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未当政时，它的头号目标是夺取政权，当政后，它的头号目标则是保住政权，这是由它作为一个罕见而邪恶的权力狂的本性所决定的。在中国，毛时代把保住政权叫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邓时代则改称“维护社会稳定”，江胡时代干脆简称“维稳”。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错误地总结了十年动乱的教训，格外强调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性。邓明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又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邓小平身后，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民间抗议风潮风起云涌，中共政权面临着不断加重的危机，“稳定压倒一切”的调门更是越喊越高，维稳不仅成了中共各级政府的优先任务和考察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且为此投入的各种资源也与日俱增。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研究，维稳支出已成为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早在2010年，全国的维稳支出金额便达5,490亿元之巨，一举超过了当年5,340亿元的国防费用。
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尽管中共维稳的力度越来越大，但结果却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恶循环。
究其根源，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稳定，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竭力维护一党专政，继续剥夺民众基本人权的歪路，一条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官商勾结疯狂掠夺压榨黎民百姓的黑路，一条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大量透支自然资源的歧路，总之，走的是一条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邪路。这样的改革开放，能不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激起民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吗？
真要想维稳，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扭转改革开放的方向，消除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这一根源。但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它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做。面对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一向唯我独尊无法无天的中共自以为大权在握，掌握着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不但不去体察安抚民众的不满和冤情，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切实维护他们受损的利益，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不但以维稳为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甚至一逞权力暴戾，采取各种流氓暴力手段肆无忌惮地打压、镇压民众的维权行动和抗议风潮，其结果民怨当然越积越深，矛盾当然越来越尖锐，社会当然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近些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维稳工作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现行的维稳思路和模式，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通过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本质上只能是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式集聚起更多潜在的社会矛盾，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从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
维稳的本意是消除导致不稳定的因素，结果自己却成了强化不稳定的推手，以至于越维稳反倒越不稳，这真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天大笑话！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错误地总结了十年动乱的教训，格外强调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性。邓明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又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邓小平身后，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民间抗议风潮风起云涌，中共政权面临着不断加重的危机，“稳定压倒一切”的调门更是越喊越高，维稳不仅成了中共各级政府的优先任务和考察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且为此投入的各种资源也与日俱增。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研究，维稳支出已成为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早在2010年，全国的维稳支出金额便达5,490亿元之巨，一举超过了当年5,340亿元的国防费用。
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尽管中共维稳的力度越来越大，但结果却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恶循环。
究其根源，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稳定，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竭力维护一党专政，继续剥夺民众基本人权的歪路，一条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官商勾结疯狂掠夺压榨黎民百姓的黑路，一条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大量透支自然资源的歧路，总之，走的是一条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邪路。这样的改革开放，能不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激起民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吗？
真要想维稳，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扭转改革开放的方向，消除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这一根源。但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它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做。面对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一向唯我独尊无法无天的中共自以为大权在握，掌握着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不但不去体察安抚民众的不满和冤情，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切实维护他们受损的利益，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不但以维稳为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甚至一逞权力暴戾，采取各种流氓暴力手段肆无忌惮地打压、镇压民众的维权行动和抗议风潮，其结果民怨当然越积越深，矛盾当然越来越尖锐，社会当然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近些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维稳工作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现行的维稳思路和模式，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通过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本质上只能是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式集聚起更多潜在的社会矛盾，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从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
维稳的本意是消除导致不稳定的因素，结果自己却成了强化不稳定的推手，以至于越维稳反倒越不稳，这真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天大笑话！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