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重庆日报消息，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将反映在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中，是高考录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属政审不合格：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此外，报考军警、公安以及有特殊要求的院校，公安部门和院校会对考生进行再政审。
然而很快又传来新消息，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办公室主任罗胜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关于政审是媒体记者写错了。我们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的审核。记者把这个理解错了，就出了一个‘政审’。重庆市严格按照教育部的精神，文件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做变化。只是记者的片面误读。往年一直都是按照教育部的文件来的。一个字都没变。”
有人称重庆此举是倒退，是违背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因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下令恢复高考，并“抛弃”高考政审。
从笔者的角度看，重庆日报的记者没有写错，罗胜奇之所以说记者写错了，其实是想说明这个政审的事不是重庆的首创发明，而是完全按照教育部的意思来的，从这一点上说，罗胜奇没有说错。
然而要是说邓小平下令抛弃高考政审，却传达给外界一个错误信息：1977年之后高考政审就不存在了。
而就笔者刚刚在中共教育部高考信息平台等处搜索到几千条信息，显示一直存在高考政审的现象，典型高考政审格式如下：
政审内容包括考生本人、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思想表现、遵纪守法和公共道德情况等。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政审不合格：
1．曾受过刑事处罚、收容教养，或者近五年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
2．有违法犯罪嫌疑正在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的；
3．曾受过开除学籍、团籍或者党籍纪律处分，或者近三年曾受过记过以上纪律处分的；
4．曾参加过“法轮功”等X教和其他非法组织，或者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5．有过吸毒史的；
6．直系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中有被判处死刑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
7．直系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中有正在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有“法轮功”等X教和其他非法组织的骨干分子或顽固不化、继续坚持错误立场的；
8．其他不宜录取的情形。
从上面的政审内容可以看出，中共的高考政审范围不止是对考生本人，更对其家人甚至亲朋好友的思想和言行进行全面审查，从纪律处分、行政、刑事处罚到精神信仰全部囊括，最后还防止有漏掉或无法预见的，又加了一个第8条的兜底情形，可以说是说你合格你就合格，说你不合格你就不合格，是纯粹的迫害民众、剥夺民众受教育的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千万别把其中的“非法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样当回事，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了，中共的“打非”、“打黑”往往都是罗织罪名、制造冤案。
重庆方面的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中国央视前名嘴崔永元亦就此事发表评论道，“这城市总爱出妖蛾子”。 不少崔永元的“粉丝”称，“这是个妖孽横行的年代，支持崔老师降妖除魔”。
正如前文所言，并非高考政审不存在，而是多年以来被有意无意的忽略和淡化了，这背后的原因值得人们去深思。而重庆的这则消息之所以引人关注，却是当下中共在风雨飘摇之际加强社会管控、进一步勒紧绑架民众绳索的具体表现。
从一定程度看，中共生于土改，对内通过土地绑架民众以供其驱使，却是依靠表现形式为外援或外贸的外资而成长壮大，当其壮大后又反过来强化对民众的绑架，循环往复，可谓是中共的绑架经济学。
中美贸易战开启后，中共的外资补给路线被逐渐压缩，开始强化对国内民众管制，目的是消除恐惧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榨取人质价值。
这里似乎有一个规律，中共在历史上虽然不停杀人，但却是分主动杀、公开杀，还是教唆杀、挑动杀和暗地杀。前一种杀人法往往都发生在中共有外资的补给援助的情况下 ，而当中共失去境外补给时，中共一方面开始挑动群众斗群众，再把幸存的一方以伟光正的名义予以消灭来收买民心、重建威望，另一方面常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达到软刀子杀人不见血的目的。
比如1949年中共依靠苏联的军事经济资助篡权得政后，立即屠杀乡绅、地主约200万，屠杀前党政军公务文教人员过100万，屠杀知识分子数十万，更把数十万国民党降兵送上朝鲜战场当炮灰，这些杀戮都是公开杀，分别在土改、肃反、反右中以中共的名义从上到下按毛泽东定的百分比指标杀人。
当中共和苏共交恶失去外援后，中共就开始人为制造饥荒 ，1960至1963年断粮饿死3000万中国农民，这是中共的暗杀；后面开始的文革总计被杀掉约200万人，基本是被中共教唆、挑动而进行的互斗互害所致。
1979年后，国际社会被中共经济建设的假象所迷惑，又纷纷对中共进行援助，结果经济稍有起色，中共就撕下面具，在1989年屠杀上了数千甚至更多青年学生，这又是中共的公开杀人。
当国际社会因中共屠杀学生停止对其援助并进行制裁，中共便对它曾赞扬和依靠的“工人老大哥”下手，在1992年至2002年十年间，把6000万工人“下岗”，致使无数家庭陷入绝境，这是中共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2001年，国际社会又开始接纳中共，加入WTO，外资纷纷进入，中共再次获得了外部援助和补给。也正是从2001年，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指令下，中共开始公开大规模系统迫害法轮功群体，有据可查的被杀害的法轮功学员已达数千人，真实的数字只会更多，更令人发指的是中共利用军队、医疗系统公开开始大规模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按需杀人，如今被活摘的范围扩大到新疆、西藏、家庭教会以及普通民众身上，这是中共又一次公开杀人。
从上面的规律看，持续不断的外资补给线的存在似乎是中共能肆意妄为、公开屠戮民众的关键所在。
每当中共在外资援助下实力增强，中共就会直接屠杀民众，而当失去外资外援后，它却不再公开大规模杀人。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持续不断的外部援助补给会缓解中共对国内民众这条人质补给线的极端依赖，使其可以在身强体壮下得以释放其最大魔性去肆意滥杀，而当失去外资援助后，其自保的本能便促使其将民众视为珍贵的养料，尽量精打细算榨取最大价值，而不轻易屠戮民众，浪费掉这些“生产资料”。
当下的中共，一边给每个非洲留学生10万元求人家来读书， 一边设置政审的门槛，使中国民众的孩子连学费高昂、质量低下的教育都得不到，中共的吃里扒外，简直令许多人匪夷所思。其实如果参考上面中共屠戮民众的规律，可以推测，未来数年中共可能不会公开大规模杀人，而对内却会是更加疯狂的压榨，变相把民众牺牲掉来喂养自己，其中的可能就包括通过对民众高考以至国考、出国等实施以政审的手段，达到划分人群、挑动互斗、消除隐患的目的，具体看这些政审的意义或许在于：
其一，通过对外明确划出一条施舍给民众的权利边界，从而威慑恐吓被其绑架的国内国外民众以达到消除内部隐患的目的；这里要强调的是，被中共绑架的不止是国内民众，那些与国内有千丝万缕联系，为经济利益、事业前途乃至亲情、乡情所系的，都是被中共绑架的对象，只是或隐或显而已。
其二，通过这条边界，人为制造出社会群体的对立，形成一大群高考、国考、招工、出国、申请福利等等政审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和一小部分该政策下的“牺牲品”，在通过这一政策产生一批“沾血”的既得利益者，并在形成既得利益者群体的过程中将这部分民众脖子上的绑绳勒得更紧，从而反过来维护中共的政审制度以至中共本身，这就是中共惯用的“拉拢一大批、打击一小撮”的邪恶手段，新名词叫“打造利益共同体”。这一手段在土改、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六四、工人下岗、迫害法轮功中都频繁使用，而前面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会成为后面的“牺牲品”。
其三，通过类似政审等手段实施对民权的压缩，形成绑架升级的势态，从而获得同西方文明社会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前些年的所谓人质外交是这一势态的具体个例表现，最近的新疆教育营以及之前更多中共打压迫害的群体或许都将成为中共今后跟文明世界“交易”的“本钱”，从这一角度看，这是中共在通过绑架文明世界的道德良知实现其勒索目的，实质是对全人类的绑架，其匪徒本性一览无馀 。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然而很快又传来新消息，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办公室主任罗胜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关于政审是媒体记者写错了。我们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的审核。记者把这个理解错了，就出了一个‘政审’。重庆市严格按照教育部的精神，文件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做变化。只是记者的片面误读。往年一直都是按照教育部的文件来的。一个字都没变。”
有人称重庆此举是倒退，是违背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因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下令恢复高考，并“抛弃”高考政审。
从笔者的角度看，重庆日报的记者没有写错，罗胜奇之所以说记者写错了，其实是想说明这个政审的事不是重庆的首创发明，而是完全按照教育部的意思来的，从这一点上说，罗胜奇没有说错。
然而要是说邓小平下令抛弃高考政审，却传达给外界一个错误信息：1977年之后高考政审就不存在了。
而就笔者刚刚在中共教育部高考信息平台等处搜索到几千条信息，显示一直存在高考政审的现象，典型高考政审格式如下：
政审内容包括考生本人、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思想表现、遵纪守法和公共道德情况等。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政审不合格：
1．曾受过刑事处罚、收容教养，或者近五年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
2．有违法犯罪嫌疑正在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的；
3．曾受过开除学籍、团籍或者党籍纪律处分，或者近三年曾受过记过以上纪律处分的；
4．曾参加过“法轮功”等X教和其他非法组织，或者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5．有过吸毒史的；
6．直系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中有被判处死刑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
7．直系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中有正在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有“法轮功”等X教和其他非法组织的骨干分子或顽固不化、继续坚持错误立场的；
8．其他不宜录取的情形。
从上面的政审内容可以看出，中共的高考政审范围不止是对考生本人，更对其家人甚至亲朋好友的思想和言行进行全面审查，从纪律处分、行政、刑事处罚到精神信仰全部囊括，最后还防止有漏掉或无法预见的，又加了一个第8条的兜底情形，可以说是说你合格你就合格，说你不合格你就不合格，是纯粹的迫害民众、剥夺民众受教育的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千万别把其中的“非法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样当回事，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了，中共的“打非”、“打黑”往往都是罗织罪名、制造冤案。
重庆方面的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中国央视前名嘴崔永元亦就此事发表评论道，“这城市总爱出妖蛾子”。 不少崔永元的“粉丝”称，“这是个妖孽横行的年代，支持崔老师降妖除魔”。
正如前文所言，并非高考政审不存在，而是多年以来被有意无意的忽略和淡化了，这背后的原因值得人们去深思。而重庆的这则消息之所以引人关注，却是当下中共在风雨飘摇之际加强社会管控、进一步勒紧绑架民众绳索的具体表现。
从一定程度看，中共生于土改，对内通过土地绑架民众以供其驱使，却是依靠表现形式为外援或外贸的外资而成长壮大，当其壮大后又反过来强化对民众的绑架，循环往复，可谓是中共的绑架经济学。
中美贸易战开启后，中共的外资补给路线被逐渐压缩，开始强化对国内民众管制，目的是消除恐惧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榨取人质价值。
这里似乎有一个规律，中共在历史上虽然不停杀人，但却是分主动杀、公开杀，还是教唆杀、挑动杀和暗地杀。前一种杀人法往往都发生在中共有外资的补给援助的情况下 ，而当中共失去境外补给时，中共一方面开始挑动群众斗群众，再把幸存的一方以伟光正的名义予以消灭来收买民心、重建威望，另一方面常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达到软刀子杀人不见血的目的。
比如1949年中共依靠苏联的军事经济资助篡权得政后，立即屠杀乡绅、地主约200万，屠杀前党政军公务文教人员过100万，屠杀知识分子数十万，更把数十万国民党降兵送上朝鲜战场当炮灰，这些杀戮都是公开杀，分别在土改、肃反、反右中以中共的名义从上到下按毛泽东定的百分比指标杀人。
当中共和苏共交恶失去外援后，中共就开始人为制造饥荒 ，1960至1963年断粮饿死3000万中国农民，这是中共的暗杀；后面开始的文革总计被杀掉约200万人，基本是被中共教唆、挑动而进行的互斗互害所致。
1979年后，国际社会被中共经济建设的假象所迷惑，又纷纷对中共进行援助，结果经济稍有起色，中共就撕下面具，在1989年屠杀上了数千甚至更多青年学生，这又是中共的公开杀人。
当国际社会因中共屠杀学生停止对其援助并进行制裁，中共便对它曾赞扬和依靠的“工人老大哥”下手，在1992年至2002年十年间，把6000万工人“下岗”，致使无数家庭陷入绝境，这是中共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2001年，国际社会又开始接纳中共，加入WTO，外资纷纷进入，中共再次获得了外部援助和补给。也正是从2001年，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指令下，中共开始公开大规模系统迫害法轮功群体，有据可查的被杀害的法轮功学员已达数千人，真实的数字只会更多，更令人发指的是中共利用军队、医疗系统公开开始大规模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按需杀人，如今被活摘的范围扩大到新疆、西藏、家庭教会以及普通民众身上，这是中共又一次公开杀人。
从上面的规律看，持续不断的外资补给线的存在似乎是中共能肆意妄为、公开屠戮民众的关键所在。
每当中共在外资援助下实力增强，中共就会直接屠杀民众，而当失去外资外援后，它却不再公开大规模杀人。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持续不断的外部援助补给会缓解中共对国内民众这条人质补给线的极端依赖，使其可以在身强体壮下得以释放其最大魔性去肆意滥杀，而当失去外资援助后，其自保的本能便促使其将民众视为珍贵的养料，尽量精打细算榨取最大价值，而不轻易屠戮民众，浪费掉这些“生产资料”。
当下的中共，一边给每个非洲留学生10万元求人家来读书， 一边设置政审的门槛，使中国民众的孩子连学费高昂、质量低下的教育都得不到，中共的吃里扒外，简直令许多人匪夷所思。其实如果参考上面中共屠戮民众的规律，可以推测，未来数年中共可能不会公开大规模杀人，而对内却会是更加疯狂的压榨，变相把民众牺牲掉来喂养自己，其中的可能就包括通过对民众高考以至国考、出国等实施以政审的手段，达到划分人群、挑动互斗、消除隐患的目的，具体看这些政审的意义或许在于：
其一，通过对外明确划出一条施舍给民众的权利边界，从而威慑恐吓被其绑架的国内国外民众以达到消除内部隐患的目的；这里要强调的是，被中共绑架的不止是国内民众，那些与国内有千丝万缕联系，为经济利益、事业前途乃至亲情、乡情所系的，都是被中共绑架的对象，只是或隐或显而已。
其二，通过这条边界，人为制造出社会群体的对立，形成一大群高考、国考、招工、出国、申请福利等等政审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和一小部分该政策下的“牺牲品”，在通过这一政策产生一批“沾血”的既得利益者，并在形成既得利益者群体的过程中将这部分民众脖子上的绑绳勒得更紧，从而反过来维护中共的政审制度以至中共本身，这就是中共惯用的“拉拢一大批、打击一小撮”的邪恶手段，新名词叫“打造利益共同体”。这一手段在土改、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六四、工人下岗、迫害法轮功中都频繁使用，而前面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会成为后面的“牺牲品”。
其三，通过类似政审等手段实施对民权的压缩，形成绑架升级的势态，从而获得同西方文明社会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前些年的所谓人质外交是这一势态的具体个例表现，最近的新疆教育营以及之前更多中共打压迫害的群体或许都将成为中共今后跟文明世界“交易”的“本钱”，从这一角度看，这是中共在通过绑架文明世界的道德良知实现其勒索目的，实质是对全人类的绑架，其匪徒本性一览无馀 。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