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危机共振”离中国还有多远？》一文中谈过，腐败会导致一个政权衰竭，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也不是政权崩溃的充分条件。
从历史经验判断，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几大危机叠加所致，如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经济危机（最终表现为财政危机）以及外敌入侵。
《北平无战事》正好就反映了国民政府同时面临这四大危机时的风雨飘摇状态，作者也许是出于避忌，有意忽略了1948年币制改革出自中共卧底“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向宋子文提交的献策。
腐败并不直接导致政权败亡
我说腐败并非导致政权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因与国人的习惯认知不同，一时难以得到普遍认同。
所谓“习惯认知”，其实主要由中共的宣传用语构成，一是中共用来表示反腐决心时用的“腐败将导致亡党亡国”，一是分析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政两界的腐败，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只要将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目前的腐败状况相比，就会发现，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共的腐败远比国民政府严重。国民党的腐败高峰一是抗战胜利之后接收大员们的“五子登科”，二是国共内战时的战时物质调配。
平时的腐败，无非就是税捐征稽、司法等各种环节。由于土地是私产，国民政府时期并未发生政府大量征地拆迁让民众流离失所之事。
但中共不同，由于垄断了国家资源的配置，土地也是国有（农村集体所有），因此，中共的腐败几乎发生于资源配置、公共工程、政府投资、银行管控资金、司法、教育、医疗等一切公共部门之中。
至于高层家族的贪腐，国民党时期，中共理论家陈伯达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宣传效果极强，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上都相信。
中共政治利益集团掠夺民财与公共财的可不止四十个家族，从《中国离岸金融公司解密》及《纽约时报》、彭博社的系列相关调查报导来看，比陈那本《中国的四大家族》的控诉，内容翔实可靠得多。
上述事实，让我重新思考国民党政权缘何败走台湾。好在一些学者潜心向学，对此还颇有研究。
国共较量：弱专制对强专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文数年前曾撰有《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一文，专门从政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与组织管理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以下是我对该文的摘要介绍，为便于理解，加上小标题。关于中共的论述，除第一段加引号部分之外，主要是我的论述。
一、国民党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基础
“1927年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政。但此时的国民党实际上并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馀人，到1937年，才达到52万馀人。
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抗战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区和人口分别增至25％和66％。”但这种控制实际上非常脆弱。
“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治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基本处于自治状态（这是中共能够在边远地区生存下来的原因）。
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旧习得以在新政权中延续下来。”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时，拥有600多万党员，其中脱产干部331万人（1952年），到1958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馀万，脱产干部增至792万”，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占18岁以上人口的8％。这种人口占比，使得中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国民政府对军队控制力弱于中共
“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
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
因此，在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派系林立，地方军阀垄断一地的军事政治经济，与国民政府的中央离心离德。
在共产党那里，无论是在野还是在朝，都坚持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的原则。1927年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军权牢牢掌握在党手中。
三、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力远逊于中共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
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与之相比，中共的组织极其严密。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中共势力渗透到农村与城市当中，最后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通过建立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制度，在这些基层组织中建立党党支部，控制了全社会每一个角落。
从十馀年前开始，中共在私企与外资企业当中也建立了党支部，对企业实施控制。可以说，中共的控制力到达穷乡僻壤每个角落，再也不可能发生毛泽东当年井岗山割据、陕西坐大，各地有革命根据地这种事情。
四、国民党对党员退党采取放任政策
王奇文在文章中提到，在国民政府部门及国有经济部门担任公职者，不一定非得是国民党员，对于退党也无惩罚机制，“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决议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所有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其时，估计党、团合并后，总数当超过1千万。
但截至1948年11月，党员、团员重新登记为党员者仅132万。也就是说，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将近九成的党、团员实际已脱离了国民党”，“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自1947年起，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县党部仅留下一两人做做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有的县党部干脆人去楼空，空悬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风雨之中摇曳，……
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中共党员，只有被党开除或由组织劝其退党者，主动退党者，一律视为“叛变行为”予以打击，在中共建政前，这种打击包括肉体消灭；在中共建政后，多作为历史污点记入档案，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整肃对象。
文革时期，连1936年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经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批准，为保存中共干部力量，让61名被国民政府抓捕的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之事，都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株连者达6000多人。现阶段，对中共腹诽者虽多，但因利益所系，只要留在大陆的中共党员就不会“自绝于党”，少有主动提出退党者。
以上论述，从中共政权这一强专制政权的组织结构、方式、约束力等方面，说明了它的抗打击能力远非国民政府这一弱专制政权可比。对当前希望以“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网路革命冲击中共政权的人士，本文算是提供一点历史经验。
作者：何清涟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果清）
从历史经验判断，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几大危机叠加所致，如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经济危机（最终表现为财政危机）以及外敌入侵。
《北平无战事》正好就反映了国民政府同时面临这四大危机时的风雨飘摇状态，作者也许是出于避忌，有意忽略了1948年币制改革出自中共卧底“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向宋子文提交的献策。
腐败并不直接导致政权败亡
我说腐败并非导致政权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因与国人的习惯认知不同，一时难以得到普遍认同。
所谓“习惯认知”，其实主要由中共的宣传用语构成，一是中共用来表示反腐决心时用的“腐败将导致亡党亡国”，一是分析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政两界的腐败，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只要将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目前的腐败状况相比，就会发现，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共的腐败远比国民政府严重。国民党的腐败高峰一是抗战胜利之后接收大员们的“五子登科”，二是国共内战时的战时物质调配。
平时的腐败，无非就是税捐征稽、司法等各种环节。由于土地是私产，国民政府时期并未发生政府大量征地拆迁让民众流离失所之事。
但中共不同，由于垄断了国家资源的配置，土地也是国有（农村集体所有），因此，中共的腐败几乎发生于资源配置、公共工程、政府投资、银行管控资金、司法、教育、医疗等一切公共部门之中。
至于高层家族的贪腐，国民党时期，中共理论家陈伯达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宣传效果极强，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上都相信。
中共政治利益集团掠夺民财与公共财的可不止四十个家族，从《中国离岸金融公司解密》及《纽约时报》、彭博社的系列相关调查报导来看，比陈那本《中国的四大家族》的控诉，内容翔实可靠得多。
上述事实，让我重新思考国民党政权缘何败走台湾。好在一些学者潜心向学，对此还颇有研究。
国共较量：弱专制对强专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文数年前曾撰有《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一文，专门从政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与组织管理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以下是我对该文的摘要介绍，为便于理解，加上小标题。关于中共的论述，除第一段加引号部分之外，主要是我的论述。
一、国民党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基础
“1927年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政。但此时的国民党实际上并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馀人，到1937年，才达到52万馀人。
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抗战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区和人口分别增至25％和66％。”但这种控制实际上非常脆弱。
“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治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基本处于自治状态（这是中共能够在边远地区生存下来的原因）。
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旧习得以在新政权中延续下来。”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时，拥有600多万党员，其中脱产干部331万人（1952年），到1958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馀万，脱产干部增至792万”，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占18岁以上人口的8％。这种人口占比，使得中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国民政府对军队控制力弱于中共
“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
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
因此，在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派系林立，地方军阀垄断一地的军事政治经济，与国民政府的中央离心离德。
在共产党那里，无论是在野还是在朝，都坚持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的原则。1927年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军权牢牢掌握在党手中。
三、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力远逊于中共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
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与之相比，中共的组织极其严密。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中共势力渗透到农村与城市当中，最后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通过建立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制度，在这些基层组织中建立党党支部，控制了全社会每一个角落。
从十馀年前开始，中共在私企与外资企业当中也建立了党支部，对企业实施控制。可以说，中共的控制力到达穷乡僻壤每个角落，再也不可能发生毛泽东当年井岗山割据、陕西坐大，各地有革命根据地这种事情。
四、国民党对党员退党采取放任政策
王奇文在文章中提到，在国民政府部门及国有经济部门担任公职者，不一定非得是国民党员，对于退党也无惩罚机制，“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决议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所有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其时，估计党、团合并后，总数当超过1千万。
但截至1948年11月，党员、团员重新登记为党员者仅132万。也就是说，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将近九成的党、团员实际已脱离了国民党”，“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自1947年起，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县党部仅留下一两人做做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有的县党部干脆人去楼空，空悬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风雨之中摇曳，……
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中共党员，只有被党开除或由组织劝其退党者，主动退党者，一律视为“叛变行为”予以打击，在中共建政前，这种打击包括肉体消灭；在中共建政后，多作为历史污点记入档案，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整肃对象。
文革时期，连1936年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经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批准，为保存中共干部力量，让61名被国民政府抓捕的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之事，都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株连者达6000多人。现阶段，对中共腹诽者虽多，但因利益所系，只要留在大陆的中共党员就不会“自绝于党”，少有主动提出退党者。
以上论述，从中共政权这一强专制政权的组织结构、方式、约束力等方面，说明了它的抗打击能力远非国民政府这一弱专制政权可比。对当前希望以“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网路革命冲击中共政权的人士，本文算是提供一点历史经验。
作者：何清涟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果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