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以陈祖沛、荣毅仁、卢作孚、康心如等几个民族资本家为例子，从发家，到上共产党贼船；以大量事实证明从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本家资产在不断被折腾、被压缩、被掠夺；最后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意识的工人群众监督下，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被评为24.1864亿元，不及实际的十分之一。
陈祖沛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让15岁的陈祖沛战胜众多竞争对手，做成一笔大生意；从此有了善于做买卖的美名，在商场上崭露头角。虽然如此，从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仍数度失业。
1935年世界经济复苏，陈祖沛为在广州的四家商号：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当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飞腾汽车公司营业主任；再兼光成行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几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时间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9,000元的两倍多。
1938年，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再回广州。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以小洋600元作为股本在广州创办大成行。一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东南业一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所有工商企业都陷入困境时，陈祖沛把家乡新会着名土特产葵扇运到上海，获利过倍。大成行的资产，一下子从折值港币10多万元增加到30万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祖沛马上在香港设立大成分行，随即把总行从广州迁到香港，从此鸿图大展。资本家赚钱，除了本身聪敏、勤奋之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岂是共产党的“剥削”二字所能尽道。
陈祖沛因爱读《世界知识》杂志，而与其作者之一刘思慕相识，而刘思慕恰巧又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刘思慕早年留学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受共产国际派遣潜入国民政府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陈祖沛通过刘思慕又认识了许涤新、黄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汉夫、黄长水、费彝民、陈君冷等所谓民主人士、学者、工商界人士，并结为好友。
《华商报》复刊之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的复刊经费，原是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但有很大困难；在刘思慕动员下，陈祖沛立刻认捐港币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还动员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订报的办法支持《华商报》。
为配合共军攻势，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陈祖沛捐助开办费1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元。陈祖沛还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共军等等。1946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中共的款项达10万多港元。
1948年10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共军接管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准备工作。陈祖沛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三千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为中共解了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之经济困境。
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陈祖沛满载货物货轮上，秘密地回到中国去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上了贼船，又跳出贼船；其中最具传奇的莫如马思聪。1966年8月，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贼们打得遍体鳞伤、满脸鲜血，妻子儿女也受尽侮辱，愤然决定全家逃往香港。为此，几家受牵连，二哥马思武于1969年被迫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二嫂(法国人)于1976年忧郁而死；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严重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她才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12年徒刑、一个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恒、王友刚，王友刚之妻何琼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马思聪的一生》)
把这一班人送上贼船的陈祖沛，最后也自投罗网。1950年，陈祖沛随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的香港澳门工商界参观团回东北观光，走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之后，把资金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但后来名声很大的马万祺当时任副团长，便不上这个当，于是天壤立判、成败殊途矣。
噩梦开始了。1952年五反运动一展开，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补税款”旧人民币200亿元；即使倾其国内各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最后由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元，才得脱身。
此外汉口的大成分行也是当地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中的残忍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但陈祖沛对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仍有信心；不料到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的陈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划为右派分子；随即革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职务，在七斗八斗之后跳楼自杀，虽未死却跌跛了一条腿；由于当局仍着眼于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未再穷追狠打，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复全部职务。
1982年，陈祖沛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廖承志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党对不起你。”陈祖沛竟感动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一句轻轻巧巧的、一文钱不值的话，便赚得陈祖沛一腔眼泪，把几十年的冤屈、羞辱、苦难，还有被剥夺掉的、数以千万计的巨额财产，都烟消云散，一笔勾消，还说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陈乃良：《商界奇人陈祖沛》、金陵：《陈祖沛同志生平》等)
三五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杀死，至今没有公布；在人命不值钱的伟大祖国里，没有人会关心这个数字；不把人(这“人”不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本人及其亲属子女，他们不但是人，而且命还特别矜贵；比如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摔伤了，邓小平就把聂元梓重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当人的伟光正的党妈妈，也不会去理睬这个数字。
当时任上海市长、主持上海市三五反斗争运动的陈毅同志后来说，“全市共自杀五百馀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死了这么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据说爱民如子、爱和资本家交朋友的陈毅市长可有恻隐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没有！陈毅市长不但不同情、不设法阻止，反而幸灾乐祸；你听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何等轻佻，何等俏皮，何等幽默，何等开心。这样，刚刚为“抗美援朝”捐献过飞机大炮、刚刚上马路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只好继续当“空降部队”了。
共产党从江西时代起，就是以“打土豪”为旗号，先杀地主、富农、大商家，再杀贫下中农、小商人、手工业者，然后抢其“浮财”、共其产以充军饷。现在为苏联人、朝鲜人而和美国人开战，只好再一次杀鸡取卵，从资本家身上榨油水了。只好学李自成、刘宗敏在北京设“比饷镇抚司”的办法，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甲申核真略》)，制作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甲申纪事》)，“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明季北略》)，死者有一千六百馀人(谈迁：《枣林杂俎》)，“杀人无虚日”(《甲申传信录》)。
让郭沫若写过《甲申三百年祭》的毛泽东，当然比李自成高明一些；毛泽东虽也是“杀人无虚日”，但他却不让你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毛泽东也不说他没钱要问你要，而是说你有罪，你必须把财产交出来。拷夹(批斗)、严比之下，你就要乖乖交出财产，如果没有，便只好自杀。即使要自杀，还不可以跳江、坠海，否则尸体让水冲走了，亲属就要牵连；所以，三五反时上海市及全国各地的资本家如不肯表演“空降部队”，那就要像卢作孚那样吃安眠药了。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一代船王；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实业家，还是一个思想家；他是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家、实践者，也是北碚新城及其经济特区和文明小区的策划者和创建者，更是西部科学院的缔造者和首任院长。卢作孚是实干家，也是理想主义者。但这样的一个人，却不容于他曾向往、并寄以希望的“新中国”。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干部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萧怀柱等被枪决，郭经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陈国光、刘子国、周雁翔被清洗，钱乔被捕出狱后自杀。而且朱树屏交代的民生内部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竟有五六十个之多。(李肇基：《卢作孚之死》)这些都是共产党、毛泽东为巩固权力、为掠夺财富而制造红色恐怖，滥杀无辜的冤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对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难以接受的；卢作孚当晚便自尽了。
卢作孚给妻子留下“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遗书的同时，更为“新中国”在海外保存了两千馀万美元的资产，加上在大陆的资产，折成时价，当是天字数字了。但是，可爱的党把他的资产“公营”了，又把他的人杀了。现在到处把“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当作逸趣美谈，真不知是何心肝？毛泽东听到卢作孚自杀消息时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是冷血的风凉话。卢作孚不死，等着他的不过是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罢了；与卢作孚一样的工商界头面人物，如重庆康心如，上海李康年，天津毕鸣岐、董少臣，北京市吴金萃，江苏省钱孙卿、钱钟汉，上述的广东省陈祖沛等人的悲惨下场都可以证明。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是要赶尽杀绝的。1952年9月，就已经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消灭私人资本了。为了利用税制扼杀私人资本，毛泽东把薄一波说成是被资产阶级“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一个靶子，首次将属于经济工作范畴的问题扩大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1953年，毛公开、正式地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改造，就是消灭、就是公然掠夺、就是公开抢劫代名词。
1956年1月，北京市连续几天日夜锣鼓喧天，爆竹声不断，到处张灯结彩，到处是庆祝公私合营的游行队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营工商业户，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1月15日，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戴着眼镜的、胖胖的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递上公私合营的喜报，喜报由毛泽东身边的彭真双手接过，毛泽东脸上全是笑容，毛泽东身旁的周恩来、刘少奇也是满面春风。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乐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板、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他不但带头把身家、产业、秘方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共产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很积极。6月15日，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两个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乐松生第一个发言，批判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只是他忘记了说，他本人也受到章乃器的迷惑，四个星期以前即5月16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也说过“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人民日报》，5月17日）
九年后，乐松生终于被清算，大栅栏同仁堂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毁于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游街以后自杀了。还有人看到像他老母亲的一位老太太被关在笼子里受尽凌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惨地死去了。
中国民族资本家、同仁堂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1956年向中共党魁毛泽东递交报导北京市私营企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报纸。（历史资料图片）
上海市的荣毅仁，1954年和乐松生一样，也向政府提出将企业公私合营的要求，所以也有“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但周恩来的一席话却把荣毅仁的两面派，揭露无遗：“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可见，荣毅仁后来说的“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云云，实在是假话。
1957年，荣毅仁被揭发和盛康年等人搞反党小集团，大肆反攻倒算。据民建上海市常委、临阵起义的严谔声向中共上海市统战部检举：以荣毅仁、盛康年为首的“荣盛反党小集团”成员有：经叔平、严谔声、刘念义、胡子婴、吴中一、唐志尧、吴志超、蒋伯笙、蒋和盛、吴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荣鸿仁、王嘉元、简日林、韩志明、汪君良、雷平一、王懋德、车懋章、孙善章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广，涉及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联、上海市民建会、上海市政协等单位，遍布税务、财政、劳资、社会主义改造办等部门，用钻进去、拉出来等手段向共产党、无产阶级发起猖狂的进攻。而汉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正是这个小集团的黑后台。(新华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电)
他们拉帮结派，密谋策划，在工商联和民建中排挤左派、打击积极分子；他们同情和支持章乃器；荣毅仁更借“四明堂事件”煽风点火，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作《要发扬民主必须维护法纪》的发言，把事情闹大，藉以攻击公方代表、攻击无产阶级、攻击共产党，于是被左派们抓住不放；甚至希望能加入共产党，也被说成“不自量力，异想天开，想当恩格斯”。正当他们即将陷于灭顶之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向他们抛出了一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说了，你们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检查。”三人即为荣毅仁、盛丕华、向德（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向德最终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划为右派分子，对比向德，荣毅仁则较幸运。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孙更舵(中共党员)、市工商联副主任杜大公（中共党员、民建抓整风反右的领导人）肯出面保他，利瓦伊汉也派民建中央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晓村到上海救火。所以，荣毅仁对毛泽东真是感激涕零呀！
盛康年是上海市副市长、资本家盛丕华儿子，因附和李康年的定息20年不变，在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盛康年先后写了十一次书面交代，才得过关；但“荣盛小集团”的黑锅却一直背着，以至终生闷闷不乐，于1965年患食道癌去世，年仅51岁。（计泓赓：《荣毅仁与“荣盛小集团”的平反》）
1966年8月，章伯钧、章乃器在康同璧家里见面。章伯钧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它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脑震荡的后遗症长期不愈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荣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账新账被一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断；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并眼底出血，不予及时治疗致左眼失明后，军代表责成其与经叔平一起打扫卫生，洗刷厕所；太太杨鉴清被打得死去活来，卧床不起。连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
荣毅仁2005年10月26日去世时，又极风光，被吹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是伟大的实用主义者，用得着就捧：1957年，陈毅亲自推荐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60年，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接着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9年，邓小平叫他主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让无产阶级革命家家族“先富起来”；1985年，被秘密拉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特别党员；1993年，77岁高龄的时候，“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反之，用不着了就叫你当右派、反革命，甚至肉体消灭。
1955年，公私合营正大步前进，但毛泽东还嫌不够快。10月27日、29日，两次邀请全国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广发追命帖。11月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主任委员陈叔通借毛泽东讲话，催促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改造；并威胁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荣毅仁就把自己的产业无偿地交出去了。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洪流之中，私营工商业改造出现了从个别合营进入到全行业合营的高潮；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一些不甘被掠夺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写《祭厂文》，有人写“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以发泄怨恨。
抢了企业、工厂，又把手伸向农村。1958年，毛泽东见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如获至宝”，亲自定稿：“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终于，收天下工厂、土地、美女、金钱，为一人所私有了。五反时，陈毅对荣毅仁说：“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些？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是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是真话。”陈毅的“真话”早让毛泽东贪婪和无耻彻底拆穿了。
1956年1月10日，中共党魁毛泽东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时和中国民族资本家荣毅仁交谈。（历史资料图片）
1950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除了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之外，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 %的馀额。1953年，改为“四马”(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和奖金，私营股东)分肥：前三马占总利润的四分之三或更多，私营业主所得不超过四分之一，即私营股东所得红利从60%降到25%。
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三条说：“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第九条说：“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
但据1955年统计，公股在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比重只为40.6%。1955年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平均每1万元资本额，国家投资1,273元，每63个职工，国家派干部1人。在第四章“盈馀分配”中，仍然是“四马分肥”。“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馀总额的25%左右”。
1955年11月以后，又据陈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报告，和《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对资本家采取赎买的办法。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生产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这就是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叫做“定息”。
怎样计算定息呢？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先对资方的资产按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清理，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核定。全国评估的结果，连同1956年以前合营的在内，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一共是24.1864亿元。然后根据股份、利率，每年付给资方固定的利息，这就是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后来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拿十年。(马立诚：《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202万元，几乎占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中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占9,750,100元，每年可得定息487,914元，即每月可得4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新华社1957年6月8日上海电)1956年被定为资本家的、拿定息的大约86万人(保育钧：《呼唤理解》）
中国共产党是古今中外第一等无赖，且不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在层层压缩、级级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么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给5%年息十年之后，就永远霸占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还美其名曰“赎买”，这与强盗何异？
1976年后，中央工作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就决定落实政策，对于文革时期停付给资本家的定息予以退赔。按照情况退赔了30个亿，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是荣毅仁。(陈锦华：《国事忆述》)“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是荣毅仁”，为什么不是荣鸿三？与前面1957年6月8日新华社上海电的说法不同，不知何故？
李康年，上海市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
1957年1月间，他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建议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22亿元(减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于1958年1月开始发行，分18年兑现，每一季度兑现2,750万元，每年11,000万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兑讫；完成对资本家的“赎买”，从此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
这个以定息5厘，20年收回相当于“老本”的利息后而放弃“老本”的主张，被作为“定息20年建议”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的批判。李康年反驳说，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提出这个赎买存单年期分20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22亿元的建议，是根据1955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千家驹说赎买应自1949年算起，这个主张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毛泽东1956年1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1955年夏季以来开始的，1955年夏季以前，至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人民日报》，6月6日）可惜这篇四千字的发言，只不过为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材料罢了。(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中共席卷大陆之际，荣毅仁何去何从？家眷早已去了香港，出去就是海外寓公，事业必须重头开始；留下又生死难卜。在无锡养老的父亲荣德生请朋友钱钟汉亲赴中共苏北根据地去摸底。钱钟汉在苏北根据地被告知：“转告荣先生，我们是保护民族资本家的，务必请他留下，建设新中国。”这个钱钟汉风光过几年，当过民建中委、民建无锡市主委、无锡市副市长；到了1957年，不但自己成了右派分子，连他爸爸、民建中央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钱孙卿也成了右派分子。
至于，荣毅仁留下后“新中国”又如何对待他呢？据章乃器说，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唯一保护的是荣毅仁。但1966年8月20日，荣毅仁的女儿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涌到北太平庄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抢、批、斗、抄；当纺织工业部部党组书记钱之光向周恩来特急报告时，周恩来说：“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它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毛泽东不再保荣毅仁了，周恩来“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当然只是废话。七亿人口只剩下宋庆龄、郭沫若受保护了；天地不仁，竟至于此。荣毅仁当时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落此下场。真是一失足“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而成千古之辱。
那个批判过李康年的左派分子千家驹，后来也吃尽“上了共产党贼船”的苦头，竟然要跑到香山去跳崖自杀。想到1948年，千家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时真是啼笑皆非。当时毛泽东对千家驹“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革命战争都失败了，即使胜利了也变了质，如刘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证农民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会变质”的回答是：“因为时势不同了，中国现在有百分之十的现代工业，有无产阶级，不要看不起这百分之十，这是中国能取得胜利、胜利后不会变质的保证。”(千家驹：《自撰年谱》)
谁知中共却有比李自成、刘宗敏更厉害的“比饷镇抚司”：“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
死。”(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说了广东、北京、上海，再说重庆。重庆的康心如是中国西南部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他除经营银行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蜀华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国民印刷公司、重庆利济财团、中国毛纺厂、中国兴业公司、四川绢纺厂、宝丰公司、兴华保险公司、天府公司、德丰公司、同春字号、嘉阳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业公司。(重庆市档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
1940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倡议定重庆为陪都，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巨大贡献；他给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不少资助，康家被中共称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中共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出访欧亚十一国途经重庆时，专门去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及其妻子王棣华；周恩来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周恩来在康心远、贺龙等陪同下，一道前往重庆市工商联第四届委员会代表大会会场看望委员们；在见到康心如时，周恩来激动万分地说：“你老了。”然而几个月后，中共却将这个“老朋友”变成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在民国时代康家是工商大户；到了人民共和国时代，康家却成了右派大户。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国干、康国隽、康国杰、康宏道，再加康心如的女婿甘培根；从此康家像新中国的牛鬼蛇神一起，受到歧视，受到摧残，受到迫害。毛泽东、共产党之忘恩负义，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四川美丰银行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1926年变为全华资银行；1935年，仅兴建七层高的美丰大楼便耗资49万馀元。1937年，经五年的三次连续增资：资产便由1932年的25万元增至300万元。做为美丰银行主要操办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远个人资本，也随之不断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丰银行个人资本已拥有了60多万之外，还有个人名义在其它企业的投资及不动产，这样累积下来，总计不下100万元。至1948年资本总额为金元券200万元，在上海、南京、长沙、汉口、西安、昆明、贵阳、成都设置分支机构43处；投资达上百家企业公司。(张寿宁：《敢为天下先》、重庆市档案局)
1949年11月重庆易手，1950年4月美丰银行宣告停业，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结束(《天涯小区》)。康家到底被共产党共了多少财产，现在连康家后人也不清楚了。但根据美丰银行分支机构之多、投资行业之广泛，房屋等不动产之遍布各地，资产清理工作时间之长，亦可略窥一二。可是当1976年上海市仅对于文革时期停付的定息，便给资本家退赔30个亿时，康家却没拿到一分钱。推而广之，除了还有用处的个别花瓶之外，绝大部份的资本家并不能拿回他们的权益。
经历过当年公私合营评估资产的老人说，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评为24.1864亿元，是实际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资方资产按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所谓清理：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的行业合营委员会最后“核定”。且不说之前之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之类的折腾、敲榨、勒索，只看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的工人群众“监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几希！
恶劣的是，当年中共领导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用国家的名义掠夺了民族资本家的财产，虽然作为党产或私产予取予劫，但还保留国有资产的名义。现在，却用经济开放改革、转制、私有化等名目，把国有资产彻底地装到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子女以及有权力的共产党官员口袋中。如果国民党“四大家族”是陈伯达造谣的话；那么，共产党的“四大家族”却是千真万确：邓、王、江、李，都是富可敌国。又岂止四大家族？现在有千千万万的吸血鬼在咬住中国人民的脖子。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共产暴政的受害者，都是毛泽东叫化子共产主义、邓小平权贵黑社会主义反动路线的受害者。
1957年1月16日，刘少奇在接见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曾明确地提出：“要讲买卖，必须给公私合营的资产阶级定息。不给定息，资产阶级就要造反了，斗得无产阶级自己也不能解放。从马克思的理论上看，要先解放资产阶级，才能解放工人阶级。不让人家好好地活下去，你能活好吗？”(师东兵：《选择突破口》)
刘少奇的话不幸而言中，由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特别是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扼杀了资本主义，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的进程，造就了无法无天的骑在人民头上“为人民服务”的特权利益集团，现在工人阶级得到报应了。当年“不让人家好好地活下去”，如今自己也活得不好了：或下岗失业，或沦为奴隶被更凶恶、更残忍的官商买办所压榨，整个中国变成了血汗工厂、农奴国，退回到了极野蛮、极血腥、极黑暗的奴隶制时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的遮羞布也早已抛到垃圾堆里去了。于建嵘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映了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对现实的怨恨：“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保障。”
如果我们工人不再是领导阶级，你们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还是执政党？(胡平：《从领导阶级到弱势群体》）奴隶们终于要觉醒，奴隶们在觉醒。
——转自《民主中国》 （责任编辑：明轩）
（一）从陈祖沛看民族资本家是怎样发财？
陈祖沛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让15岁的陈祖沛战胜众多竞争对手，做成一笔大生意；从此有了善于做买卖的美名，在商场上崭露头角。虽然如此，从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仍数度失业。
1935年世界经济复苏，陈祖沛为在广州的四家商号：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当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飞腾汽车公司营业主任；再兼光成行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几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时间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9,000元的两倍多。
1938年，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再回广州。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以小洋600元作为股本在广州创办大成行。一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东南业一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所有工商企业都陷入困境时，陈祖沛把家乡新会着名土特产葵扇运到上海，获利过倍。大成行的资产，一下子从折值港币10多万元增加到30万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祖沛马上在香港设立大成分行，随即把总行从广州迁到香港，从此鸿图大展。资本家赚钱，除了本身聪敏、勤奋之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岂是共产党的“剥削”二字所能尽道。
（二）资本家做了共产党私家金库
陈祖沛因爱读《世界知识》杂志，而与其作者之一刘思慕相识，而刘思慕恰巧又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刘思慕早年留学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受共产国际派遣潜入国民政府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陈祖沛通过刘思慕又认识了许涤新、黄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汉夫、黄长水、费彝民、陈君冷等所谓民主人士、学者、工商界人士，并结为好友。
《华商报》复刊之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的复刊经费，原是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但有很大困难；在刘思慕动员下，陈祖沛立刻认捐港币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还动员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订报的办法支持《华商报》。
为配合共军攻势，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陈祖沛捐助开办费1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元。陈祖沛还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共军等等。1946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中共的款项达10万多港元。
（三）上了贼船，好心没好报
1948年10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共军接管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准备工作。陈祖沛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三千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为中共解了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之经济困境。
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陈祖沛满载货物货轮上，秘密地回到中国去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上了贼船，又跳出贼船；其中最具传奇的莫如马思聪。1966年8月，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贼们打得遍体鳞伤、满脸鲜血，妻子儿女也受尽侮辱，愤然决定全家逃往香港。为此，几家受牵连，二哥马思武于1969年被迫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二嫂(法国人)于1976年忧郁而死；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严重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她才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12年徒刑、一个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恒、王友刚，王友刚之妻何琼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马思聪的一生》)
把这一班人送上贼船的陈祖沛，最后也自投罗网。1950年，陈祖沛随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的香港澳门工商界参观团回东北观光，走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之后，把资金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但后来名声很大的马万祺当时任副团长，便不上这个当，于是天壤立判、成败殊途矣。
噩梦开始了。1952年五反运动一展开，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补税款”旧人民币200亿元；即使倾其国内各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最后由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元，才得脱身。
此外汉口的大成分行也是当地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中的残忍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但陈祖沛对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仍有信心；不料到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的陈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划为右派分子；随即革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职务，在七斗八斗之后跳楼自杀，虽未死却跌跛了一条腿；由于当局仍着眼于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未再穷追狠打，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复全部职务。
1982年，陈祖沛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廖承志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党对不起你。”陈祖沛竟感动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一句轻轻巧巧的、一文钱不值的话，便赚得陈祖沛一腔眼泪，把几十年的冤屈、羞辱、苦难，还有被剥夺掉的、数以千万计的巨额财产，都烟消云散，一笔勾消，还说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陈乃良：《商界奇人陈祖沛》、金陵：《陈祖沛同志生平》等)
（四）陈祖沛命大活下来了，卢作孚却死了
三五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杀死，至今没有公布；在人命不值钱的伟大祖国里，没有人会关心这个数字；不把人(这“人”不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本人及其亲属子女，他们不但是人，而且命还特别矜贵；比如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摔伤了，邓小平就把聂元梓重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当人的伟光正的党妈妈，也不会去理睬这个数字。
当时任上海市长、主持上海市三五反斗争运动的陈毅同志后来说，“全市共自杀五百馀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死了这么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据说爱民如子、爱和资本家交朋友的陈毅市长可有恻隐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没有！陈毅市长不但不同情、不设法阻止，反而幸灾乐祸；你听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何等轻佻，何等俏皮，何等幽默，何等开心。这样，刚刚为“抗美援朝”捐献过飞机大炮、刚刚上马路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只好继续当“空降部队”了。
共产党从江西时代起，就是以“打土豪”为旗号，先杀地主、富农、大商家，再杀贫下中农、小商人、手工业者，然后抢其“浮财”、共其产以充军饷。现在为苏联人、朝鲜人而和美国人开战，只好再一次杀鸡取卵，从资本家身上榨油水了。只好学李自成、刘宗敏在北京设“比饷镇抚司”的办法，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甲申核真略》)，制作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甲申纪事》)，“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明季北略》)，死者有一千六百馀人(谈迁：《枣林杂俎》)，“杀人无虚日”(《甲申传信录》)。
让郭沫若写过《甲申三百年祭》的毛泽东，当然比李自成高明一些；毛泽东虽也是“杀人无虚日”，但他却不让你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毛泽东也不说他没钱要问你要，而是说你有罪，你必须把财产交出来。拷夹(批斗)、严比之下，你就要乖乖交出财产，如果没有，便只好自杀。即使要自杀，还不可以跳江、坠海，否则尸体让水冲走了，亲属就要牵连；所以，三五反时上海市及全国各地的资本家如不肯表演“空降部队”，那就要像卢作孚那样吃安眠药了。
（五）夺其财，又杀其人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一代船王；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实业家，还是一个思想家；他是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家、实践者，也是北碚新城及其经济特区和文明小区的策划者和创建者，更是西部科学院的缔造者和首任院长。卢作孚是实干家，也是理想主义者。但这样的一个人，却不容于他曾向往、并寄以希望的“新中国”。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干部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萧怀柱等被枪决，郭经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陈国光、刘子国、周雁翔被清洗，钱乔被捕出狱后自杀。而且朱树屏交代的民生内部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竟有五六十个之多。(李肇基：《卢作孚之死》)这些都是共产党、毛泽东为巩固权力、为掠夺财富而制造红色恐怖，滥杀无辜的冤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对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难以接受的；卢作孚当晚便自尽了。
卢作孚给妻子留下“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遗书的同时，更为“新中国”在海外保存了两千馀万美元的资产，加上在大陆的资产，折成时价，当是天字数字了。但是，可爱的党把他的资产“公营”了，又把他的人杀了。现在到处把“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当作逸趣美谈，真不知是何心肝？毛泽东听到卢作孚自杀消息时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是冷血的风凉话。卢作孚不死，等着他的不过是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罢了；与卢作孚一样的工商界头面人物，如重庆康心如，上海李康年，天津毕鸣岐、董少臣，北京市吴金萃，江苏省钱孙卿、钱钟汉，上述的广东省陈祖沛等人的悲惨下场都可以证明。
（六）“改造”就是消灭、掠夺、抢劫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是要赶尽杀绝的。1952年9月，就已经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消灭私人资本了。为了利用税制扼杀私人资本，毛泽东把薄一波说成是被资产阶级“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一个靶子，首次将属于经济工作范畴的问题扩大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1953年，毛公开、正式地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改造，就是消灭、就是公然掠夺、就是公开抢劫代名词。
1956年1月，北京市连续几天日夜锣鼓喧天，爆竹声不断，到处张灯结彩，到处是庆祝公私合营的游行队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营工商业户，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1月15日，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戴着眼镜的、胖胖的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递上公私合营的喜报，喜报由毛泽东身边的彭真双手接过，毛泽东脸上全是笑容，毛泽东身旁的周恩来、刘少奇也是满面春风。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乐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板、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他不但带头把身家、产业、秘方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共产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很积极。6月15日，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两个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乐松生第一个发言，批判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只是他忘记了说，他本人也受到章乃器的迷惑，四个星期以前即5月16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也说过“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人民日报》，5月17日）
九年后，乐松生终于被清算，大栅栏同仁堂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毁于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游街以后自杀了。还有人看到像他老母亲的一位老太太被关在笼子里受尽凌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惨地死去了。
中国民族资本家、同仁堂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1956年向中共党魁毛泽东递交报导北京市私营企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报纸。（历史资料图片）
（七）荣毅仁是漏网大右派
上海市的荣毅仁，1954年和乐松生一样，也向政府提出将企业公私合营的要求，所以也有“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但周恩来的一席话却把荣毅仁的两面派，揭露无遗：“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可见，荣毅仁后来说的“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云云，实在是假话。
1957年，荣毅仁被揭发和盛康年等人搞反党小集团，大肆反攻倒算。据民建上海市常委、临阵起义的严谔声向中共上海市统战部检举：以荣毅仁、盛康年为首的“荣盛反党小集团”成员有：经叔平、严谔声、刘念义、胡子婴、吴中一、唐志尧、吴志超、蒋伯笙、蒋和盛、吴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荣鸿仁、王嘉元、简日林、韩志明、汪君良、雷平一、王懋德、车懋章、孙善章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广，涉及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联、上海市民建会、上海市政协等单位，遍布税务、财政、劳资、社会主义改造办等部门，用钻进去、拉出来等手段向共产党、无产阶级发起猖狂的进攻。而汉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正是这个小集团的黑后台。(新华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电)
他们拉帮结派，密谋策划，在工商联和民建中排挤左派、打击积极分子；他们同情和支持章乃器；荣毅仁更借“四明堂事件”煽风点火，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作《要发扬民主必须维护法纪》的发言，把事情闹大，藉以攻击公方代表、攻击无产阶级、攻击共产党，于是被左派们抓住不放；甚至希望能加入共产党，也被说成“不自量力，异想天开，想当恩格斯”。正当他们即将陷于灭顶之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向他们抛出了一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说了，你们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检查。”三人即为荣毅仁、盛丕华、向德（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向德最终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划为右派分子，对比向德，荣毅仁则较幸运。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孙更舵(中共党员)、市工商联副主任杜大公（中共党员、民建抓整风反右的领导人）肯出面保他，利瓦伊汉也派民建中央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晓村到上海救火。所以，荣毅仁对毛泽东真是感激涕零呀！
盛康年是上海市副市长、资本家盛丕华儿子，因附和李康年的定息20年不变，在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盛康年先后写了十一次书面交代，才得过关；但“荣盛小集团”的黑锅却一直背着，以至终生闷闷不乐，于1965年患食道癌去世，年仅51岁。（计泓赓：《荣毅仁与“荣盛小集团”的平反》）
(八)从荣毅仁看共产党：一个实用主义的党
1966年8月，章伯钧、章乃器在康同璧家里见面。章伯钧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它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脑震荡的后遗症长期不愈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荣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账新账被一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断；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并眼底出血，不予及时治疗致左眼失明后，军代表责成其与经叔平一起打扫卫生，洗刷厕所；太太杨鉴清被打得死去活来，卧床不起。连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
荣毅仁2005年10月26日去世时，又极风光，被吹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是伟大的实用主义者，用得着就捧：1957年，陈毅亲自推荐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60年，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接着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9年，邓小平叫他主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让无产阶级革命家家族“先富起来”；1985年，被秘密拉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特别党员；1993年，77岁高龄的时候，“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反之，用不着了就叫你当右派、反革命，甚至肉体消灭。
（九）共产党野心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
1955年，公私合营正大步前进，但毛泽东还嫌不够快。10月27日、29日，两次邀请全国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广发追命帖。11月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主任委员陈叔通借毛泽东讲话，催促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改造；并威胁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荣毅仁就把自己的产业无偿地交出去了。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洪流之中，私营工商业改造出现了从个别合营进入到全行业合营的高潮；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一些不甘被掠夺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写《祭厂文》，有人写“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以发泄怨恨。
抢了企业、工厂，又把手伸向农村。1958年，毛泽东见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如获至宝”，亲自定稿：“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终于，收天下工厂、土地、美女、金钱，为一人所私有了。五反时，陈毅对荣毅仁说：“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些？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是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是真话。”陈毅的“真话”早让毛泽东贪婪和无耻彻底拆穿了。
1956年1月10日，中共党魁毛泽东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时和中国民族资本家荣毅仁交谈。（历史资料图片）
（十）用你的利息“赎买”你的本钱：与强盗何异
1950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除了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之外，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 %的馀额。1953年，改为“四马”(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和奖金，私营股东)分肥：前三马占总利润的四分之三或更多，私营业主所得不超过四分之一，即私营股东所得红利从60%降到25%。
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三条说：“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第九条说：“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
但据1955年统计，公股在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比重只为40.6%。1955年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平均每1万元资本额，国家投资1,273元，每63个职工，国家派干部1人。在第四章“盈馀分配”中，仍然是“四马分肥”。“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馀总额的25%左右”。
1955年11月以后，又据陈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报告，和《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对资本家采取赎买的办法。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生产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这就是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叫做“定息”。
怎样计算定息呢？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先对资方的资产按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清理，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核定。全国评估的结果，连同1956年以前合营的在内，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一共是24.1864亿元。然后根据股份、利率，每年付给资方固定的利息，这就是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后来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拿十年。(马立诚：《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202万元，几乎占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中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占9,750,100元，每年可得定息487,914元，即每月可得4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新华社1957年6月8日上海电)1956年被定为资本家的、拿定息的大约86万人(保育钧：《呼唤理解》）
中国共产党是古今中外第一等无赖，且不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在层层压缩、级级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么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给5%年息十年之后，就永远霸占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还美其名曰“赎买”，这与强盗何异？
1976年后，中央工作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就决定落实政策，对于文革时期停付给资本家的定息予以退赔。按照情况退赔了30个亿，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是荣毅仁。(陈锦华：《国事忆述》)“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是荣毅仁”，为什么不是荣鸿三？与前面1957年6月8日新华社上海电的说法不同，不知何故？
（十一）李康年为二十年定息被打成右派分子
李康年，上海市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
1957年1月间，他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建议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22亿元(减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于1958年1月开始发行，分18年兑现，每一季度兑现2,750万元，每年11,000万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兑讫；完成对资本家的“赎买”，从此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
这个以定息5厘，20年收回相当于“老本”的利息后而放弃“老本”的主张，被作为“定息20年建议”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的批判。李康年反驳说，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提出这个赎买存单年期分20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22亿元的建议，是根据1955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千家驹说赎买应自1949年算起，这个主张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毛泽东1956年1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1955年夏季以来开始的，1955年夏季以前，至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人民日报》，6月6日）可惜这篇四千字的发言，只不过为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材料罢了。(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十二）毛泽东也不保荣毅仁：七亿人只有宋庆龄、郭沫若受保护
中共席卷大陆之际，荣毅仁何去何从？家眷早已去了香港，出去就是海外寓公，事业必须重头开始；留下又生死难卜。在无锡养老的父亲荣德生请朋友钱钟汉亲赴中共苏北根据地去摸底。钱钟汉在苏北根据地被告知：“转告荣先生，我们是保护民族资本家的，务必请他留下，建设新中国。”这个钱钟汉风光过几年，当过民建中委、民建无锡市主委、无锡市副市长；到了1957年，不但自己成了右派分子，连他爸爸、民建中央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钱孙卿也成了右派分子。
至于，荣毅仁留下后“新中国”又如何对待他呢？据章乃器说，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唯一保护的是荣毅仁。但1966年8月20日，荣毅仁的女儿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涌到北太平庄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抢、批、斗、抄；当纺织工业部部党组书记钱之光向周恩来特急报告时，周恩来说：“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它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毛泽东不再保荣毅仁了，周恩来“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当然只是废话。七亿人口只剩下宋庆龄、郭沫若受保护了；天地不仁，竟至于此。荣毅仁当时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落此下场。真是一失足“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而成千古之辱。
那个批判过李康年的左派分子千家驹，后来也吃尽“上了共产党贼船”的苦头，竟然要跑到香山去跳崖自杀。想到1948年，千家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时真是啼笑皆非。当时毛泽东对千家驹“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革命战争都失败了，即使胜利了也变了质，如刘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证农民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会变质”的回答是：“因为时势不同了，中国现在有百分之十的现代工业，有无产阶级，不要看不起这百分之十，这是中国能取得胜利、胜利后不会变质的保证。”(千家驹：《自撰年谱》)
谁知中共却有比李自成、刘宗敏更厉害的“比饷镇抚司”：“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
死。”(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十三）工商大户和右派大户
说了广东、北京、上海，再说重庆。重庆的康心如是中国西南部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他除经营银行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蜀华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国民印刷公司、重庆利济财团、中国毛纺厂、中国兴业公司、四川绢纺厂、宝丰公司、兴华保险公司、天府公司、德丰公司、同春字号、嘉阳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业公司。(重庆市档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
1940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倡议定重庆为陪都，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巨大贡献；他给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不少资助，康家被中共称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中共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出访欧亚十一国途经重庆时，专门去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及其妻子王棣华；周恩来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周恩来在康心远、贺龙等陪同下，一道前往重庆市工商联第四届委员会代表大会会场看望委员们；在见到康心如时，周恩来激动万分地说：“你老了。”然而几个月后，中共却将这个“老朋友”变成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在民国时代康家是工商大户；到了人民共和国时代，康家却成了右派大户。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国干、康国隽、康国杰、康宏道，再加康心如的女婿甘培根；从此康家像新中国的牛鬼蛇神一起，受到歧视，受到摧残，受到迫害。毛泽东、共产党之忘恩负义，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四川美丰银行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1926年变为全华资银行；1935年，仅兴建七层高的美丰大楼便耗资49万馀元。1937年，经五年的三次连续增资：资产便由1932年的25万元增至300万元。做为美丰银行主要操办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远个人资本，也随之不断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丰银行个人资本已拥有了60多万之外，还有个人名义在其它企业的投资及不动产，这样累积下来，总计不下100万元。至1948年资本总额为金元券200万元，在上海、南京、长沙、汉口、西安、昆明、贵阳、成都设置分支机构43处；投资达上百家企业公司。(张寿宁：《敢为天下先》、重庆市档案局)
1949年11月重庆易手，1950年4月美丰银行宣告停业，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结束(《天涯小区》)。康家到底被共产党共了多少财产，现在连康家后人也不清楚了。但根据美丰银行分支机构之多、投资行业之广泛，房屋等不动产之遍布各地，资产清理工作时间之长，亦可略窥一二。可是当1976年上海市仅对于文革时期停付的定息，便给资本家退赔30个亿时，康家却没拿到一分钱。推而广之，除了还有用处的个别花瓶之外，绝大部份的资本家并不能拿回他们的权益。
（十四）“国民党四大家族”是陈伯达的造谣，共产党四大家族却是千真万确
经历过当年公私合营评估资产的老人说，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评为24.1864亿元，是实际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资方资产按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所谓清理：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的行业合营委员会最后“核定”。且不说之前之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之类的折腾、敲榨、勒索，只看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的工人群众“监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几希！
恶劣的是，当年中共领导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用国家的名义掠夺了民族资本家的财产，虽然作为党产或私产予取予劫，但还保留国有资产的名义。现在，却用经济开放改革、转制、私有化等名目，把国有资产彻底地装到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子女以及有权力的共产党官员口袋中。如果国民党“四大家族”是陈伯达造谣的话；那么，共产党的“四大家族”却是千真万确：邓、王、江、李，都是富可敌国。又岂止四大家族？现在有千千万万的吸血鬼在咬住中国人民的脖子。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共产暴政的受害者，都是毛泽东叫化子共产主义、邓小平权贵黑社会主义反动路线的受害者。
1957年1月16日，刘少奇在接见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曾明确地提出：“要讲买卖，必须给公私合营的资产阶级定息。不给定息，资产阶级就要造反了，斗得无产阶级自己也不能解放。从马克思的理论上看，要先解放资产阶级，才能解放工人阶级。不让人家好好地活下去，你能活好吗？”(师东兵：《选择突破口》)
刘少奇的话不幸而言中，由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特别是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扼杀了资本主义，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的进程，造就了无法无天的骑在人民头上“为人民服务”的特权利益集团，现在工人阶级得到报应了。当年“不让人家好好地活下去”，如今自己也活得不好了：或下岗失业，或沦为奴隶被更凶恶、更残忍的官商买办所压榨，整个中国变成了血汗工厂、农奴国，退回到了极野蛮、极血腥、极黑暗的奴隶制时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的遮羞布也早已抛到垃圾堆里去了。于建嵘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映了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对现实的怨恨：“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保障。”
如果我们工人不再是领导阶级，你们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还是执政党？(胡平：《从领导阶级到弱势群体》）奴隶们终于要觉醒，奴隶们在觉醒。
——转自《民主中国》 （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