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受损国与受益国，受损国会承受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即税收流失和纳税人钱包失控。美国纳税人的财产和企业的知识产权不是“唐僧肉”，美国近年来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拒绝不正当的全球化诉求。
洪都拉斯的移民大篷车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引起了美国选民和川普政府的高度关注。这波突发的中美洲移民潮启发我们思考一个大问题，即全球化思潮是不是有弊端。我认为，全球化思潮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即它会冲击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基础，进而威胁这些国家纳税人的未来人生。川普上台后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加以补救，但遭到了鼓吹无条件全球化的左翼思潮的抵制。釐清其中的误区，才能明白，全球化思潮错在何处。
发达国家的中青年纳税人在工作年龄辛苦工作、缴纳税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也为了支撑各自国家必要的社会福利系统（如医疗、养老、低收入者福利）。但是，全球化带来企业订单外包、资本外流的同时，会造成对外投资国的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当美国的中产阶级从上个世纪占人口三分之二下降到奥巴马时代的47%时，这个纳税主力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数额便不断萎缩。与此同时，全球化还产生了两种税收逃逸：第一是跨国公司境外运营，利润隐藏于国外的避税天堂，对本国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迅速减少；第二是，从事跨国业务的人士从境外取得收入，将金融资产留在避税天堂，以逃避国内个人所得税。2012年“税收公正网络（the Tax Justice Network）”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大约有21到32兆美元的金融资产藏身于避税天堂，以逃避本国税收。
毫无疑问，当税收不断流失、而社会福利开支不能削减时，政府只能不断发行国债，这些债务收入绝非“免费午餐”，而是要由纳税人今后缴纳更多的税收来偿还。川普上台后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包括通过减税来吸引跨国公司将境外利润汇回国，以及吸引本国和外资企业将供应链移回美国。这些措施刺激了美国经济，深受中低端劳动者的欢迎，但同时也遭到了号称全球化拥护者的外国政府（比如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这种批评的一个理由是，川普政府在破坏全球化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说法得到了不少西方经济学者的支持。
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化帮助资源和生产过程在全球实现最有效的分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将新的科技和知识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学界和金融界戴着“学术正确”的“桂冠”，似乎成了不可质疑的话题。但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其实存在着部分的学术“不正确”，因为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命题，只从企业层面考虑全球化的益处，却忽视了宏观层面的全球化负面效应：税收逃逸和纳税人钱包失控。如果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经济全球化，可以说，当产业链全球化时，各国的财政收支不可能全球化，而后者决定了对外投资国为了财政平衡，需要采取适应全球化的新税收政策。
纳税人只给本国政府交税，这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也是国际通例；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纳税人的钱包本来有“国别拉链”，只有本国政府经选民许可，可以从纳税人的钱包里拿走税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于提出，发达国家的纳税人必须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民众交税。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强制移民，比如洪都拉斯大篷车和非洲民众北渡地中海、移民欧洲的浪潮，实质上是在人道的旗号下，强行向被移民国家“收税”。移民抵达的发达国家基于现有的福利制度，不得不让这些强行闯关的移民、特别是其中的妇女儿童享受部分社会福利，而这样的福利恰恰是闯关移民的最大动力。于是，移民抵达国纳税人的钱包，就这样被闯关的外国人打开了，任由后者支用。
纳税人钱包的“国别拉链”能不能拆掉？恐怕多数移民抵达国的纳税人都会说NO。这不仅是因为移民抵达国的纳税人未来的生存会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人口远多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如果用发达国家的福利变相鼓励低收入国家来的强制移民闯关，哪怕倾尽发达国家的财力，也无法满足源源不断地抵达的此类闯关者的需要。试想一下，美国和加拿大只有几亿人口，而世界上想来美国享受社会福利的人口可能多达几十亿，美加两国的纳税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支撑那么多非法移民的需要。
一旦美加两国的社会福利变成了任何国家闯关者可以随意索取的“大家拿”，这实际上就会形成闯关者对移民抵达国纳税人的剥夺，其结果是毁灭移民抵达国，却丝毫不会改善那些非法移民来源国所存在的国家治理问题。若发达国家无条件地容纳闯关者，只会在非法移民来源国培育出越来越多的不负责任的国民，他们对自己国家的问题除了抱怨，不想投入任何努力，只一心一意到发达国家去“大家拿”。东亚四小龙脱离贫困的发展经验表明，落后国家或地区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全可能进入发达社会的行列。那些在经济发展或国家治理上不成功的国家，人们可以找出无数个产生失败国家的原因，诸如政府腐败、黑帮猖獗、族群内斗等等，但这些问题并不构成他们到发达国家去“大家拿”的理由；改善生活必须靠自己和本国各群体长期艰苦的努力，而不是靠剥夺别国人民的财产。那些倡导无条件全球化、取消国界的西方左翼人士，实际上是在鼓吹跨国“共产风”，这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是推动世界各国总体状况的恶化。
全球化的捍卫者往往强调，对外投资国和投资接受国可以双赢，所以，维护全球化的既有秩序就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果真可能实现这样的乌托邦吗？至少，全球化之下，从财政角度去看，对外投资国和投资接受国当中，有的是受益国，有的是受损国，各自政府作为其国民的“看门人”，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受损国的主要特征是，税收流失、产业外移、就业机会消失、对失业人口的社会福利开支不断增加，简单来看，就是财政状况恶化，债台高筑。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设法自保，美国最近几年采取的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就是这种自保措施的体现。
而受益国分为两类。一类是像中国这样的因外资涌入、出口快速增长而得益的国家，它们只希望吸引的外资越来越多，通过全球化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而对受损国的处境则毫不介意，甚至希望在国际竞争中战而胜之、取而代之。另一类是非法移民输出国的政府，他们对本国民众试图闯关发达国家之举乐观其成，因为这些移民一旦在发达国家站住脚，就可能把部分工作收入汇回母国，让母国获得宝贵的外汇收入。
毫无疑问，受损国与受益国之间，并非同一命运共同体内彼此的双赢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零和博弈，即你的损失就是我的获益。这样的国际经济秩序本身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国家间利益冲突，受益国自然想维持现状，而受损国则希望改变现状，减少自己受到的损害。由于拒绝面对这样简单的事实，许多无条件全球化的鼓吹者无视这样的利益冲突，只一味唱着保卫全球化的高调。事实上，非法移民闯关者的行动，和正当的经济全球化无关，那只体现了一种想从入境国纳税人钱包里取钱的欲望，把这些纳税人的财产当成他们的取款来源。这两天墨西哥政府宣布愿为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提供居留和工作机会，但多数闯关者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瞄准的不是收入有限的墨西哥纳税人的钱包，而是相对富裕的美国纳税人的钱包。美国是世界大国，但美国不是“唐僧”，美国纳税人的财产不是“唐僧肉”，他们没有义务为试图靠自己钱包过日子的外国人提供对方想要的便利。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外衣之下，还有一种侵占发达国家产权的行为，那就是侵犯知识产权，把发达国家的技术财富拿来作为自己的获利来源。这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中心争议之一。北京经常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技术，以此来为“用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辩护。但别人的知识产权是大量研发投资的产物，和发达国家纳税人缴纳的税收一样，同样也不是“唐僧肉”。虽然到中国投资的不少外企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被迫转让技术，但北京这样的做法，其实质与洪都拉斯闯关者的行为异曲同工。
许多在全球化过程中吃过亏的发达国家都不满意中国的做法，但因为自己的国家太小而无法挑战中国，只有实力大于中国的美国才具备改变全球经济秩序当中的不正当全球化诉求的能力。世贸组织最近承诺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反映出多数重要的成员国认识到，该组织原来的一套松散的“君子规则”被中国钻了空子，而改革世贸组织的规则体系，不能由“钻空子”的中国来“引领”，就像美国的国界规则不能由洪都拉斯闯关者来规定一样。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和给出文章链接 http://epochtimes.com/b5/18/10/29/n10816932.htm）
（责任编辑：刘明湘）
洪都拉斯的移民大篷车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引起了美国选民和川普政府的高度关注。这波突发的中美洲移民潮启发我们思考一个大问题，即全球化思潮是不是有弊端。我认为，全球化思潮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即它会冲击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基础，进而威胁这些国家纳税人的未来人生。川普上台后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加以补救，但遭到了鼓吹无条件全球化的左翼思潮的抵制。釐清其中的误区，才能明白，全球化思潮错在何处。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之一：税收流失
发达国家的中青年纳税人在工作年龄辛苦工作、缴纳税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也为了支撑各自国家必要的社会福利系统（如医疗、养老、低收入者福利）。但是，全球化带来企业订单外包、资本外流的同时，会造成对外投资国的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当美国的中产阶级从上个世纪占人口三分之二下降到奥巴马时代的47%时，这个纳税主力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数额便不断萎缩。与此同时，全球化还产生了两种税收逃逸：第一是跨国公司境外运营，利润隐藏于国外的避税天堂，对本国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迅速减少；第二是，从事跨国业务的人士从境外取得收入，将金融资产留在避税天堂，以逃避国内个人所得税。2012年“税收公正网络（the Tax Justice Network）”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大约有21到32兆美元的金融资产藏身于避税天堂，以逃避本国税收。
毫无疑问，当税收不断流失、而社会福利开支不能削减时，政府只能不断发行国债，这些债务收入绝非“免费午餐”，而是要由纳税人今后缴纳更多的税收来偿还。川普上台后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包括通过减税来吸引跨国公司将境外利润汇回国，以及吸引本国和外资企业将供应链移回美国。这些措施刺激了美国经济，深受中低端劳动者的欢迎，但同时也遭到了号称全球化拥护者的外国政府（比如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这种批评的一个理由是，川普政府在破坏全球化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说法得到了不少西方经济学者的支持。
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化帮助资源和生产过程在全球实现最有效的分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将新的科技和知识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学界和金融界戴着“学术正确”的“桂冠”，似乎成了不可质疑的话题。但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其实存在着部分的学术“不正确”，因为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命题，只从企业层面考虑全球化的益处，却忽视了宏观层面的全球化负面效应：税收逃逸和纳税人钱包失控。如果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经济全球化，可以说，当产业链全球化时，各国的财政收支不可能全球化，而后者决定了对外投资国为了财政平衡，需要采取适应全球化的新税收政策。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之二：纳税人钱包失控
纳税人只给本国政府交税，这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也是国际通例；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纳税人的钱包本来有“国别拉链”，只有本国政府经选民许可，可以从纳税人的钱包里拿走税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于提出，发达国家的纳税人必须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民众交税。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强制移民，比如洪都拉斯大篷车和非洲民众北渡地中海、移民欧洲的浪潮，实质上是在人道的旗号下，强行向被移民国家“收税”。移民抵达的发达国家基于现有的福利制度，不得不让这些强行闯关的移民、特别是其中的妇女儿童享受部分社会福利，而这样的福利恰恰是闯关移民的最大动力。于是，移民抵达国纳税人的钱包，就这样被闯关的外国人打开了，任由后者支用。
纳税人钱包的“国别拉链”能不能拆掉？恐怕多数移民抵达国的纳税人都会说NO。这不仅是因为移民抵达国的纳税人未来的生存会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人口远多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如果用发达国家的福利变相鼓励低收入国家来的强制移民闯关，哪怕倾尽发达国家的财力，也无法满足源源不断地抵达的此类闯关者的需要。试想一下，美国和加拿大只有几亿人口，而世界上想来美国享受社会福利的人口可能多达几十亿，美加两国的纳税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支撑那么多非法移民的需要。
一旦美加两国的社会福利变成了任何国家闯关者可以随意索取的“大家拿”，这实际上就会形成闯关者对移民抵达国纳税人的剥夺，其结果是毁灭移民抵达国，却丝毫不会改善那些非法移民来源国所存在的国家治理问题。若发达国家无条件地容纳闯关者，只会在非法移民来源国培育出越来越多的不负责任的国民，他们对自己国家的问题除了抱怨，不想投入任何努力，只一心一意到发达国家去“大家拿”。东亚四小龙脱离贫困的发展经验表明，落后国家或地区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全可能进入发达社会的行列。那些在经济发展或国家治理上不成功的国家，人们可以找出无数个产生失败国家的原因，诸如政府腐败、黑帮猖獗、族群内斗等等，但这些问题并不构成他们到发达国家去“大家拿”的理由；改善生活必须靠自己和本国各群体长期艰苦的努力，而不是靠剥夺别国人民的财产。那些倡导无条件全球化、取消国界的西方左翼人士，实际上是在鼓吹跨国“共产风”，这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是推动世界各国总体状况的恶化。
受益国和受损国：“看门人”的不同立场
全球化的捍卫者往往强调，对外投资国和投资接受国可以双赢，所以，维护全球化的既有秩序就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果真可能实现这样的乌托邦吗？至少，全球化之下，从财政角度去看，对外投资国和投资接受国当中，有的是受益国，有的是受损国，各自政府作为其国民的“看门人”，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受损国的主要特征是，税收流失、产业外移、就业机会消失、对失业人口的社会福利开支不断增加，简单来看，就是财政状况恶化，债台高筑。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设法自保，美国最近几年采取的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就是这种自保措施的体现。
而受益国分为两类。一类是像中国这样的因外资涌入、出口快速增长而得益的国家，它们只希望吸引的外资越来越多，通过全球化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而对受损国的处境则毫不介意，甚至希望在国际竞争中战而胜之、取而代之。另一类是非法移民输出国的政府，他们对本国民众试图闯关发达国家之举乐观其成，因为这些移民一旦在发达国家站住脚，就可能把部分工作收入汇回母国，让母国获得宝贵的外汇收入。
毫无疑问，受损国与受益国之间，并非同一命运共同体内彼此的双赢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零和博弈，即你的损失就是我的获益。这样的国际经济秩序本身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国家间利益冲突，受益国自然想维持现状，而受损国则希望改变现状，减少自己受到的损害。由于拒绝面对这样简单的事实，许多无条件全球化的鼓吹者无视这样的利益冲突，只一味唱着保卫全球化的高调。事实上，非法移民闯关者的行动，和正当的经济全球化无关，那只体现了一种想从入境国纳税人钱包里取钱的欲望，把这些纳税人的财产当成他们的取款来源。这两天墨西哥政府宣布愿为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提供居留和工作机会，但多数闯关者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瞄准的不是收入有限的墨西哥纳税人的钱包，而是相对富裕的美国纳税人的钱包。美国是世界大国，但美国不是“唐僧”，美国纳税人的财产不是“唐僧肉”，他们没有义务为试图靠自己钱包过日子的外国人提供对方想要的便利。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外衣之下，还有一种侵占发达国家产权的行为，那就是侵犯知识产权，把发达国家的技术财富拿来作为自己的获利来源。这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中心争议之一。北京经常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技术，以此来为“用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辩护。但别人的知识产权是大量研发投资的产物，和发达国家纳税人缴纳的税收一样，同样也不是“唐僧肉”。虽然到中国投资的不少外企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被迫转让技术，但北京这样的做法，其实质与洪都拉斯闯关者的行为异曲同工。
许多在全球化过程中吃过亏的发达国家都不满意中国的做法，但因为自己的国家太小而无法挑战中国，只有实力大于中国的美国才具备改变全球经济秩序当中的不正当全球化诉求的能力。世贸组织最近承诺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反映出多数重要的成员国认识到，该组织原来的一套松散的“君子规则”被中国钻了空子，而改革世贸组织的规则体系，不能由“钻空子”的中国来“引领”，就像美国的国界规则不能由洪都拉斯闯关者来规定一样。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和给出文章链接 http://epochtimes.com/b5/18/10/29/n10816932.htm）
（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