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7月31日讯】中共军委主席、副主席是由党内最高权力层来任命的，其人选是出自党体系而非军队体系，所以军委主席、副主席就没有军籍、军衔，也就自然不能着军装只穿着军便服。
中共一向奉行“枪杆子出政权”的斗争哲学，在1949年夺权后，执行着党管枪的政策，军队也犹如德国纳粹的“党卫军”。
同时，军委主席、副主席是由党内最高权力层来任命的，其人选出自党体系而非军队体系，所以军委主席、副主席就没有军籍、军衔，也就自然不能着军装只穿着军便服，这样也是在提醒各方“是党在管枪”。
尽管军委主席不出自军队，没有军籍，但在中共体制内，他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有着提拔、罢黜军官和授高阶军衔的权力。
根据中共军队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中央军委委员的军衔为上将，正大军区级的司令员和政委为上将或中将，而中央军委主席不设军衔，而不设军衔的原因还有一段小故事。
据称，中共1955年首行军衔制时争议就很大。当时中央军委原本决定授予现任军委主席和军委委员元帅军衔，其中元帅军衔又分为两级：大元帅和元帅。
但刘少奇、周恩来、粟裕没有被纳入元帅的初步名单中，而邓小平名列其中。特别是粟裕，被排挤在元帅名单之外，军队中反响极大。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当时，确实有人闹军衔，有的人评了大校不满意，要少将；有的人评了少将不满意，要中将；有的人嫌军衔低，拒绝接受组织上授予的军衔，军装也不穿，军衔也不戴。
毛泽东当时也没办法，曾说：“军队中有些人，现在为肩上一颗星，硬要争一争、闹一闹，甚至威胁要跳楼。”朱德也很为难：“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
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等文职人员不做元帅评定，武将粟裕定为大将军衔，以此平息军中争斗。
中共军委主席所穿着的“军便服”也有说道，基本是将改变后的中山装染成绿色，出席有关军队系统活动的时候穿着，军便服兴盛于毛时代，与二战时期德国服装的纳粹化相类似。
它与政治意识形态紧紧地梱绑在一起，在文革时被疯狂的追崇，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
署名韩梅的作者在题为《“制服国家”与“军便服时代”》一文中称：在文革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时，为了显示自己是中共军队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并煽动红卫兵的造反热情，特意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还戴上了绿军帽。
据说，自中共当权以来，这是毛第一次身着军装在公开场合亮相。第二天，毛穿军装戴军帽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各大报纸的显着位置，迅速传遍了全中国。
这之后，毛又穿着军装连续多次接见红卫兵，陪同接见的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等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心领神会，也都跟毛一样穿上了军装。
在那个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疯狂年代，毛亲自穿上了军装，这身装扮自然成了当时最革命最新潮的标志。
率先跟风的是“毛的红卫兵”。当年的红卫兵都想穿上一身他们心中无限向往的军装，没有全套，半身也行，没有新的，旧的也行。实在搞不到军装，有人就把中山装染成绿色的当军装穿。
不但男生这样穿着，女学生也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
在红卫兵的带领下，全国上下迅疾掀起了一股军装热，不但红卫兵争相穿上了军装，许多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知识份子也纷纷穿起了军装。有段时间，军装甚至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结婚礼服。随着“全民着军装”成为风靡一时的潮流，中国迈入了一个“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人们的着装更趋统一，性别、年龄和职业的差异大为淡化。
文中称，不论古今中外，私生活在正常社会里跟政治都是游离的，而且一直都是最个性化的领域，因为它所关乎的主要是个人的品味、爱好、情趣等因素。
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当政的国家却是个典型的例外。它们不但对以政治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全面控制，而且还将权力的触角蛮横地侵入到了人们的私生活中。
（责任编辑：古风）
中共一向奉行“枪杆子出政权”的斗争哲学，在1949年夺权后，执行着党管枪的政策，军队也犹如德国纳粹的“党卫军”。
同时，军委主席、副主席是由党内最高权力层来任命的，其人选出自党体系而非军队体系，所以军委主席、副主席就没有军籍、军衔，也就自然不能着军装只穿着军便服，这样也是在提醒各方“是党在管枪”。
尽管军委主席不出自军队，没有军籍，但在中共体制内，他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有着提拔、罢黜军官和授高阶军衔的权力。
根据中共军队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中央军委委员的军衔为上将，正大军区级的司令员和政委为上将或中将，而中央军委主席不设军衔，而不设军衔的原因还有一段小故事。
据称，中共1955年首行军衔制时争议就很大。当时中央军委原本决定授予现任军委主席和军委委员元帅军衔，其中元帅军衔又分为两级：大元帅和元帅。
但刘少奇、周恩来、粟裕没有被纳入元帅的初步名单中，而邓小平名列其中。特别是粟裕，被排挤在元帅名单之外，军队中反响极大。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当时，确实有人闹军衔，有的人评了大校不满意，要少将；有的人评了少将不满意，要中将；有的人嫌军衔低，拒绝接受组织上授予的军衔，军装也不穿，军衔也不戴。
毛泽东当时也没办法，曾说：“军队中有些人，现在为肩上一颗星，硬要争一争、闹一闹，甚至威胁要跳楼。”朱德也很为难：“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
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等文职人员不做元帅评定，武将粟裕定为大将军衔，以此平息军中争斗。
中共军委主席所穿着的“军便服”也有说道，基本是将改变后的中山装染成绿色，出席有关军队系统活动的时候穿着，军便服兴盛于毛时代，与二战时期德国服装的纳粹化相类似。
它与政治意识形态紧紧地梱绑在一起，在文革时被疯狂的追崇，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
署名韩梅的作者在题为《“制服国家”与“军便服时代”》一文中称：在文革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时，为了显示自己是中共军队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并煽动红卫兵的造反热情，特意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还戴上了绿军帽。
据说，自中共当权以来，这是毛第一次身着军装在公开场合亮相。第二天，毛穿军装戴军帽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各大报纸的显着位置，迅速传遍了全中国。
这之后，毛又穿着军装连续多次接见红卫兵，陪同接见的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等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心领神会，也都跟毛一样穿上了军装。
在那个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疯狂年代，毛亲自穿上了军装，这身装扮自然成了当时最革命最新潮的标志。
率先跟风的是“毛的红卫兵”。当年的红卫兵都想穿上一身他们心中无限向往的军装，没有全套，半身也行，没有新的，旧的也行。实在搞不到军装，有人就把中山装染成绿色的当军装穿。
不但男生这样穿着，女学生也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
在红卫兵的带领下，全国上下迅疾掀起了一股军装热，不但红卫兵争相穿上了军装，许多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知识份子也纷纷穿起了军装。有段时间，军装甚至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结婚礼服。随着“全民着军装”成为风靡一时的潮流，中国迈入了一个“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人们的着装更趋统一，性别、年龄和职业的差异大为淡化。
文中称，不论古今中外，私生活在正常社会里跟政治都是游离的，而且一直都是最个性化的领域，因为它所关乎的主要是个人的品味、爱好、情趣等因素。
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当政的国家却是个典型的例外。它们不但对以政治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全面控制，而且还将权力的触角蛮横地侵入到了人们的私生活中。
（责任编辑：古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