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发生在25年前的中国民主运动，以及中国政府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25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世界各国，包括日本，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改变不了血写的史实。
主持人告诉我，面对八九后的日本年轻人，我应该讲讲自己的故事，从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到流亡海外的政论家、作家。去年，我在日本扶桑社出版的《红色纸老虎内幕》（赤い中国消灭－张子の虎の内幕）一书中，叙说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从我能记事的三岁起，呈现在我眼前的，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场景：暴力、血腥与恐怖。我的父亲，一个中学教师，因为祖上富有的家庭背景，遭到不断的迫害。被捆绑，被毒打，下跪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
我八岁那一年，我的母亲，在长年的惊吓和贫病交加中，突然离开人世。父亲曾带上母亲，从西部的四川去东部的南京治病。两个月后，父亲一人归来，带回一个精美的黑匣子。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就连我们平时装衣服，用的都是纸箱子。我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黑匣子。正当我惊异莫名，父亲说，那是骨灰盒。母亲在里面。原来，曾经美丽的母亲，已经像蜡烛一样，燃成了灰烬。
我的人生，陷入了更深的灾难。父亲一人，拉扯着我们四个孩子长大。为了生存下去，从八岁开始，我就被迫从事沉重的劳役：上山打柴，下河捕鱼，饲养鸡、猪、兔子、蜜蜂等，从早劳作到晚。别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正在干活的我，只能羡慕地看着。笼罩在家庭背景的阴影下，小学毕业后，我几乎失去升初中的机会。
1976年，统治中国长达27年的大独裁者毛泽东死亡，按照他临死前的指定，华国锋成为过渡时期的领导人，但毛的真正意图，却是要他的妻子江青接班，成为最高领导人；而在江青之后，将是毛的侄子毛远新。然而，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毛远新。以这一事件为标志，毛泽东时代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经济建设年代。
毛泽东的死亡，让中国、也让我的人生出现转机。中国恢复了曾经被毛废止的高等教育。在家里排行最小的我，赶上了考大学的机会。十六岁那一年，我考上了位于毛故乡的湖南大学。
北京高层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停止。邓小平，曾在革命年代紧紧追随毛泽东，但毛发动文革后，一度将他打入冷宫。华国锋开恩，允许邓再次出来担任领导职务。但邓恩将仇报，凭藉他的老谋深算，几年后，邓小平把华国锋赶下了台。
从1979年开始，75岁高龄的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当代中国的老人政治，由此建立。以邓小平为首，有一个“老人帮”，其主要人物，被称为“八大元老”，他们控制了中国政治，越过宪法和党章，挑选或罢免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后者相对年轻一些。
邓小平主张经济改革，起用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出任总书记和总理。在胡、赵主政下，198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最宽松、最开放的年代。曾经封闭的中国，与外部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童年的磨难，让我多思而早熟。自幼酷爱阅读，上大学后，更是博览群书。十八岁那一年，我在湖南大学图书馆，读到一本书：《斯大林与中央委员会》，作者是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中文的翻译本，只有在大学的图书馆才能见到。
这本书，让我陷入深思，继而霍然醒悟：中国的灾难，就像苏联的灾难一样，都是因为一党专政的制度；毛泽东就像斯大林一样，都是冷血、残暴的独裁者。我意识到，权力必须受到监督，人民必须当家做主；中国的出路，在于民主化。从那以后，我暗暗立誓，要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奋斗。
思想变成行动，我开始在同学中谈论民主价值。1985年，当我在上海同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候，我与身边的两个同学，用悄悄散发传单的方式，启蒙民主与自由。有一天，我踩着自行车，冒着凛冽的寒风，独自到另一所大学散发传单，回去的路上，突然觉得自己很孤单、精神很空虚，周围的人，都悠哉游哉、得过且过，不禁自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而，聚集在我身边的知音越来越多。1985年冬天，22岁那一年，我写了一封“万言书”，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呼吁中国政府，推行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联合另外9名研究生，共10人，在万言书上连署签名。在中国，民间人士给领导人写信，通常冒着风险，如果领导人发怒，写信的人可能坐牢。
然而，胡耀邦没有发怒，反而派遣了两名官员，到上海来听取我们的意见。我感受到鼓舞，于是幻想，有胡这样的开明领导人，中国的民主进程，或许可以从政府的改革开始。然而，胡耀邦自己的下场却是，被“老人帮”赶下台。
1986年冬天，发源于安徽省的学生运动，波及到全国十几个城市，其中，以上海学生运动的规模最大，持续一周，每天上街示威的学生，都有几万人。12月20日那天，形成高潮，参加游行的学生，多达7万人，跟随和围观的市民更多。我引领游行队伍，踏遍了上海的几十条大街，一路领呼口号，直到嗓音完全沙哑。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我度过了难忘的23岁生日。
学生运动自发结束。在北京，胡耀邦遭到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围攻、责难，经过一个多星期羞辱性的内部批判会，胡遭到罢黜，黯然下台。这一事件显示，手握实权的政治老人，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阻力。接替胡耀邦出任总书记的，是时任总理的赵紫阳，也是一位开明派、改革派，只不过，与胡耀邦相比，他显得更为沉稳、机敏，暂时获得邓小平和老人帮的信任。
八六学潮后，我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出任经济系助教。到达广州后，我迅即开始在当地传播民主思想，并寻找知音、同道。不少人给我泼冷水，说：广州是一个商业城市，人们热衷做生意，没人关心政治，没人对民主感兴趣。
但我并不气馁。不久，在我身边，就形成了一个向往民主、追求自由的朋友圈子。到了1988年，我们开始计划，要在1989年发动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以纪念中国“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我发起每周民主沙龙，探讨中国前途，吸引了更多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参与。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这一突发事件，改变了我们原定在广州的计划。中国民主运动被提前引爆。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包括广州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
作为大学教师，我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的名誉主席，除了组织示威游行，更奋笔疾书文告和大字报，每天书写三十多份，有的提供给学生领袖，成为他们的演讲稿；有的张贴在校园中心，启蒙思想；有的制成传单，成为街上的宣传品。
那段时间，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我们憧憬着，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
然而，老人政治，继续成为中国的顽疾。在北京，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三十多万解放军，包围北京。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罢免了主张与学生对话、开启政治改革的开明派总书记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冲锋枪和机关枪扫射人群，用坦克碾压学生和市民。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燃烧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朝自己的人民开枪！
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最终不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经过一夜屠城，解放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镇压之后，当局展开了大逮捕。我被列为广东省的四大通缉犯之一，不久被捕，投入监狱。用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封闭的黑牢，彷如一座坟墓。在这样的坟墓里，我被活埋了三年。因为长年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皮肤变薄，一碰就会出血、溃烂，而且，伤口长时间不愈。头发变干，如稻草一般。但我存活下来，直到三年刑满释放。
出狱后，我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再次受到当局传讯。我逃往香港，却遭香港警方遣返。于是，再次落入中共的牢狱。这回，当局未经审判，就将我判处两年劳教。为了报复我，当局将我发配到一处山区，白天，在码头抬石头装船；晚上，在劳教场制作人造花。在管教干部和犯人头的棍棒交加之下，犯人们像奴隶一样劳作。彷如电影《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场面。
我发现，我们生产的人造花，被贴上了英文商标和美金标价，因而怀疑，中国当局非法出口奴工产品。于是，我暗中写信给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揭露劳教场的黑暗，并附上人造花商标，供他们查证。我的密信，经过曲折的路径，到达美国。人权组织在美国商店发现了这类商品，证明中国当局非法出口有我参与制作的奴工产品。由此，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劳教场也不愿再容留我这么一个“麻烦制造者”，在这两重因素下，我被提前释放。那是1995年3月，我重获自由。
出狱后，依然遭到当局的严密监控。信件受检查，电话遭窃听，行走被跟踪，并经常被公安官员约谈。身体走出了监狱，精神还困在监狱中。其实，整个中国，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大监狱。我同时发现，“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社会整体沉沦，官场腐败，社会道德滑坡，酒池肉林，铜臭薰天，中国政府有意将中国人民引导到一个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境界，让中共政权免受挑战。公安官员对我表示：愿意协助办理护照，让我出国。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民运人士，要么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要么出走海外。
1996年冬天，我前往美国。沈重的国门，在身后关上。漫长的流亡，从此开始。从国内到国外，体会新的“围城效应”：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想回去。最初几年，思乡心切，思乡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梦中，竟多是童年场景：川北小镇，崇山峻岭，涨水季节咆哮翻浊的倒溪流。恰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作为流亡者，我可以去任何国家，唯独不能去中国——自己的祖国。我多次造访亚洲国家，环中国而行，过国门而不入。唯祖国，不得其入。遥望海天苍茫处的故国方向，心中苦痛，犹如巨石千斤。望穿秋水，唯有泪光闪闪。
流亡中，我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同时没有放弃对民主事业的坚守。我勤于笔耕，经常发表政论；不断出版着作，解析中国政局。在美国的中文电视和电台上，我逐渐成为频繁出镜的政论嘉宾。我的思考和政见，通过网际网路和翻墙技术，持续影响着海内外中国人。
儿时的磨练，民主运动的洗礼，铁窗下的坚韧，所有这些经验，积累成顽强的生存力，以至于，在流亡中，我仍然能够创业，在美国白手起家，成功开创了一所商业学校。被周围人誉为又一个成功的“美国故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天安门事件，过去了25年；我的流亡生涯，也过去了17年。当年的民主运动，口号是“反腐败”、“要民主”。今天的中国官场，更加腐败，百倍、千倍的腐败，中国官员，凭藉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并将财富、家属、子女大量转移外国。
今天的中国政治，更加黑暗。当权者陷入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毫无安全感；异见人士下狱，前仆后继；新疆爆炸声不断；各地砍杀事件频发；西藏人接连自焚……作为独裁政权，中国政府对内镇压的同时，也强化对外威胁，穷兵黩武，四面树敌，显露危险的军国主义倾向。
这一切证明，所谓“中国威胁”，其实是中共威胁，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而中国的民主化，不仅惠泽于中国人民，也将惠泽于世界人民。
2014年5月29日，于东京日本大学
我在红色恐惧中长大
主持人告诉我，面对八九后的日本年轻人，我应该讲讲自己的故事，从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到流亡海外的政论家、作家。去年，我在日本扶桑社出版的《红色纸老虎内幕》（赤い中国消灭－张子の虎の内幕）一书中，叙说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从我能记事的三岁起，呈现在我眼前的，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场景：暴力、血腥与恐怖。我的父亲，一个中学教师，因为祖上富有的家庭背景，遭到不断的迫害。被捆绑，被毒打，下跪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
我八岁那一年，我的母亲，在长年的惊吓和贫病交加中，突然离开人世。父亲曾带上母亲，从西部的四川去东部的南京治病。两个月后，父亲一人归来，带回一个精美的黑匣子。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就连我们平时装衣服，用的都是纸箱子。我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黑匣子。正当我惊异莫名，父亲说，那是骨灰盒。母亲在里面。原来，曾经美丽的母亲，已经像蜡烛一样，燃成了灰烬。
我的人生，陷入了更深的灾难。父亲一人，拉扯着我们四个孩子长大。为了生存下去，从八岁开始，我就被迫从事沉重的劳役：上山打柴，下河捕鱼，饲养鸡、猪、兔子、蜜蜂等，从早劳作到晚。别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正在干活的我，只能羡慕地看着。笼罩在家庭背景的阴影下，小学毕业后，我几乎失去升初中的机会。
毛泽东死亡，中国的转机
1976年，统治中国长达27年的大独裁者毛泽东死亡，按照他临死前的指定，华国锋成为过渡时期的领导人，但毛的真正意图，却是要他的妻子江青接班，成为最高领导人；而在江青之后，将是毛的侄子毛远新。然而，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毛远新。以这一事件为标志，毛泽东时代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经济建设年代。
毛泽东的死亡，让中国、也让我的人生出现转机。中国恢复了曾经被毛废止的高等教育。在家里排行最小的我，赶上了考大学的机会。十六岁那一年，我考上了位于毛故乡的湖南大学。
北京高层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停止。邓小平，曾在革命年代紧紧追随毛泽东，但毛发动文革后，一度将他打入冷宫。华国锋开恩，允许邓再次出来担任领导职务。但邓恩将仇报，凭藉他的老谋深算，几年后，邓小平把华国锋赶下了台。
邓小平开启老人政治
从1979年开始，75岁高龄的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当代中国的老人政治，由此建立。以邓小平为首，有一个“老人帮”，其主要人物，被称为“八大元老”，他们控制了中国政治，越过宪法和党章，挑选或罢免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后者相对年轻一些。
邓小平主张经济改革，起用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出任总书记和总理。在胡、赵主政下，198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最宽松、最开放的年代。曾经封闭的中国，与外部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童年的磨难，让我多思而早熟。自幼酷爱阅读，上大学后，更是博览群书。十八岁那一年，我在湖南大学图书馆，读到一本书：《斯大林与中央委员会》，作者是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中文的翻译本，只有在大学的图书馆才能见到。
这本书，让我陷入深思，继而霍然醒悟：中国的灾难，就像苏联的灾难一样，都是因为一党专政的制度；毛泽东就像斯大林一样，都是冷血、残暴的独裁者。我意识到，权力必须受到监督，人民必须当家做主；中国的出路，在于民主化。从那以后，我暗暗立誓，要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奋斗。
胡耀邦，1986年的学生运动
思想变成行动，我开始在同学中谈论民主价值。1985年，当我在上海同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候，我与身边的两个同学，用悄悄散发传单的方式，启蒙民主与自由。有一天，我踩着自行车，冒着凛冽的寒风，独自到另一所大学散发传单，回去的路上，突然觉得自己很孤单、精神很空虚，周围的人，都悠哉游哉、得过且过，不禁自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而，聚集在我身边的知音越来越多。1985年冬天，22岁那一年，我写了一封“万言书”，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呼吁中国政府，推行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联合另外9名研究生，共10人，在万言书上连署签名。在中国，民间人士给领导人写信，通常冒着风险，如果领导人发怒，写信的人可能坐牢。
然而，胡耀邦没有发怒，反而派遣了两名官员，到上海来听取我们的意见。我感受到鼓舞，于是幻想，有胡这样的开明领导人，中国的民主进程，或许可以从政府的改革开始。然而，胡耀邦自己的下场却是，被“老人帮”赶下台。
1986年冬天，发源于安徽省的学生运动，波及到全国十几个城市，其中，以上海学生运动的规模最大，持续一周，每天上街示威的学生，都有几万人。12月20日那天，形成高潮，参加游行的学生，多达7万人，跟随和围观的市民更多。我引领游行队伍，踏遍了上海的几十条大街，一路领呼口号，直到嗓音完全沙哑。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我度过了难忘的23岁生日。
学生运动自发结束。在北京，胡耀邦遭到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围攻、责难，经过一个多星期羞辱性的内部批判会，胡遭到罢黜，黯然下台。这一事件显示，手握实权的政治老人，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阻力。接替胡耀邦出任总书记的，是时任总理的赵紫阳，也是一位开明派、改革派，只不过，与胡耀邦相比，他显得更为沉稳、机敏，暂时获得邓小平和老人帮的信任。
八六学潮后，我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出任经济系助教。到达广州后，我迅即开始在当地传播民主思想，并寻找知音、同道。不少人给我泼冷水，说：广州是一个商业城市，人们热衷做生意，没人关心政治，没人对民主感兴趣。
天安门事件，民主运动的高潮
但我并不气馁。不久，在我身边，就形成了一个向往民主、追求自由的朋友圈子。到了1988年，我们开始计划，要在1989年发动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以纪念中国“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我发起每周民主沙龙，探讨中国前途，吸引了更多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参与。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这一突发事件，改变了我们原定在广州的计划。中国民主运动被提前引爆。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包括广州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
作为大学教师，我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的名誉主席，除了组织示威游行，更奋笔疾书文告和大字报，每天书写三十多份，有的提供给学生领袖，成为他们的演讲稿；有的张贴在校园中心，启蒙思想；有的制成传单，成为街上的宣传品。
那段时间，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我们憧憬着，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
“六四”大屠杀，中国的希望破灭
然而，老人政治，继续成为中国的顽疾。在北京，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三十多万解放军，包围北京。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罢免了主张与学生对话、开启政治改革的开明派总书记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冲锋枪和机关枪扫射人群，用坦克碾压学生和市民。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燃烧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朝自己的人民开枪！
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最终不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经过一夜屠城，解放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身陷囹圄，揭露中国黑狱丑闻
镇压之后，当局展开了大逮捕。我被列为广东省的四大通缉犯之一，不久被捕，投入监狱。用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封闭的黑牢，彷如一座坟墓。在这样的坟墓里，我被活埋了三年。因为长年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皮肤变薄，一碰就会出血、溃烂，而且，伤口长时间不愈。头发变干，如稻草一般。但我存活下来，直到三年刑满释放。
出狱后，我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再次受到当局传讯。我逃往香港，却遭香港警方遣返。于是，再次落入中共的牢狱。这回，当局未经审判，就将我判处两年劳教。为了报复我，当局将我发配到一处山区，白天，在码头抬石头装船；晚上，在劳教场制作人造花。在管教干部和犯人头的棍棒交加之下，犯人们像奴隶一样劳作。彷如电影《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场面。
我发现，我们生产的人造花，被贴上了英文商标和美金标价，因而怀疑，中国当局非法出口奴工产品。于是，我暗中写信给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揭露劳教场的黑暗，并附上人造花商标，供他们查证。我的密信，经过曲折的路径，到达美国。人权组织在美国商店发现了这类商品，证明中国当局非法出口有我参与制作的奴工产品。由此，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劳教场也不愿再容留我这么一个“麻烦制造者”，在这两重因素下，我被提前释放。那是1995年3月，我重获自由。
出狱后，依然遭到当局的严密监控。信件受检查，电话遭窃听，行走被跟踪，并经常被公安官员约谈。身体走出了监狱，精神还困在监狱中。其实，整个中国，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大监狱。我同时发现，“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社会整体沉沦，官场腐败，社会道德滑坡，酒池肉林，铜臭薰天，中国政府有意将中国人民引导到一个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境界，让中共政权免受挑战。公安官员对我表示：愿意协助办理护照，让我出国。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民运人士，要么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要么出走海外。
流亡生涯，坚守民主事业
1996年冬天，我前往美国。沈重的国门，在身后关上。漫长的流亡，从此开始。从国内到国外，体会新的“围城效应”：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想回去。最初几年，思乡心切，思乡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梦中，竟多是童年场景：川北小镇，崇山峻岭，涨水季节咆哮翻浊的倒溪流。恰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作为流亡者，我可以去任何国家，唯独不能去中国——自己的祖国。我多次造访亚洲国家，环中国而行，过国门而不入。唯祖国，不得其入。遥望海天苍茫处的故国方向，心中苦痛，犹如巨石千斤。望穿秋水，唯有泪光闪闪。
流亡中，我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同时没有放弃对民主事业的坚守。我勤于笔耕，经常发表政论；不断出版着作，解析中国政局。在美国的中文电视和电台上，我逐渐成为频繁出镜的政论嘉宾。我的思考和政见，通过网际网路和翻墙技术，持续影响着海内外中国人。
儿时的磨练，民主运动的洗礼，铁窗下的坚韧，所有这些经验，积累成顽强的生存力，以至于，在流亡中，我仍然能够创业，在美国白手起家，成功开创了一所商业学校。被周围人誉为又一个成功的“美国故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天安门事件，过去了25年；我的流亡生涯，也过去了17年。当年的民主运动，口号是“反腐败”、“要民主”。今天的中国官场，更加腐败，百倍、千倍的腐败，中国官员，凭藉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并将财富、家属、子女大量转移外国。
今天的中国政治，更加黑暗。当权者陷入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毫无安全感；异见人士下狱，前仆后继；新疆爆炸声不断；各地砍杀事件频发；西藏人接连自焚……作为独裁政权，中国政府对内镇压的同时，也强化对外威胁，穷兵黩武，四面树敌，显露危险的军国主义倾向。
这一切证明，所谓“中国威胁”，其实是中共威胁，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而中国的民主化，不仅惠泽于中国人民，也将惠泽于世界人民。
2014年5月29日，于东京日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