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教育篇(下)

编按：“九评编辑部”两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发更多共鸣，特此推荐，以飨读者。

第十二章教育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后代和未来（下）

目录

2.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1）从卢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为藉口，对学生放任自流

（3）以“学生中心”为名，否定教师权威和传统

3）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

（1）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

（2）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4）教育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学与教育学

（2）用道德相对主义混淆学生的价值观

（3）使学生变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

（4）淫秽的性教育

（5）以“自尊”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5）魔鬼渗透教育的多条路线和复杂手段

（1）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控制权不断上移

（2）教师工会奖励平庸，阻碍改革

（3）在教育过程中排除家庭的影响

（4）用复杂术语误导家长和公众

（5）大规模的学科重组和教科书的迅速更新换代

（6）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

3.魔鬼在东西方破坏教育殊途同归

结语：回归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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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域，虽然共产邪灵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学，但它并没有放松对中小学的侵蚀。它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把学生变坏、变傻，为进一步在大学里给他们洗脑做准备。把一代一代学生变得知识越来越贫乏，思维能力越来越差，这个过程历时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没有脱离进步主义教育的藩篱。除了给学生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还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坏学生的传统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输道德相对主义和一系列现代观念和变异的生活态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个部门，他们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欺骗和强制手段，让学生和公众防不胜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美国是民主国家，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市长、镇长、学区委员等等，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轨道，不仅取决于人民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其知识程度。假如选民对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等所知甚少，就无法明智地选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着想的官员，就等于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983年美国教育部委托一组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研，写出一部名为《国家在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运作，公民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在相互冲突或不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就复杂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教育有助于形成这些共同的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很久以前就在其着名的格言中提出了这一点：‘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的最高权力还有甚么更安全的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明智地行使权力，那么补救措施不是从他们那里拿走权力，而是要让他们增长见识。”对个人而言，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差就无法分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共产邪灵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渗透到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把学生变傻变笨，以便于邪灵操控。

《国家在危险中》中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蚀，它已经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如果现在美国教育的平庸表现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甚至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我们不仅让苏联卫星事件之后学生成绩的进步付之东流，而且毁掉了带来进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其效果而言，我们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单方面的教育裁军”。报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会超过、无法达到、甚至不能接近他们父母的水准。”[1]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除了在国际考试当中常常垫底之外，2千3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础的读写能力，无法满足稍微复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岁的青少年当中是13%，在少数族裔当中可能高达40%﹔从1963年到1980年，大学入学考试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直线下滑，语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数学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岁青少年不具有高阶思考能力，近40%无法就阅读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会写议论文，只有1/3能够解决需要几个步骤的数学题。[2]

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起“重回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是否有助于挽回美国教育的颓势呢？2008年，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马克．保尔莱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题为《最笨的一代人》的书，书的第一章综合了教育部和民间机构的考试和调查结果，从历史、公民常识、数学与科技、艺术等几个方面概述了美国学生的知识缺陷。2001年的全国教育进步评鉴（NEAP）的历史考试中，57%的学生的成绩“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达到“优秀”（advanced）。令人惊讶的是，当考题问道哪个国家是美国二战中的盟友时，有52%的人选择了德国、日本、义大利而不是苏联。其他几个方面的结果同样令人大失所望。[3]

美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来，“弱智化（dumbing down）”这个说法出现在多本有关美国教育问题的着作中，成为探讨美国教育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纽约市资深教师、教育研究者约翰．泰勒．迦图写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级数学或修辞课本，你会发现那时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水准。”[4]为了不使美国教育的成绩单显得过于难看，标准化考试机构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义了大学入学统考SAT的分数。1941年SAT开始采用现代形式时，语文考试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满），到90年代平均分已经下降到424分，于是ETS把424定义为500分，以避免让公众感到尴尬。[5]

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表现在学生读写能力的下降上。由于基础知识的欠缺，美国学生的思维能力急剧下滑。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90年代指出，由于不良教育的影响，学生不光不会阅读、不会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甚么，因为他们“常常把思考和感觉混为一谈”。[6]与60年代那些侃侃而谈的反叛学生领袖不同，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访的参加街头抗议的年轻人很少能够连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缺乏基本的常识和思维能力。

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并非现在的学生没有以前聪明，而是因为被共产邪灵操控的教育系统在悄悄进行一场针对下一代的战争。《蓄意把美国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国教育部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说：“美国人民不理解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战争是在背地里进行的——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目标是被俘虏在教室里的孩子们。”[7]

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大面积背离传统开始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一代代进步主义教育家炮制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论说辞，改变课程设计，淡化教学内容，降低教学标准，造成了传统课程体系迅速解体，教育水平不断下降。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之父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国18世纪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响。

卢梭主张人性本善，是社会造成了人的道德堕落。他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这一天赋的权利，只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后，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现象，从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张对儿童进行所谓“自然教育”，即放任儿童的自然倾向，不对儿童进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导。

众所周知，人性中善恶同在，如果不充实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恶，人会无限放大人性恶，最后必然走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地步。卢梭以其赋予诗情画意和煽动性的词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浅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对现代西方教育的破坏性之大罕有伦比。

时隔100多年后，杜威又把卢梭开始的破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杜威认为儿童也应该摆脱家长、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由发展，适应环境。在道德上，杜威是个实用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他认为没有最高的和一成不变的道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决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对主义是让人脱离神给人界定的道德规范、从而走向败坏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义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签名的33位人士之一。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同，20世纪出现的人本主义的实质是无神论，一种世俗宗教。它建立在进化论、唯物论等现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机器，或者是生物化学过程的总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观念去塑造人、引导人，这种思想和马克思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大同小异，并无实质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国哲学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这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的，在其早期着作中略有涉及，却从来没有阐述清楚。”[8]1921年，苏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内战当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页的小册子，内容是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节录。1929年，莫斯科第二国立大学校长阿尔伯特．P．平克维奇（Albert P.Pinkerich）写道：“杜威无限接近马克思和俄国共产党人。”[9]阿兰．瑞恩（Alan Ryan）在杜威传记中说，杜威“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非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10]

进步主义教育直言不讳，要改变学生的人生态度。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他们对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都进行了重新的界定。进步主义教育鼓吹，以学生（或儿童）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个人经验而不是以书本知识为中心，以活动（project,activity）而不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美国保守派杂志《人事》把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列为“19和20世纪最有害的书”第五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杜威那里，传统学校培养学生品德和传授知识都不重要，他强调的只是（脱离基本知识的）思考“技能”。[11]

从进步主义诞生之初，一些深思远见之士就曾经对其进行批评，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疯狂地教书：门外汉看美国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简意赅地驳斥了进步主义教育的主要教条。[12]进步主义教育学家把批评者说成“反动派”，用各种方式进行打压，理屈词穷时则干脆视而不见。

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50多年的终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期间，美国学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学校长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或获得高级学位的。[13]“进步主义教育”也从美国辐射全球。

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不同，杜威既没有做革命导师的野心，也没有发动世界革命的狂妄，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学者、教授，但他发起的教育运动却变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按照卢梭的教育理论，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会变坏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听任孩子自由发展的教育。

受卢梭思想启发，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家常常把这样的观点挂在嘴边：不要把家长或者老师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让他长大后自己进行判断和选择。英国诗人柯尔律治（S.T.Coleridge）曾经精彩地反驳这样的观点：

（一位友人）认为，在孩子成长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之前，就对他的思想施加影响是很不应该的。我（诗人本人）带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园，告诉他这是我的植物园。“这怎么可能？”他说，“到处都是杂草。”“哦，”我说，“这是因为它还没有成长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的时候。你看，这些杂草自然而然地长出来，假如我让土壤产生一种向着玫瑰和草莓的偏见，我觉得是极不应该的。[14]

机智的诗人用类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养的，正如不料理花园只会让花园杂草丛生，放任儿童就等于把他们交给虎视眈眈的邪恶势力，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人性中善恶同在，孩子虽然相对成人来说天真单纯，但仍然有好逸恶劳、妒嫉、攻击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说社会是个大染缸，把有着种种魔性的孩子放进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的时候，恐怕已经沾染了大量的坏思想和坏习惯，再去管教已经为时太晚。

将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学着作《夏山学校：一种极端的育儿方式》。这本书的作者亚历山大．尼尔1921年在英国创办了寄宿学校“夏山学校”，招收6-16岁的儿童入学。这所学校的特点是给学生以完全的自由。学生可以选择上课，也可以选择不上课﹔可以选择上这门课，也可以选择上那门课。尼尔的教育思想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劲的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的影响，两人常年保持通信联系。学校不仅在学术上、也在道德、纪律、男女关系上持极端的放任、反传统观点。男女生随便约会、同居，校方视而不见甚至提供方便。尼尔让员工和学生一起在户外泳池裸泳，他35岁的继子在学校教陶艺课，经常带不同的高年级女生同居。[15]尼尔在书中大言不惭地说，夏山学校每个大一点的学生都知道，他认为一个人不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说，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许，他干脆就让男女生混寝。[17]《夏山学校》一经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仅60年代就销售了300万册以上，几乎成了所有教师学院学生的必读“经典”。

中国古语曰：“严师出高徒。”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发现，严格的老师往往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对学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响。[18]可悲的是，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受进步主义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响，立法限制家长和老师管束学生。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师不敢管学生，学生的恶习得不到及时纠正，道德水准和学习成绩都急速下滑。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传人类的正统文化，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枢纽作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师的权威地位，降低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实是反智、反常识、反教育的。

进步主义教育工作者声称，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己进行探索，得出答案。传统教科书上的内容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岂是年幼无知的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探索出来的？这种荒谬的教育思想的真实用意是切断学生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否定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传承。在这里魔鬼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里斯特都鲁的《关于教育的七个迷思》分析批驳了七个流传甚广的错误观念，包括：（记忆）事实有碍理解﹔老师主导的教学是消极的﹔设计和活动是最好的学习法﹔教知识等于灌输等。[19]这些迷思大多是进步主义教育遗留下来的，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承传，变得根深蒂固，成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国人，其着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国的例子，可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已经贻害全球。

仅以第一个迷思为例。现代美国教育把传统的重视记诵、练习的教学方式贬低为“机械记忆”、“死记硬背（rote learning）”、“练习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对此每个人都不陌生。卢梭在教育小说《爱弥尔》中率先提出反对记忆和书本学习（verbal lessons）观点之后，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学家都从不同方向进行发挥和阐述。1955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提出着名的“布鲁姆分类法”，把人的认知分成从低到高六个层次：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其中后三种能力因为涉及到综合运用，被称为“高阶思维（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备受推崇。我们这里不拟探讨布鲁姆分类法本身的优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从该分类法被提出之后，进步主义教育家就以培养“高阶思维”为藉口，越发淡化学校里知识的传授。

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是综合创新的基础，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所谓“高阶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都是自欺欺人的呓语。布鲁姆分类法恰恰为心怀叵测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不负责任的教师和懒惰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藉口。

“学生中心”教学法的一层含义是，学生凭着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甚么、不学甚么，老师也应该教学生感兴趣的东西。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寓教于乐当然是每个老师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儿童知识尚浅，眼界有限，对于甚么是必须要学的重要内容不具有足够的判断力。老师应该担负起引导学生的责任，使他们不断超越自己肤浅的兴趣和狭隘的视野。一味迎合学生肤浅的兴趣，只会造成学生的永久童稚化，这样的老师是在昧着良心欺骗学生和家长，其实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研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倾向。美国国家科学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为从约12岁到30岁这段时期，麦克阿瑟基金会甚至走得更远，试图论证一个人34岁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体应当负主要责任。

进步主义教育降低教学要求的一个藉口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学大学，不能要求他们达到以前学校的平均水平。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使教育适应民主社会是要使从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标准，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掺了水的劣质教育。进步主义宣称，用更有时代气息的课程取代没有用的古典课程，比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但结果是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引进高质量的与现代生活有关的课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数理化课程、经济学、现代史等，被进步主义教育青睐的是跟学术无关的驾驶、烹调、美容、事故预防等等。进步主义教育倡导的课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着花哨的外衣，欺骗了不谙世事的学生和对学校、教师、专家心怀敬意的家长。

孤立来看，进步主义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学方法，对于一些学科或某些教学内容而言，不无用处。但联系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背景和其效果就会发现，进步主义教育是利用一套说辞打击传统教育，从而变异教育并最终毁掉教育。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不同，杜威既没有做革命导师的野心，也没有发动世界革命的狂妄，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学者、教授，但他发起的教育运动却变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两名高三学生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当中，杀死了10名同学、1名老师，造成20多人受伤，两名学生在和警方对峙互射后自裁。惨剧震惊了美国社会，人们纷纷反思，是甚么造成这两名学生如此冷血地反社会，竟然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老师痛下杀手？

留心历史的教育工作者观察到，60年代以前，美国学校的主要纪律问题是上课迟到、未经允许交谈、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为问题，80年代以后，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为、怀孕、自杀、帮派犯罪、甚至是开枪滥射。这种可怕的趋势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变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说开出合适的药方。

美国青少年道德的变异和下滑是共产邪灵利用其人间代理人有意败坏的结果。

《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一书的作者、美国反共运动的先驱施瓦茨博士敏锐地观察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美国公立学校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21]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竟然成了美国学校的指导思想！

神造了人，同时给人制定了道德规范并规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保障。共产邪灵败坏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学校里强行推广无神论和进化论。在中国和前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这种强制方法不难理解。而在美国，进化论也同样被强制推行。

共产邪灵的代理人在美国打着政教分离的幌子，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神创论”而只能教“进化论”。公立学校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教育无疑造成信神的人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把进化论当成“科学真理”。

除此以外，从60年代开始，美国各地法院以“政教分离”为藉口，把阅读《圣经》等行为从学校驱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话题以外，学生享有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这种言论就是违宪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学校，学生被告知不能在学校使用“圣诞节”一词，因为里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在弗吉尼亚州的联邦法院裁定同性恋报纸可以在高中校园分发，而宗教报纸不行﹔在1993年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一个小学音乐教师被禁止教唱圣诞颂歌，据称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22]

整部教育机器的反神倾向再加上几十年来“政治正确”之风的影响，美国在教材和考试材料方面的审查苛刻到荒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参与考试内容的审核。她惊讶地发现，一个着名寓言的寓意原来是“上帝帮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于其中出现了“上帝”一词，这句话被改写成：“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应该自己努力解决问题。”[23]

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一方面以“政教分离”的名义把对神的信仰从学校里驱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学”的名义，把毫无科学根据、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灌输给没有思想准备和抵御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师的权威，有信仰的家长也常常教导自己的孩子尊敬师长，但被强制灌输进化论之后，孩子会挑战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当成一回事，其后果就是学校把孩子从有信仰的父母身边硬生生地夺走。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学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恶的地方。

本书第五章已经阐述了“政治正确”的实质。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实质是用一套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统的道德标准。从3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思想开始缓慢进入美国学校。时至今日，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政治正确几乎已经取得了一统天下的统治地位，在具体实施当中，它表现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于50年代的《高中的洗脑》（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书的作者鲁特（E.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诺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种历史教材，发现这些教材把美国历史说成是富人和穷人、特权阶级和无权者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精髓”。这些书鼓吹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全球关怀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24]

据报导，明尼苏达州一个学区2013年采纳了一个名为“人人为人人（All for All）”的计画，把学区的工作重点从教学转向了“种族平等（racial equity）”。平等这里指的是种族身份政治，这种意识形态把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欠佳归因于制度性的种族偏见和歧视，致力于消除“白人的特权”。该计画要求，所有的教学活动都以种族平等为出发点，只有具有种族平等意识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才被雇佣。该计画从幼儿园开始实施，10年级英语课的主题是殖民地化，移民、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级的课程大纲宣称“本学年结束时，（学生）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25]

加州于2016年7月通过了新的中小学历史及社会科学大纲，使得原已明显左倾的大纲更像左派意识形态宣传册。原本应该在历史和社会科学课上教授的内容，如美国立国精神、军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显60年代反传统运动，似乎这才是新的美国立国原则。在家庭和性方面，这个大纲非常反传统。以11年级课程为例，该大纲声称自己的重心为“针对种族、民族、宗教、性少数群体和女性的平等权利运动”，其实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笔墨书写性少数群体，尤其是LGBT群体首度列入历史课程，成为11年级历史课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调更倾向于支持“性解放”，如在关于爱滋病的部分里，该大纲暗示人们对爱滋病的恐惧，引发了“性解放运动”的退潮。[26]性占用了过多篇幅，排挤了其他更值得关注的内容，比如一战，学生能学到的不是美军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而是美军士兵发现欧洲的性观念大快人心。[27]这个极左大纲充满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引导学生仇恨自己的国家。这个大纲在加州使用，对全国都带来负面影响。[28]

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还包括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输道德相对主义。

1984年3月，数以百计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参加了美国教育部在包括华盛顿特区、西雅图、匹兹堡等七所城市主办的“学生权益保护修正案”听证会。听证会的证词多达1,300多页，保守派思想家菲丽丝．施拉芙丽（Phillis Schlafly）将这些证词编辑为《教室内的儿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书，于当年8月出版。

施拉芙丽用“心理治疗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来概括听证会证词涉及的问题。与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疗式教育致力于改变学生的情感与态度，把教学时间用来玩心理游戏，填写关于个人问题的问卷，强迫儿童就自杀与谋杀、结婚与离婚、堕胎与领养这类成人问题做出决定。[29]

事实上，这类课程并非为了学生的心理健康而设，其目的是通过心理操控改变学生的价值观。

现代教育学的基础是哲学和心理学。除了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以外，对现代美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以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而法兰克福学派则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尔库塞主张，正如在经济方面要消除“剩馀价值”，在个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馀压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张释放本能、放纵个性，帮助催生了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深受上述几个心理学流派影响的国际卫生组织（WHO）第一任总干事、加拿大心理学家布洛克．齐硕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

每个文明中都存在着一种心理扭曲……它是一种阻碍人们看到和承认显而易见的事实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产生自卑感、内疚和恐惧……能够产生这些变态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对错的概念……[这种]人为地强加的自卑、内疚和恐惧，通常被称为“罪（sin）”……这种情况造成了那么多人无法适应社会，并且感到不快乐。……摆脱道德意味着自由观察、思考和明智的行为……要想使整个种族摆脱严重的善恶负担，精神病学家必须承担最初的使命。[31]

齐硕姆从错误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须破除道德和是非对错的概念，而负责发起这场针对道德的战役的是精神病学家。不知是否受到齐硕姆的直接启发，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发明了“澄清价值观（values clarification）”课程，客观上起到了破除人类传统道德和是非观念的作用。

于是，杜威的道德相对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压抑学说，齐硕姆的心理学理论，汇成一个反对传统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毁了美国学校的道德堤防。

很多70年代末期上学的美国人都记得这样一节课，老师让学生假想一个情境：沉船之后，几个人被迫乘上救生艇，有船长、几名儿童、一名怀孕的妇女、一名男同性恋等。由于救生艇超载，必须让一个人放弃求生的机会。老师让学生讨论让谁离开救生艇，也就是决定哪一个人应该放弃生命，而老师对讨论不做任何评判。

这是70年代出台的“澄清价值观”课上常常使用的一个故事。这类课程，除了澄清价值观以外，还有决策制订（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预防、性教育等。

《为甚么强尼不能分辨对错》的作者基尔派翠克描述，这类课堂的讨论变成了无目的的自由交谈，观点来来回回，却永远没有结论。老师变成了脱口秀主持人，引导学生辩论诸如换妻游戏、吃人习俗、教儿童手淫之类的问题。这类课程引导学生抛弃在家里养成的价值观，却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思想行为的对错是纯粹主观的，最终造成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全方位混乱。这样的课程制造出道德观念的文盲，学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维尔发现这些课程运用了大量极权国家给人民洗脑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压力、强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对象孤立起来﹔③操纵同侪压力检验学生从前（从家庭或者教会继承）的价值观﹔④剥夺个人的正常防御能力，如矜持、自尊、隐私感或拒绝参与的能力﹔⑤奖励对新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的接受，这种回报可以表现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压力，也可能采取其他有形无形的方式。[33]

索维尔指出，这类课程的共同点是鼓励学生背弃家长和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它们以一种中性的或者说“不加判断”的方式进行，不寻求区分“对”和“错”，而是要寻找对个人来说甚么感觉良好﹔其重心是个人的感觉，而不是社会或理性的规范。[34]

1990年9月，美国ABC电视台播放的一个节目使观众感到极大不安。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到殡仪馆参观死者的遗体，而且让学生触摸尸体。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分。[35]此外，毒品预防教育也变得相当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还包括：让学生写自己的墓志铭，设计墓碑，挑选棺材，安排葬礼，写自己的讣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调查问卷包括这样的问题：“你愿意怎样死亡？”“你将甚么时候死亡？”“你认识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吗？”“你上次悼念别人是甚么时候？你是哭了还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别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来生吗？”[36]显而易见，问题和学习无关，是为了了解学生的人生态度，宗教信仰，性格特点等等，有些问题本身就具有引导性，会对十几岁的少年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据说死亡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待死亡的正确态度，可是全国出现了多起上过“死亡教育课”的学龄儿童自杀的案例。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自杀与死亡教育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家长有理由怀疑，给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学生讲述太多有关死亡、自杀等问题，会使心理脆弱的学生产生绝望感和忧郁的心理状态，最终触发了他们的自杀。

1976年，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布鲁姆（Richard Blum）博士进行了一项为期四年的研究，发现上过一个名叫“决定”（Decide）的毒品预防课程的学生反而没有对比组（即没有上个该课程的学生）对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间，斯蒂芬．儒尔斯（Stephen Jurs）教授进行了一项研究，比较上过“探索”（Quest）课程的学生和没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吸烟和药物滥用的情况。他发现，对比组的吸烟和药物滥用或者是保持稳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都没有达到教育者预期的目标，其真实目的何在呢？这些课程的真实目的也是把孩子变坏。少年儿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没有坚实的道德基础，新奇的课程内容会会引导小孩寻求刺激，走向堕落﹔同时它们也会把学生变得麻木不仁，让学生对社会上发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袭击、道德堕落等现象见怪不怪，对邪恶的容忍度无限制下滑，这跟魔鬼用艺术表现暴力、色情、堕落的动机是一样的。

在东西方的传统中，“性”在公众场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神给人定下的道德规范要求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内，其他形式的性行为被视为违背神的诫命的淫邪。这就决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离，在正常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公众话题。传统社会中，对于不到婚姻年龄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并不需要今天的所谓“性教育”。

现代意义的“性教育”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首先在社会上大规模推行的，目的是藉此颠覆传统西方价值观。1919年，卢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担任文化部长。他在学校开展了一项激进的性教育计画，以露骨的方式指导青少年“自由性爱”（滥交）。[39]

魔鬼在19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运动颠覆了西方的传统性道德观念，一时间性传播疾病和少女怀孕率飙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统中，这种侧重于“安全”（防止疾病和怀孕），并且和婚姻无关的“性”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性道德脱离，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卢卡奇式“性教育”的轨迹，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乱性、同性恋等观念以“常识”和“科学”的名义灌输给年轻学生，让下一代在完全背离神的路上“自由”放纵。这些名目繁多、从小学开始的“性教育”已经系统地扭转了神留给人的性价值观，包括家庭、责任、爱、贞洁、羞耻感、自我控制、忠诚等。

在具体操作中，杜威的“在实践中学习”进步主义教育理念恰好成为魔鬼的趁手工具。“专注于孩子”（Focus on Kids)，一个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大力推广的“性教育”课程，推荐教师在学生团队之间举办“避孕套比赛”：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将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并将其取下，看哪个团队首先完成。[40]

根据“你应该骄傲！负责任！”（Be Proud!Be Responsible!），另一个疾病控制中心认可、由“计画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个性教育组织大规模推广的教程，学生要进行角色扮演：两名女生一起开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为”。“学生主导的学习”，另一个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师被告知让孩子们“脑力激荡讨论（性伴侣）亲密接近的方式。讨论列表可能包括……（互相）按摩，一起洗澡，一起手淫，性幻想，一起看色情电影、阅读色情书籍和杂志……”[41]对大多数心底还保留点传统伦理的人来说，很难区分这种课程到底是教育还是儿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广者“计画生育联盟”组织是美国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提供者，在全世界12个国家有分会。该组织也是激进的“堕胎权”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国避孕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创立者玛格丽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憧憬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并前去“朝拜”。她是“性爱自由”（乱性）运动的强烈拥护者，在首次发生婚外情之后，她感叹“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张女性拥有“成为未婚妈妈的权利”，甚至写信鼓励自己16岁的外孙女乱性，还说做爱“每天三次比较恰当”。她创立避孕立法组织正是基于自己淫荡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该组织推出的现代性教育教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邪灵主导的“性爱自由”理念的烙印。

《这完全正常！》是一本销量百万、被翻译成30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书用上百张全彩的裸体卡通图文并茂描述了自慰以及两性和同性之间的各种正常、非正常性行为的动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种避孕措施和堕胎。作者宣称“孩子有权知道”所有这些信息。[42]该书的主题是各种性行为都是“完全正常”的选项，不做任何道德评判。

一本广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诉孩子，有些宗教认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决定这些信息对你来说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是非对错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国公立学校基本上有两大类性教育课程，一类是前述主要性教育组织大力推动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类是节制欲望教育（不谈避孕话题），鼓励学生节制欲望，将性行为延迟到结婚。

不可否认，社会道德，尤其是性观念普遍变异，对神的信仰式微，媒体、网际网路上色情资讯氾滥，无一不在拖着孩子滑向堕落的深渊。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导教育界的情况下，大多数奉行“价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学校不愿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可耻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诫命作为根本来教育孩子是非对错。即使节制欲望教育也只能从未成年人生理心智发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怀孕对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贞洁对于未来婚姻关系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劝说，当然效果也会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个热门话题。社会各界的讨论都围绕“安全”这一主题，专注降低少女怀孕、性传播疾病这两大指标。然而学校里公开教授少年儿童“性知识“本身必然导致和婚姻分离的“性”，违背传统的性道德。但即使这两大指标因此下降为零，就真的“安全”了吗？性观念比美国更加“开放”的欧洲，确实通过“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怀孕率低于美国。有人对此高兴，有人对此忧虑。不论哪种结局，魔鬼都达到了败坏人类道德的目的。

6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教条在美国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是所谓“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众而产生的自信和尊严感。但是美国学校倡导的自尊却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课程设计：以自尊为名降低难度》中描述了目前学校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们关注自己的分数而不是关注自己到底学到了甚么和付出了多少。为了迎合学生的分数要求，教师们不得不降低教学要求和考试的难度，但这只会让不努力的学生更加不努力学习。作者的同事们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学校如同子宫一样，是一个隔绝外界的所在，以便学生获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发展。所有的关注点都是学生的“自我感觉”、只是照顾学生的情绪。[44]

正如很多论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条混淆了原因和结果——自尊是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感觉良好而成功，而是因为成功而感觉良好。

这种错误的“自尊”观念是60年代以来心理治疗式教育的副产品，其后果是培养了大批具有“权利意识”的“受害者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年轻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语言刻画出这种常见的心态：“我想做甚么就做甚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甚么时候做就甚么时候做，没有人或事可以阻挡我。”[45]

美国教育以貌似充满温情与关爱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观念和自我中心主义，培养出不讲道德、不负责任、只关心自我感觉而不考虑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轻一代，已经对社会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1）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控制权不断上移

美国建国后很长时间之内，联邦政府并不插手教育，教育是教会和各州的事情。联邦政府成立教育部始于1979年。此后教育部的职权不断扩大，时至今日，教育部对教育政策的操纵权、教育经费的划拨等方面的权力都远超从前。曾经对教育拥有很大发言权的家长、学区、州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听命于联邦政府的官员，换句话说，家长和学区渐渐丧失了对教甚么、怎么教的决定权。

必须指出的是，权力是中性的﹔权力的拥有者可以运用权力做坏事，也可以运用权力做好事。单纯的权力集中不一定是坏事，还要考察拥有权力的人和机构是如何运用权力、或者运用权力达到甚么目标的。美国教育的权力集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共产邪灵也千方百计地渗透进各级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层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影响面就会很大，并且少数清醒的个人很难与之抗衡。

教育集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主管教育的官员在短时间内无法看到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其影响范围。很多人的业务范围十分有限，即使一些事件引起了他们的疑惑，但大部分人都没有时间、精力、资源和勇气去追根究底。即使有些人对政策表示质疑，但手里没有拼图的其他部件，他们面对上级的时候除了唯唯听命，很难有所作为。[46]每个人都成为庞大机器上的一部分，他们不易看到自己的决策或者行为会给学生或者社会造成甚么后果，慢慢地淡化了自己的道德承当，邪灵此时正好乘虚而入，各个击破。

此外，教师学院、出版社、教育认证机构、教师认证机构等部门都对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也成为魔鬼渗透的目标。

本书第九章讨论了共产邪灵对工会的操纵和利用。美国的教师工会也成为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师工会关注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不把学生的成绩与教师的业绩挂钩，而是成了奖励失败、保护不称职雇员的职业组织，让许许多多想要在教育事业上有一番作为，真正为学生付出的教师成了牺牲品。

特蕾西．贝利（Tracey Bailey）是佛罗里达一所高中的科学老师，1993年获得总统颁发的年度国家教师奖。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说他很高兴他的工会成员获此殊荣。然而真相是贝利已经退出了工会。她相信大型的教师工会正是造成美国教育失败的关键原因，工会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她说，工会只是保持现状的特殊利益集团，奖励平庸和无能的系统的一根支柱。[47]

美国的主要教师工会资金充足，影响力巨大，位列最重要的政治游说团体之中。教师工会成为阻碍教育系统内部良性改革的主要阻碍。以全国教育协会下属的加州教师工会（CTA）为例，它有庞大的资金可以通过法律和政治捐款等手段来实现其主张。1991年，加州想要在本州宪法中加入第174号提案（Proposition 174），允许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学金券（school voucher）从而自由选择学校入学。结果CTA大力阻挠该提案。一家汉堡连锁速食店曾为174号提案捐款25,000美元，CTA就强迫学校解除与该公司的商业合同。[48]

共产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理念是从孩子一出生就把他从父母身边带走，由社区或者国家统一养育。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魔鬼用了很多变通的办法，悄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共产国家，邪灵鼓动学生与资产阶级的父母断绝关系，或者用应试教育延长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减少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排除家庭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尽量延长学生在校时间，降低儿童入学年龄，不让学生把课本和学习材料拿回家，不鼓励学生把有争议的内容讲给家长听。

“澄清价值观”类课程离间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参加“探索（Quest）课程的学生家长反映说，“好像家长永远是被用负面的方式呈现的。故事有可能是关于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父亲总是十分专横、过于严厉，总是不公正。”这些课程的潜台词往往是：“你父母不理解你，我们才真正理解你。”[49]

有时由于法律规定，学生参加某些活动必须首先取得家长的同意，这时学校往往用一些误导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让家长难知其详。如果家长抱怨，学校当局或学区有一整套办法拖延、推诿、敷衍，比如说家长不具备教育的专业知识、别的学区都在做同样的事、整个学区只有他们一家人抱怨等等。一般的家长都没有时间和资源和学校或学区耗下去，而且学校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过几年长大也就离开这所学校了，家长一般会选择息事宁人，隐忍不发。况且孩子是学校的人质，家长不敢过分得罪学校当局，只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当家长抗议学校的做法时，学校或者学区就给家长贴上“极端分子”、“捣乱者”、“宗教偏执狂”、“狂热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标签。这样做可以吓阻其他家长，使他们不敢发出反对的声音。[50]

前文引用过的伊瑟比特的《蓄意使美国弱智化》一书开篇就指出，针对美国年轻一代的战争，其主要策略有三：黑格尔式的辩证法（退一步进两步，必要时妥协，用间接方式达到目的等——引者注）﹔渐进主义﹔语义欺骗，即重新定义语词蒙骗对方，使对方糊里糊涂地接受不利于自己的条件。

施拉芙丽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她在《教室内的儿童虐待》一书序言中说，心理治疗式的课程使用了一种特殊术语，防止家长了解课程的真正目的和方法。术语包括：行为调整（behavior modification）、高阶批判式思维、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等等。[51]几十年来，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制造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像“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合作式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经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探索式的（inquired-based）”、“以成果为基础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个人化学习（personalized learning）”、“概念式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式技巧（procedural skills）、“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学生-老师互动式教学（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等等，不一而足。单独看来，有些概念不无道理，但联系语境考察使用这些术语的后果就会发现，它们背后的真实目的是抹黑传统教育，推进教育的弱智化。所以究其实质，它们都属于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所谓“伊索式语言”、“奥威尔式语言”。解读这类语言的诀窍在于“想想它的反面”：“深度理解”就是掩盖连表面都不太理解﹔“终身学习”就是掩饰眼下的学习不太成功。其馀仿此。[52]

60年代出版的《没有人敢叫它叛国》分析了三十年代的一次教科书改革。这次改革把历史、地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内容都综合到一套教科书当中。这套书抛弃了传统教科书的内容、理念和编纂方式，贬低美国英雄和美国宪法、反宗教、鼓吹对个人生活的社会主义式控制。[53]

这套教材因为过于庞大而且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学科的范围而没有受到各个学科专家的关注。很多年后，当公众认识到问题起而反对时，已经有500万学生学习了这套课本。现在美国的中小学，历史、地理、公民常识（civics）等变成一门“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其背后的思路是一样的。

坚持原来的学科界限，使任何对教科书的修改都变得一目了然，必然受到专家和家长的质疑和抵制。把原来的几个学科混杂在一起，新编的教材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学科，专家难以对超出自己专业的内容进行判断，使教科书通过审核被学区和社会接受变得相对容易很多。十几年、二十年后，也许会有人发现这套教科书背后的阴谋，开始发声的时候，学生已经长大成人，老师已经习惯于新的教材和教法，要想改回去已经绝无可能。即使有少部分人认识到教科书的严重缺陷，他们的声音也很难被社会大众听到，更不可能影响教育的决策过程。如果反对声音很大，正好趁机发起下一轮改革，进一步稀释传统内容，塞进左派观念，几轮改革下来，新一代学生已经离传统隔了好几个层次，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美国教科书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有人说是因为知识的更新换代加快，但事实上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基础知识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那么为甚么还要出那么多不同的教科书，教科书还要不断再版呢？表面原因是出版社互相竞争，为了追逐利润，不让学生多年重复使用同一套教材而使出版社没钱可赚，实际原因和学科重组的原因相似，都是为魔鬼变异教材提供便利条件。

从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像走马灯一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教育质量的提升。1981年美国学生的SAT成绩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触发了《民族在危机中》这个报告的出台，也触发了教育的“重回基本”（back to basics）运动。为了改变美国的教育窘状，90年代之后的几届政府都相继出台了规模宏大的教育改革，但都收效甚微，甚至缘木求鱼，抱薪救火，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带来更难以解决的问题。[54]

我们相信，绝大部分参与教育改革的人士都真诚地想为学生和社会做一些好事，但由于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常常事与愿违，很多这样的改革从效果上都推进了魔鬼的计画。正如魔鬼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魔鬼渗透的教育改革并不期待“毕其功于一役”。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它的目标，事实上，每一次改革从设计之初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好为下一次“改革”提供藉口。每一次改革就是更深一层变异，直至彻底让人远离传统。这就是魔鬼“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不要以为到那个时候，人们会为传统的沦丧感到惋惜。不，当你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人们只会天真地问：“传统，那个词是甚么意思？”

共产邪灵败坏教育的目标，在西方是通过进步主义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经过了几代人逐步达到的。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积淀，但邪灵利用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当时人们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诱导中国人采用了激进的手段，在数十年间迅速割裂传统，让人摒弃传统价值，达到败坏教育的，败坏人类的目的。

20世纪初，当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开始腐蚀美国不久，他的中国弟子们也纷纷学成回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锋。利用当时中国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坚炮利横扫，知识份子急于寻求民族自强之路的善良愿望，魔鬼引诱中国人掀起了一场激烈否定传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其实是一场文化破坏运动，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新文化运动”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杜威的弟子胡适，后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中共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在后期也成为这场文化运动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运动以中国传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为藉口，将中国的百年积弱归咎于传统“纲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张，将传统文化视作“旧文化”，将一切西方文化视作“新文化”，以“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批判传统信仰。这场运动成为随后更激烈的“五四”运动之先导，掀起了彻底颠覆传统伦理价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时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入侵中国，生根、发芽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在教育界，新文化运动带来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话文”运动。在胡适的提倡下，小学国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话文。这样，一代人之后，多数中国人几乎读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经》、《黄帝内经》等等传统经典只是学者专业研究的内容，与普通学生无缘，中国辉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摆设。

神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安排了书面语言（文言文）和口语分离。中国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迁移，从而使口语不断发生变迁。但由于写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语分离，使其保持大体上连续不变。清代的学生依然可以读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这使中国文化传统藉文字而延续数千年不断。共产邪灵诱骗中国人从语言上斩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和口语合而为一的白话文也使其易于进一步掺杂变异语言，把中国人进一步推离传统。

中共建政前后的“扫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采用直白的洗脑灌输，扫盲班和小学一年级学生学的头几句话就充分体现“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毛主席万岁”，“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这和渐进主义教育在儿童读物中掺入“海瑟有两个妈妈”等变异理念，方式上虽有鲜明的对比，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前一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会主动维护中共暴政，在网际网路谩骂攻击谈论普世价值的人﹔后一种教育氛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以“歧视”为由不允许发言者谈传统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开始“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重点是大中学校园。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识份子的人生观，强迫他们放弃传统道德准则，放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旧时代”培养出来的教授，要反覆检讨、坦白，接受同事、学生的揭发、批判，连潜意识中隐藏的“反动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击”而是“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当然这比“敏感度培训”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无法忍受羞辱和压力而选择自杀。[55]

随后，中共在大学开展了“院系调整”，大量压缩、合并、取消原大学里的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系，许多综合性大学只剩下苏联模式的理工科，因为若延续民国时期自由的学术氛围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学生对政治、社会问题必然有独立的思想观点，这是中共暴政无法容忍的“威胁”。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整个过程在两三年之内完成，这和魔鬼在西方通过一代人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塞进大学，动作相反，速度差异很大，但效果却差相彷彿。

中共1958年开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点是：首先，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学生编写教学大纲、教材。北大中文系60个学生经过30天时间，就编写了一部长达7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56]这充分实现了进步教育强调的以“学生中心”、“探索式学习”、“合作式学习”的教学法，学甚么、怎样学都由学生自己商量决定。目的很明确，就是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实质是灌输反传统理念），放大学生自我中心主义，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础。其次，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各学校都办工厂，在大跃进高潮中师生大炼钢铁、开垦农田。连人民大学这样的纯社科大学都办了108个工厂。这名义上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实际上是让学生啥也学不到。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被发动起来，砸碎一切和传统文化沾边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详见本书第六章），和西方反文化运动遥相呼应。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像在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共于1966年6月13日下发大学招生改革的通知，实施“纠偏行动”：取消大学入学考试，大量招收“工农兵”学生。文革中电影《决裂》反映了这种招生改革的理由：一位贫农出身的青年文化水平不够，但凭两手干农活磨出硬茧而获得入学资格。校长认为“文化低，能怪我们吗？不能！这笔账只能算在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者）身上！”当代西方就有教授发表论文表示数学考试会导致种族歧视（因为某些少数族裔学生数学成绩比白人学生低）。[57]也有教授发表论文说按照男生更高的数学水平要求所有的学生，造成对女生的性别歧视。[58]凭硬茧上大学和将数学成绩低归罪于为种族、性别歧视，都是魔鬼把学生弱智化的手段。

文革之后中国恢复了高考。从此“高考”成为教育的指挥棒，中小学教育完全以高考为最终目的。大批学生在这种功利教育制度下成为只会考试的机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也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必考科目。在和传统断绝的学生头脑中，是非善恶完全按魔鬼的标准衡量。因此911恐怖袭击之后，大批学生欢呼﹔小学生宣称“长大要当贪官”﹔大学生卖淫、代孕成为各大学的新风景线。魔鬼已劫持了我们的下一代。

教育是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与人类文明的未来，是百年、千年大计。回顾百年来的美国教育，在共产邪灵的渗透和影响下，已经千疮百孔，家长、老师被限制得无法给予学生很好的教养，本应让他们成才的学校成为放纵学生、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重要场所。学生道德的缺乏、技能的低下、脆弱心理承受能力与各种恶习、乱象、反传统与反社会的风潮让全社会感到揪心。共产魔鬼正在吞噬人类的后代与未来。

出版于1958年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列出的45个共产党的目标中关于教育的目标是：“控制学校﹔把学校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的传送带﹔弱化课程﹔控制教师联合会﹔把党的路线写进教科书。”[59]放眼美国教育，这些目标不仅已经实现了，而且情况更加严重。由于美国的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文化也是全世界其他国家仰慕和效仿的对象，大部分国家都以美国为楷模进行教育改革。美国的教学理念、教材、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影响了很多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教育，就等于改变了全世界的教育。

创世之初或人类文明败坏时，会有觉者或圣人出世。这些觉者或圣人恰恰是一群被称为“老师”的人，如古希腊文明的奠基人苏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书中，耶稣也称自己为老师﹔释迦牟尼佛有十个名号，其中一个是“天人之师”﹔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师。他们告诉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与人相处，提升道德。

这些被称为“老师”的觉者和圣人，是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们的言语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态，成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经典。他们所传授的价值观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让每个个体达到心灵健康的大道。而心灵健康的个体，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的基本要素。无怪乎这些最伟大的教育家说出了相似的结论：教育是为了培养至善的品德。

曾被实践几千年的东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传给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经验和资源。根据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备是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人类教育回归传统的过程中，古典教育的宝藏值得我们去锲而不舍地挖掘、学习。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这是美国国父们希望的社会形态。道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神的赐福，凭着勤劳和智慧获得物质上的充裕和心灵的满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让社会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这是那些觉者和圣人——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对今天的人回归传统教育的启示。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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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Nation at Risk, https://www2.ed.gov/pubs/NatAtRisk/risk.html.

[2] 同上。

[3] Mark Bauerle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Penguin, 2008), Chapter One.

[4] John Taylor Gatto, Dumbing Us Down: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Gabriola Island, BC, Cand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5), 12.

[5] Charles J. Sykes, Dumbing Down Our Kids: Why American Children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but Can’t Read, Write, or Ad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5), 148-9.

[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4.

[7] Charlotte Thomson Iserbyt, The Deliberat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 A Chronological Paper Trail (Ravenna, Ohio: Conscience Press, 1999), xvii.

[8] Quoted from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invisibleserfscollar.com, 2013), 48.

[9] Quoted from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9.

[10] Quoted from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5-46.

[11] “Ten Most Harmful Book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Human Events, May 31, 2005, http://humanevents.com/2005/05/31/ten-most-harmful-books-of-the-19th-and-20th-centuries/.

[12] Mortimer Smith, 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49).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看Arthur Bestor, Educational Wastelands: The Retreat from Learning in Our Public Schools, 2nd ed. (Champaig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1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Florissant, Missouri: Liberty Bell Press, 1964), 99.

[14] I. L. Kandel, “Prejudice the Garden toward Rose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8, No. 1 (Winter 1938-1939), 77.

[15] Christopher Turner, “A Conversation about Happiness, Review – A Childhood at Summerhill,” The Guardian, March 28,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mar/28/conversation-happiness-summerhill-school-review-mikey-cuddihy.

[16]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Chapter 3.

[17]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Chapter 7.

[18] Joanne Lipman, “Why Tough Teachers Get Good Resul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7,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tough-teachers-get-good-results-1380323772.

[19] Daisy Christodoulou, Seven Myths about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20] Diane West, The Death of the Grown-Up: How America’s Arrested Development Is Bringing dow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8), 1-2.

[21]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back cover.

[22] John Taylor Gatto, The Underground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Schoolteacher’s Intimat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blem of Modern Schooling (The Odysseus Group, 2000), Chapter 14.

[23] Diane Ravitch, “Education after the Culture Wars,” Dædalus 131, no. 3 (Summer 2002), 5-21.

[24] Steven Jacobson, Mi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5), https://archive.org/details/pdfy-6IKtdfWsaYpENGlz, page 16.

[25] Katherine Kersten, “Inside a Public School Social Justice Factory,” The Weekly Standard, February 1, 2018,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inside-a-public-school-social-justice-factory/article/2011402.

[26] History Social-Science Framework (Adopted by the 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July 2016, Published by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acramento, 2017), https://www.cde.ca.gov/ci/hs/cf/documents/hssfwchapter16.pdf, p. 431.

[27] 同上，页391。

[28] Stanley Kurtz, “Will California’s Leftist K-12 Curriculum Go National?” National Review, June 1, 201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will-californias-leftist-k-12-curriculum-go-national/.

[29] Phyllis Schlafly, ed.,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Alton, Illinois: Pere Marquette Press, 1984), 13.

[30]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35.

[31] Quoted from B. K. Eakman, Clo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Eradicating Morality through Education (Lafayette, Louisiana: Hunt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98), 109.

[32]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16-17.

[33]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6.

[34]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Chapter 3.

[35] “Death in the Classroom,” 20/20, ABC Network, September 21, 1990. Available a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iY6Fz6Few.

[3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8.

[37]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2.

[38]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45.

[39] “We Teach Children Sex… Then Wonder Why They Have It,” Daily Mail, August 1, 2004, http://www.dailymail.co.uk/debate/article-312383/We-teach-children-sex–wonder-it.html.

[40] “Focus on Youth with ImPACT: Participant’s Manua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effectiveinterventions.cdc.gov/docs/default-source/foy-implementation-materials/FOY_Participant_Manual.pdf?sfvrsn=0.

[41] Robert Rector, “When Sex Ed Becomes Porn 101,”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ugust 27th, 2003, https://www.heritage.org/education/commentary/when-sex-ed-becomes-porn-101.

[42] Rebecca Hersher, “It May Be ‘Perfectly Normal’, But It’s Also Frequently Bann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September 21, 2014, https://www.npr.org/2014/09/21/350366435/it-may-be-perfectly-normal-but-its-also-frequently-banned.

[43]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53.

[44]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erseus Publishing, 2000), 1-3.

[45]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17.

[46] B. K. Eakman, Educating for the ‘New World Order’ (Portland, Oregon: Halcyon House, 1991), 129.

[47] Sol Stern, “How Teachers’ Unions Handcuff Schools,” The City Journal, Spring 1997,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how-teachers%E2%80%99-unions-handcuff-schools-12102.html.

[48] Troy Senik, “The Worst Union in America: How the 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 Betrayed the Schools and Crippled the State,” The City Journal, Spring 2012,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worst-union-america-13470.html.

[49]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9.

[50] Samuel Blumenfeld and Alex Newman, Crimes of the Educators: How Utopians Are Using Government Schools to Destroy America’s Children (Washington D. C.: WND Books, 2015), Chapter 14.

[51] Phillis Schlafly,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14.

[52] 参见Valerie Strauss, “A serious Rant about Education Jargon and How It Hurts Efforts to Improve School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5/11/11/a-serious-rant-about-education-jargon-and-how-it-hurts-efforts-to-improve-schools/?utm_term=.8ab3d85e9e45.

[5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104-106.

[54] 比如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ndards）受到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原因包括该标准塞进大量图解左派意识形态的所谓“知识性阅读材料（informational texts）”，很多文学作品包含露骨的色情描写，降低数学标准等。请参考：Duke Pesta, “Duke Pesta on Common Core – Six Years La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Rr6nBEnz4, Diane Ravitch, “The Common Core Costs Billions and Hurts Students,”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24/opinion/sunday/the-common-core-costs-billions-and-hurts-students.html.

[55] 这方面例子很多，可参见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香港：时代批评社，1962），网络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zjw1959/06.htm#2。

[56] 罗平汉，〈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党史文苑》，第３４期。

[57] Robert Gearty, “White Privilege Bolstered by Teaching Math, University Professor Says,” Fox News, October 24,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10/24/white-privilege-bolstered-by-teaching-math-university-professor-says.html.

[58] Toni Airaksinen, “Prof Complains about ‘Masculinization of Mathematics’,” Campus Reform, August 24, 2017, https://www.campusreform.org/?ID=9544.

[59]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责任编辑：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