有害的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说，过量输液其实反映的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又尖锐的问题，医药是有害的，只是专业人员不愿提及，而公众意识不到，也难以了解内情。中国的过度治疗，包括滥用抗生素和过度输液，已经在为“医药带来的害处多于带来的好处”做出生动的解释。世界卫生组织的用药原则之一是，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但是这一原则早就在中国被突破，人们最常见的治疗方式就是输液和使用抗生素。
专业人员并非不知道输液的危害，只是不愿对病患者和公众说出而已，原因在于医药的巨大利润。即使有个别患者坚持要输液，以医生的理性和人文关怀，也应加以劝阻，并且针对病情下医嘱。医生的工作应该是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援，鼓励他们养成明智、健康的生活习惯，而不是鼓励他们用药和对他们多用药。
世界上不缺药物，真正缺乏的是用药的思维和方法，以及对病人的关怀。少用药、巧用药和最好别用药，应当是医生首要的治疗原则。
国务院医改专家李玲：医院是屠宰场
中国网络电视台报导：二○一二年四月十七日全国医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面》记者专访国务院医改专家谘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玲。
记者：你带领学生到江苏宿迁市医院暗访，发现的问题是什么？
李玲：腐败触目惊心！我的学生全是北大的研究生，个个身强力壮。我叫他们去看病，跟医生说得厉害一点，头疼、胃疼、腿疼。晚上到旅馆汇报，头疼的做核磁，胃疼的做胃镜，腿疼的做CT。我叫他们明天换个医院看病，说轻一点，胃只有一点点不舒服，头只有一点点晕，腿只有一点点疼……。晚上回来告诉我，一模一样，全部让他们去做了检查。
记者：这就是您常说的过度医疗。
李玲：当然是过度医疗，你想想看，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说胃有点不舒服，开一点舒缓的药就可以了，哪能一下子就做胃镜。做胃镜是很痛苦的，是要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才需要做。过度医疗是造成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没病给你弄出病来了。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一家医院，每个孕产妇来了都是剖腹产，有一个农村的孕产妇刚送到就生下来，没来得及剖腹。医院召开大会，院长点名批评这个医生手脚太慢！你听了不可怕吗？这是医院吗？
记者：你说是什么？
李玲：屠宰场呀！孩子应该自然生产的，都剖腹，因为剖腹产能多赚钱。
医生爱财 取之无道
业内人士透露，过度医疗最根本原因是医务人员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化疗一个疗程三十天，一天五百元，疗程越多，提成越高。医生每给病人放一个支架，有的提成上千元。十个支架提成万元！武汉一家部属大医院从事妇科临床四十多年的老专家说，很多常见病，她凭经验就能诊断，但医院减少了收入，影响科室效益，而患者也认为没做检查凭啥说他得病，于是只好例行公事让他去CT、胸透、造影、核磁。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指出， 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五亿元增加到二十亿元，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说，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资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物件。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价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指出，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三千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二﹒七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六千元，到了医院便成了三﹒八万元。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
在暴利的诱惑下，很多医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瘾，很难主动戒断。据知情人透露，三甲医院的内科医生，凭着手中的处方权，每月拿到上万元药品回扣，是很寻常的事。某医院一名退休医生向医院领导提出，只要让他出诊，他可以不拿一分钱工资。有了处方权，拿到的回扣比工资高得多，何乐而不为。
药品重利盘剥 利益均沾
《大众日报》记者孙瑞灼报导，一盒小小的芦笋片，出厂价十五﹒五元，到了患者手上就变成了二百一十三元，利润高达百分之一千三。一支“硫酸软骨素注射液”，医院售价二十九元，在药品超市零售价仅为六﹒五元，医院售价高出药店六十多倍。这种注射液还是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第四批药品招标采购的药品。招标采购药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限制药价虚高，为老百姓拿到一个合理的药价，人们没有看到这种改革应有的效果，缘于商业贿赂扭曲了制度的本意，一些腐败官员在这过程中成为可耻的帮凶！
药品在销售流通中，每个过程的参与者都要从中渔利！一个药品生产产家的推销员自曝内幕，药品进入医院，要历经院长、分管副院长、药剂科、科主任、医生等各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用金钱攻关。在药品利润分配比例上，制药厂代理人仅占百分之五左右，医生则要占到百分之二三十，药品实际价格的百分之五十都是虚的。经过腐败分子的重重盘剥、层层加价，到患者手中时已是出产价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商业贿赂的受害者是病人，医疗腐败链条丝丝入扣，牢不可破，黎民百姓因病负债，因病致贫问题，很难解决，“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海峡医界网》披露，湖南郴州市药监局一月廿六日下午向郴州市某医院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该院必须从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购进药品。原来，该院用工业氧冒充医用氧，医用氧四百五十元一瓶，工业氧一百五十元一瓶，差价三百多元。问题疫苗、问题氧气，让人尊敬的白衣天使们，竟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坑害病人的严重行为，仅仅下达一纸《责令改正通知书》就完事大吉？有人说医院成了一个“非常危险、阴森甚至恐怖的场所！”毫不为过。
良心医生揭黑幕
二○○九年，我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幸运地成为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医生。第二天上午，接诊了一个肝癌晚期的老人，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没有治疗价值了。从老人的穿着来看，家境并不太好，没有必要白花钱。我建议老人的女儿放弃治疗。老人的女儿放声大哭，伤心地把老人带走了。不料，一个星期之后，我意外地发现老人竟然被别的医生收住院了！护士长告诉我，老人回家后把住房卖了三十万，挂专家号住了院。护士长还悄悄告诉我：老人说“你医德不行，自己没本事治病，就让他回家等死！”
年底，我们肿瘤科发奖金，平均一个人才二千多元！主任关上门给我们开了个秘密会议：“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收人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奖金。”他故意顿了顿说：“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用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主任的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地投向我，我脸上火辣辣的！
没过几天，病房住进一个患前列腺癌的离休干部，癌细胞也已经转移到腹腔。有了前面的教训，我放开了手脚，什么药贵开什么药。老人住院两个月，花费了40万元，还是死了。
我很内疚，感到愧对老人！可家属办完后事给我送来一面锦旗，说我把病人当亲人。
二○一○年七月，我把一个有手术必要的病人转给了胸外科一个医生。没想到，手术之后，胸外科医生专门请我吃了顿饭，并给了我五百元的红包说：“肿瘤科的工作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先介绍到外科做手术，让外科把手术的钱赚到了，然后转到化疗科化疗，再转到放疗科放疗，等这些科室的钱都赚到了，再扔到中医科喝中药。”可悲的是，他转给我来一个七十岁早期肺癌病人，我好心告诉病人，可以保守治疗，不必化疗，病人质问我：“化放疗是常规，如果听你的保守，我的癌症复发了你负责？”其实，化疗有很大的致命副作用，尤其是对这种年老体弱的癌症病人。四个月疗程的化疗，老人的免疫力急剧下降，肺癌也随之复发，并出现了脑转移。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又给老人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转移，折腾了一年多，老人终于在痛苦中死去了。有个胃癌期病人，折腾三个月死了，我调出病人的影像资料，发现根本没有必要手术。（ 摘自《烟台论坛》）
“春蚕”到死“丝”方尽
病人住进医院，各种各样的费用就像春蚕吐丝，源源不断，有的吐到死，有的死后还得吐！
北京北洋华诚新能源公司职员许京详说：“二○○八年六月，父亲肺癌入住家门口的一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医生总是不停地给他输液。从早晨一直输到夜里。在输液的同时，还要不断打针，有时一天要打七八针，屁股上的针眼比蜂窝煤还多，密密麻麻上千个，我都不忍心看。陆陆续续出入院十馀次，每次住院，医生都要开汤药，父亲根本喝不下，端来就倒掉。家属多次要求医生停止熬汤药，但无人理睬。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没有治疗价值，仍在拼命开药，直到二○○九年九月去世，开的药还堆积如山，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而且都是自费药。医药费总计五十多万元，当时的医保报销，封顶线是十七万元，其馀都是自费。”
《云南日报》社退休的许庆枫对笔者说，他的岳父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老干部，一向身体健康，无病无疼。退休后，或与朋友打牌下棋，或到处游山玩水，听到医疗改革后要自负部份费用的风声，急忙到省中医院住院疗养，成天大量输液，大把吃药，总量超出了正常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三个月不到去世。医院说他是突发脑溢血死亡，家属尽管疑问重重，但拿不出证据，到那里申诉都不被受理。
从湖北到广东莞市打工的吴喜英，胆管结石二月廿一日入住凤岗镇广济医院，先后两次手术，二十八天后死亡，留给丈夫萧国海一张四十五万的欠费单，把他吓得半死！在萧国海租住的出租屋，记者看到广济医院出具的长达九页的“住院费用表”，列出三百二十多项收费项目……。东莞市卫生局调查，这家医院还算‘厚道’，没虚开药费，输血一万四千毫升、输液三百三十公斤。医院让病人半个小时就输一袋液体，不间断输液同时又输血，还做其他检查。《新京报》四月八日的评论说，医院本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地方，医生是天使，可是现在却成了魔鬼！
过度医疗致人死地，岂非不择手段“图财害命”！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上述事例，绝对是浮光掠影，挂一漏万。许多暗箱操作、严禁曝光、默契合作、密不透风、串通一气的东西，那就盲人瞎马，一无所知了。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十六时三十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脊柱炎和肺结核病人李梦南对四位医生挥刀行凶，一死三伤。凶手自杀未遂，对记者说“感觉医生在麻烦我。”互联网的消息说，“叫好”的人居然高达百分之六十！
哈医大一院的事件只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极端案例，但不是个例。 据新华社报导，二○○六年，我国内地共发生九千八百卅一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五千五百一十九人，医院财产损失超过两亿元。
《新京报》报导，二○一二年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北京市百分之七十二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医闹”事件。
广东东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的文件指示医院：“可适当配备短棍、长棍、催泪喷雾剂等带有攻击性的装备以及防刺背心等，以供危急情况下使用”。
医患冲突频频发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积习成常；一方积怨成仇，也没法剥离。弊绝风清，扶正祛邪，也非朝夕之功，谈何容易？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传统美德，更难回归！
本来是鱼水深情的医患关系，因“肉腐蛆生”而变得剑拔弩张，如临大敌！无可争辩的根本原因是患者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被误诊、误治，小病治成大病，大病治成冤魂，屡见不鲜，有目共睹。医生即使把没有病的人医死，患者或家属也往往无可奈何！打官司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上级和下级不是至亲胜似至亲，打断脚杆连着筋。事故鉴定的专家都是圏内人、或自已人，胳膊焉能朝外拐，何况病历是些纸片片，销毁、篡改、重写，都轻而易举。向法院起诉，拿不出证据便是扰乱治安秩序，赔了夫人又折兵“倒贴黄瓜二条”！只有少数张冠李戴做错手术，或错切肝脏，或把棉签、止血钳缝在病人肚子里的医生，才会受到惩罚。
近年来，媒体陆续传出恐怖新闻和辟谣评论: 上海、徐州、洛阳、衡阳、景德镇、西双版纳等地，有患者做肌瘤切除、直肠瘤切除、淋巴腐剥脱、肠吻合、剖腹产等外科手术后，缺失了一个肾，认定是被医生顺手牵羊偷摘了，打官司无一胜诉。法官不谙医术、医道，只能依据医学协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的结论: 萎缩，移位, 变形, 天生只有一个肾……等等理由判决。上海患者孙世珍在一家知名医院做左腹腔肌瘤切除后没了肾，医生有理有据：“瘤包膜包裹住了肾蒂血管, 没法剥离，不得不切去。”并拿出个切下的残肾为铁证，法院判决孙世珍赔偿医生切除费……。如果都是“谣言”,穷根究底，无疑是长期以来，医生自毁尊容，医院自污形象的必然结果。
吏治不清，民由何安？祸端丛生，令行不止！提醒患者，您无权反腐败，但有权抵制或婉拒，或干脆逃之夭夭, 另谋医路……莫把自己辛苦一生的积蓄，填入医院的无底洞。
治“大巫”易， 治“小巫”难！
各种腐败现象，祸国殃民，贻害无穷！中共中央、国务院设立专门的反腐和改革机构整治多年，终因体制一仍旧贯，雷打不动；官员泥沙俱下，鳖多鱼少，以至腐败现象恰似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不尽！腐败分子后浪推前浪，一波又一波……。
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以怠忽职守罪、受贿罪判处死刑后，医疗反腐从未间断。二○一七年至今，落马的医院院长、卫生官员有四百多名。其中，湖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方亦兵，在担任省人民医院院长时，一手主持造价四亿多元的急诊大楼，以六亿多元结算，“一锄挖个金娃娃”，富甲天下！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主任范泽旭的富有稍逊一筹：二千一百六十二万元！蛇呑不了象，呑羊绰绰有馀。
有人把主管医药卫生的腐败官员和手握实权的腐败医院院长称为“大巫”，把丧尽天良的坐诊医生称为“小巫”。惩治“大巫”很容易，发现一个，依法收拾一个； 挖出一串，连根拨掉。惩治“小巫”就很难了：人多靣广，随波逐流，你巫、我巫、大家巫、不巫白不巫；院长下达的创收指标，不巫也得巫；上行下效，“和尚动得，阿Q也动得”……。法律界人士忧虑地说:“医生收受回扣，中饱私囊，利用处方权，玩人丧德，坑害患者……，应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绳之以法，但如果都抓了，还能剩下几个医生看病呢？”
莫道“洪洞县里无好人”，医生未必都“巫”。 二○一三年五月三十日《南方周末》报导:五十岁的兰越峰是四川省绵阳市医院的超声专家，医院用灾后援建捐款购买彩超设备，明明价值一百六十万元，却让她在二百三十万元的发票上签字，她说“不”。一位农民经过超声检查，明明没问题，却被诊断为需要做下肢血管手术和安装心脏起搏器。她又说“不”……断了医院的财路，得罪了同事，得罪了领导，诊疗室被换了锁，让她待岗、旷工，以达到开除之目的。无奈，她只好坐在走廊里。涪城区卫生局纪委书记说：“兰越峰给医院出了一道难题，不在医院，说她旷工可以；说她不上班，她又在医院里。兰越峰无疑是最好的医生，有技术有医德。好医生坐走廊，不好的医生乱开方！这样的医院安全吗？还是人民医院吗？”
呜呼！出污泥而不染的医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哀哉！体制沉屙难起，以何施药石；吏治病入膏肓，以何下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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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