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10月31日讯】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学家余英时，最近出版回忆录。历时12年写作，细述余英时的心路历程思想理念。余英时多年来站在学术界的高位，解读共产主义和剖析中共。其观点明晰，见解深刻。
余英时在回忆录中说：我最早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在从沈阳迁回北平以后。1947年年底，沈阳已在共军包围之中，我们不能不离开。在北平住了11个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在北平这11个月期间，我失学在家，无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学生偶有来往。
回忆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须特别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长10岁，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三年级。其实我们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后便已参加了共产党的附属组织--“少年先锋队”。但在1949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而且是北大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北平的学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发动起来的，不过每当大批学生在街上示威游行时，他却从不参加，往往在我们家中吃茶聊天。我们当面戏称他为“职业学生”，他也付之一笑。
我记得他在沈阳时，常常约朋友多人到我家聚会，在大客厅中关起门来谈话，一谈便是3、4小时。1949年8月，我回北平时，他才告诉我当时在我家开会的都是中共重要的地下领导人，因为当时北平风声很紧，保不住身，因此转移阵地到沈阳活动。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输共产主义的人。由于我很尊重他，因此才开始研读并思考种种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便是他介绍给我的。就这一意义说，他是我的一位“启蒙者”。
但我自己探索的结果并没有让我完全接受共产主义。我当然反对社会财富由少数资本家垄断，因此倾向于一种分配公平的体制，同时也愿意接受某些涉及全体人民生活的大企业（如铁路）应由国家经营，但是我一开始便认定“自由”是现代社会和个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价值。当时许多人都讨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他并不属于非常激进的一群。例如对于他的校长胡适，他并不像多数左倾学生那样一味谴责，有时也能持平看待。他当然责难胡适亲美，但胡适在1947年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画”，他却不只一次加以称许。
另一方面，在企图说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时，他也偶然使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武器。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位实践者而不是理论家。我记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扬“宇宙一切皆变”的“真理”。我问他：这条“真理”也应是宇宙间之一事，它本身变不变呢？他冷不防有此一问，便很坦率地说，他的理论修养还不能立刻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这是他“不知为不知”的具体表现，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并不建立在理智的认识上，甚至可以说，他对“共产主义”的整个体系实在不甚了了。若再参考和他同时代的党内知识人的例子，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后有了新的觉悟，也无不异口同声地说当初对信仰的选择多少不免出于“误会”。
1949年8月，我从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学时，表兄已是北京市长彭真手下的一个重要干部。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学，顺道访我而未晤。事后有人告诉我：项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说是你的亲戚。我初闻“项子明”之名，为之茫然。几分钟后我才省悟，原来这是表兄的党名。后来在文革初期，海外报刊有关于所谓“北京畅观楼事件”的报导，记述了他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不用说，他必已变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
我最后一次和表兄汪志天聚会是在1980年代初的纽约。那时他以北大代书记的身份到美国访问大学。我们在纽约畅谈了两天，这是分别30多年以后的重晤，彼此都不胜感慨，而且他的意气相当消沉。
谈话中我发现，他对早年信仰显然已发生根本的动摇。他自己没有说出来一句悔恨的话，但他的夫人很率直地对我说：“你们（主要指我的父亲）看得远，幸而早出来了。”他在一旁也默认了这个说法。我不愿再深入挖掘这个问题，以免触及他的伤痛，而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
最后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到纽约唐人街去吃饭，途中经过一座很大的孔子铜像。他看见了，忽然十分兴奋，一定要和我在铜像前留影，作为纪念。在他早年信仰诚笃的时期，这是不可想像的事，可见他确是出于内心不可抑止的一种冲动。
很显然，在早年的信仰彻底幻灭之后，他的价值观似乎向两个源头回归：一是“五四”以来流行的西方主流价值，如民主、自由。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所参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识青年的。二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对于人的尊重。这是他对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
余英时1930年生，祖籍安徽。燕京大学肄业，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时多年来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其在2014年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表示，中共将很快垮台。他认为民主思想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发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严，但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完全被抹灭，从1920年代开始就极力破坏，仅以暴力统治国家，人活着失去尊严；领导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败，变成“最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党的资本主义”，看不见改变的希望，共产党政府一定“很快会垮台！”。
（记者李蒨蒨报导/责任编辑：李泉）
“职业学生”煽动学生上街游行
余英时在回忆录中说：我最早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在从沈阳迁回北平以后。1947年年底，沈阳已在共军包围之中，我们不能不离开。在北平住了11个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在北平这11个月期间，我失学在家，无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学生偶有来往。
回忆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须特别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长10岁，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三年级。其实我们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后便已参加了共产党的附属组织--“少年先锋队”。但在1949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而且是北大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北平的学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发动起来的，不过每当大批学生在街上示威游行时，他却从不参加，往往在我们家中吃茶聊天。我们当面戏称他为“职业学生”，他也付之一笑。
我记得他在沈阳时，常常约朋友多人到我家聚会，在大客厅中关起门来谈话，一谈便是3、4小时。1949年8月，我回北平时，他才告诉我当时在我家开会的都是中共重要的地下领导人，因为当时北平风声很紧，保不住身，因此转移阵地到沈阳活动。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输共产主义的人。由于我很尊重他，因此才开始研读并思考种种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便是他介绍给我的。就这一意义说，他是我的一位“启蒙者”。
但我自己探索的结果并没有让我完全接受共产主义。我当然反对社会财富由少数资本家垄断，因此倾向于一种分配公平的体制，同时也愿意接受某些涉及全体人民生活的大企业（如铁路）应由国家经营，但是我一开始便认定“自由”是现代社会和个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价值。当时许多人都讨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共产主义追随者悟：全是一场“误会”
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他并不属于非常激进的一群。例如对于他的校长胡适，他并不像多数左倾学生那样一味谴责，有时也能持平看待。他当然责难胡适亲美，但胡适在1947年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画”，他却不只一次加以称许。
另一方面，在企图说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时，他也偶然使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武器。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位实践者而不是理论家。我记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扬“宇宙一切皆变”的“真理”。我问他：这条“真理”也应是宇宙间之一事，它本身变不变呢？他冷不防有此一问，便很坦率地说，他的理论修养还不能立刻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这是他“不知为不知”的具体表现，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并不建立在理智的认识上，甚至可以说，他对“共产主义”的整个体系实在不甚了了。若再参考和他同时代的党内知识人的例子，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后有了新的觉悟，也无不异口同声地说当初对信仰的选择多少不免出于“误会”。
1949年8月，我从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学时，表兄已是北京市长彭真手下的一个重要干部。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学，顺道访我而未晤。事后有人告诉我：项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说是你的亲戚。我初闻“项子明”之名，为之茫然。几分钟后我才省悟，原来这是表兄的党名。后来在文革初期，海外报刊有关于所谓“北京畅观楼事件”的报导，记述了他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不用说，他必已变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
重晤表兄：大悔不言 回归“孔子”
我最后一次和表兄汪志天聚会是在1980年代初的纽约。那时他以北大代书记的身份到美国访问大学。我们在纽约畅谈了两天，这是分别30多年以后的重晤，彼此都不胜感慨，而且他的意气相当消沉。
谈话中我发现，他对早年信仰显然已发生根本的动摇。他自己没有说出来一句悔恨的话，但他的夫人很率直地对我说：“你们（主要指我的父亲）看得远，幸而早出来了。”他在一旁也默认了这个说法。我不愿再深入挖掘这个问题，以免触及他的伤痛，而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
最后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到纽约唐人街去吃饭，途中经过一座很大的孔子铜像。他看见了，忽然十分兴奋，一定要和我在铜像前留影，作为纪念。在他早年信仰诚笃的时期，这是不可想像的事，可见他确是出于内心不可抑止的一种冲动。
很显然，在早年的信仰彻底幻灭之后，他的价值观似乎向两个源头回归：一是“五四”以来流行的西方主流价值，如民主、自由。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所参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识青年的。二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对于人的尊重。这是他对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
余英时1930年生，祖籍安徽。燕京大学肄业，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时多年来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其在2014年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表示，中共将很快垮台。他认为民主思想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发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严，但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完全被抹灭，从1920年代开始就极力破坏，仅以暴力统治国家，人活着失去尊严；领导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败，变成“最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党的资本主义”，看不见改变的希望，共产党政府一定“很快会垮台！”。
（记者李蒨蒨报导/责任编辑：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