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11月16日讯】1939年9月中旬，纳粹德国与苏联对波兰的瓜分生效。瓜分是1939年8月23日被秘密决定的。这两个侵略者共同协调其控制人口的行动，盖世太保与NKVD一起合作。在拥有330万人的犹太社区中，有200万人落入德国占领区。在迫害、屠杀和焚毁犹太教堂之后，建立了犹太人区，首先是1940年4月30日在罗兹（Lodz），然后是10月在华沙，之后于11月15日被关闭。
许多波兰犹太人在德军推进之前向东逃离。1939年—1940年的冬天，德国人并未过于担心人们逃越边境，但是很多尝试碰运气的人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随着其刺刀准备就绪，‘无阶级社会’中穿着长皮大衣的苏联卫兵（Soviet Guards），常常用警犬及阵阵自动武器射击声，来迎接出发去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游牧民。”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这些犹太人发现自己被困在布格河西岸约1英里宽的无人地带，被迫在星空下露营。然后，他们中大多数人转身返回德国占领区。
后来，拉迪斯拉夫‧安德斯（Ladislav Anders）将军的波兰军队里的一名前士兵 L.C.（“身分证号为15015”）总结了以下情况：
“该地区是一片约600～700米的区域，约800人在那里受困了数周。其中90%是从德国人手中逃出的犹太人。我们病了，无尽的秋雨不断淋湿着我们，我们挤在一起取暖。那些‘人道主义的’苏联边防警卫，连一口面包或热水都不会给我们。他们甚至连周围农村的农民都不让通过。这些农民愿意帮助我们活下去。结果，我们中很多人都死在那里……我可以证实，回到德国那边的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从任何角度来看，NKVD都与盖世太保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盖世太保会更快地杀了你，而NKVD却以漫长和缓慢得可怕的方式来弄死和折磨你，结果，在这一切中活下来的人都是潦倒之人，在其馀生中都是个残疾人。”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伊斯雷尔‧约书亚‧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译者注：1893年—1944年，美籍波兰裔小说家）在其作品中，安排男主角在成为“人民的敌人”并被迫逃离苏联后，死在了这片无人地带。
1940年3月，数十万难民（一些历史学家估计该数字为60万左右）被强制获得苏联护照。苏德条约包括难民交换。由于家庭破碎以及贫困与NKVD的压迫变得越来越不堪忍受，一些人决定试着回到德国占领的战前属于波兰的那部分领土上。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安顿下来的儒勒‧马戈林（Jules Margoline）报告说，1940年春，“犹太人喜欢德国的犹太人区，胜过苏联的平等。”对他们来说，相较于尝试逃往苏联本身，试着逃离占领区抵达一中立国，似乎是一个更好的主意。
1940年初，波及波兰公民的驱逐行动开始了（详见第19章），一直延续到6月。所有教派的波兰人都被用火车带往远北地区和哈萨克斯坦。马戈林自己的车队花了10天时间抵达摩尔曼斯克。他是集中营生活出色的观察家之一。他写道：
“苏联营地与世界其馀地区的拘留营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它们巨大的、难以想像的规模或那里发现的杀气腾腾的环境，而在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需要撒下无尽的谎言以求活命，需要每天都撒谎，需要长年戴着面具，从不说自己真正的想法。在苏俄，自由公民也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掩盖和谎言成为唯一的防卫手段。公开会议、商务会议、街头邂逅、谈话，甚至墙上的海报，都被用官方语言包装起来，没一个字是真话。西方人不可能理解，穷年累月失去说你所想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样，以及如何不得不压抑你可能拥有的哪怕是最细微的‘非法’思想，并像坟墓一样地保持沉默。这种压力摧毁了人们内心的某种东西。”
1992年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两名波兰社会主义者的命运。华沙市政官员维克托．阿尔特（Viktor Alter）（生于1890年），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成员，也曾是犹太人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Jewish Unions）的主席。亨里克‧埃利希（Henryk Erlich）是华沙社区委员会（Communal Council of Warsaw）的成员，也是一家名为Folkstaytung的犹太日报的编辑。两人也是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Bund）的成员。1939年，他们在苏联占领区避难。阿尔特于9月26日在科韦利（Kowel）被捕，埃利希于10月4日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被捕。阿尔特被转移到卢比扬卡，并因反苏活动（据称，他曾与波兰警方勾结，并负责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非法行动）于1940年7月20日被判死刑。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执行管理委员会所判的这一刑期被减为10年营地监禁。1940年8月2日，埃利希在萨拉托夫被NKVD军队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其刑期也被减为10年营地监禁。在西科斯基—麦斯基（Sikorsky-Maisky）协议签署之后，阿尔特和埃利希于1941年9月获释，并被叫去见贝利亚。贝利亚建议他们建立一个犹太人反纳粹委员会，他们同意这样做。他们被派到古比雪夫，并于12月4日再次被捕，被指控与纳粹勾结。贝利亚下令将他们单独监禁。此后，他们被称为囚犯41（阿尔特）和42（埃利希），他们的身分不会透露给任何人。1941年12月23日，此时被视为苏联公民的他们，依据惩罚叛国罪的第58条第1款，再度被判死刑。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向当局发出一系列请求，可能并不知道他们已再次被判死刑。1942年5月15日，亨里克‧埃利希吊死在牢房的铁栅栏上。人们相信他是被处决的，直到档案被开放。
维克托．阿尔特也曾扬言要自杀。贝利亚下令对他进行更严密的监视。1943年2月17日，他被处决。于1941年12月23日宣布的这一判决，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批准。值得注意的是，处决是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后不久执行的。苏联当局对被处决者进行进一步诽谤，声称阿尔特和埃利希此前一直在散播宣传，支持与纳粹德国签署和平条约。
1945年—1946年的冬季，美国犹太工人委员会秘书雅克．帕特（Jacques Pat）医生前往波兰，开始调查纳粹罪行。回国后，他在《犹太前锋日报》（Jewish Daily Forward）上，就逃往苏联的犹太人之命运发表了两篇文章。根据他的计算以及数百次的访谈，有40万波兰犹太人死于驱逐行动中，以及集中营和强制劳动流放区内。战争结束时，15万人选择拿回波兰国籍，以便能够离开苏联。“今天正穿越苏联与波兰边境的15万名犹太人不再有兴趣谈论苏联、社会主义祖国、独裁或民主。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讨论已经结束。他们做出一个‘逃亡’的手势，作为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让-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译者：砺真、言纯均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文焉
许多波兰犹太人在德军推进之前向东逃离。1939年—1940年的冬天，德国人并未过于担心人们逃越边境，但是很多尝试碰运气的人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随着其刺刀准备就绪，‘无阶级社会’中穿着长皮大衣的苏联卫兵（Soviet Guards），常常用警犬及阵阵自动武器射击声，来迎接出发去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游牧民。”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这些犹太人发现自己被困在布格河西岸约1英里宽的无人地带，被迫在星空下露营。然后，他们中大多数人转身返回德国占领区。
后来，拉迪斯拉夫‧安德斯（Ladislav Anders）将军的波兰军队里的一名前士兵 L.C.（“身分证号为15015”）总结了以下情况：
“该地区是一片约600～700米的区域，约800人在那里受困了数周。其中90%是从德国人手中逃出的犹太人。我们病了，无尽的秋雨不断淋湿着我们，我们挤在一起取暖。那些‘人道主义的’苏联边防警卫，连一口面包或热水都不会给我们。他们甚至连周围农村的农民都不让通过。这些农民愿意帮助我们活下去。结果，我们中很多人都死在那里……我可以证实，回到德国那边的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从任何角度来看，NKVD都与盖世太保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盖世太保会更快地杀了你，而NKVD却以漫长和缓慢得可怕的方式来弄死和折磨你，结果，在这一切中活下来的人都是潦倒之人，在其馀生中都是个残疾人。”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伊斯雷尔‧约书亚‧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译者注：1893年—1944年，美籍波兰裔小说家）在其作品中，安排男主角在成为“人民的敌人”并被迫逃离苏联后，死在了这片无人地带。
1940年3月，数十万难民（一些历史学家估计该数字为60万左右）被强制获得苏联护照。苏德条约包括难民交换。由于家庭破碎以及贫困与NKVD的压迫变得越来越不堪忍受，一些人决定试着回到德国占领的战前属于波兰的那部分领土上。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安顿下来的儒勒‧马戈林（Jules Margoline）报告说，1940年春，“犹太人喜欢德国的犹太人区，胜过苏联的平等。”对他们来说，相较于尝试逃往苏联本身，试着逃离占领区抵达一中立国，似乎是一个更好的主意。
1940年初，波及波兰公民的驱逐行动开始了（详见第19章），一直延续到6月。所有教派的波兰人都被用火车带往远北地区和哈萨克斯坦。马戈林自己的车队花了10天时间抵达摩尔曼斯克。他是集中营生活出色的观察家之一。他写道：
“苏联营地与世界其馀地区的拘留营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它们巨大的、难以想像的规模或那里发现的杀气腾腾的环境，而在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需要撒下无尽的谎言以求活命，需要每天都撒谎，需要长年戴着面具，从不说自己真正的想法。在苏俄，自由公民也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掩盖和谎言成为唯一的防卫手段。公开会议、商务会议、街头邂逅、谈话，甚至墙上的海报，都被用官方语言包装起来，没一个字是真话。西方人不可能理解，穷年累月失去说你所想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样，以及如何不得不压抑你可能拥有的哪怕是最细微的‘非法’思想，并像坟墓一样地保持沉默。这种压力摧毁了人们内心的某种东西。”
1992年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两名波兰社会主义者的命运。华沙市政官员维克托．阿尔特（Viktor Alter）（生于1890年），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成员，也曾是犹太人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Jewish Unions）的主席。亨里克‧埃利希（Henryk Erlich）是华沙社区委员会（Communal Council of Warsaw）的成员，也是一家名为Folkstaytung的犹太日报的编辑。两人也是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Bund）的成员。1939年，他们在苏联占领区避难。阿尔特于9月26日在科韦利（Kowel）被捕，埃利希于10月4日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被捕。阿尔特被转移到卢比扬卡，并因反苏活动（据称，他曾与波兰警方勾结，并负责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非法行动）于1940年7月20日被判死刑。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执行管理委员会所判的这一刑期被减为10年营地监禁。1940年8月2日，埃利希在萨拉托夫被NKVD军队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其刑期也被减为10年营地监禁。在西科斯基—麦斯基（Sikorsky-Maisky）协议签署之后，阿尔特和埃利希于1941年9月获释，并被叫去见贝利亚。贝利亚建议他们建立一个犹太人反纳粹委员会，他们同意这样做。他们被派到古比雪夫，并于12月4日再次被捕，被指控与纳粹勾结。贝利亚下令将他们单独监禁。此后，他们被称为囚犯41（阿尔特）和42（埃利希），他们的身分不会透露给任何人。1941年12月23日，此时被视为苏联公民的他们，依据惩罚叛国罪的第58条第1款，再度被判死刑。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向当局发出一系列请求，可能并不知道他们已再次被判死刑。1942年5月15日，亨里克‧埃利希吊死在牢房的铁栅栏上。人们相信他是被处决的，直到档案被开放。
维克托．阿尔特也曾扬言要自杀。贝利亚下令对他进行更严密的监视。1943年2月17日，他被处决。于1941年12月23日宣布的这一判决，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批准。值得注意的是，处决是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后不久执行的。苏联当局对被处决者进行进一步诽谤，声称阿尔特和埃利希此前一直在散播宣传，支持与纳粹德国签署和平条约。
1945年—1946年的冬季，美国犹太工人委员会秘书雅克．帕特（Jacques Pat）医生前往波兰，开始调查纳粹罪行。回国后，他在《犹太前锋日报》（Jewish Daily Forward）上，就逃往苏联的犹太人之命运发表了两篇文章。根据他的计算以及数百次的访谈，有40万波兰犹太人死于驱逐行动中，以及集中营和强制劳动流放区内。战争结束时，15万人选择拿回波兰国籍，以便能够离开苏联。“今天正穿越苏联与波兰边境的15万名犹太人不再有兴趣谈论苏联、社会主义祖国、独裁或民主。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讨论已经结束。他们做出一个‘逃亡’的手势，作为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让-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译者：砺真、言纯均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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