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1月22日讯】中共自建政以来，高层利用权力满足淫欲，使得性关系紊乱，导致传统家庭结构彻底解体的现象成为常态。有中共高级特工揭秘中共高层男女关系的混乱状况，及淫乱的共妻生活。
台湾共产党书记蔡孝干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中共恨之入骨的对象。他早年加入中共，曾参与“红军大逃亡”（即中共口中的长征）。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蔡孝干被中共派到台湾潜伏，成为台湾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1950年被国民党逮捕后，供出大批中共安插在台湾的特务人员，令中共在台湾的谍报组织摧毁殆尽。
蔡孝干加入国民党后，撰写了《台湾人的长征记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一书。回忆了当年中共高层在苏区淫乱的共妻生活，民间傅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
书中回忆，当年中共在江西建立的所谓苏区标榜婚姻自由，男女关系极端紊乱。在中共统治下的江西苏区和陕北苏区盛行“一杯水主义”的自由婚姻关系，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固有历史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
中共在江西苏区所推行的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和中共高阶层内部在婚姻关系上，所表演的丑剧，深刻地影响了当地单纯简朴的农民家庭生活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当年苏区的妇女离婚、结婚都是自由的、任意的，一个女子结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都是司空见惯。而这里所说的，还是指公开的婚姻关系而言，至于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类的现象，更是非常普遍。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当年就曾在蔡孝干面前抱怨说：苏维埃的《离婚条例》明明规定，苏维埃公民离婚是自由的，不但男女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即使男女任何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也可以离婚。
为什么非红军家属离婚可以自由、而红属就没有这种自由呢？但红军家属在地下乱搞，年轻的红军家属没有“秘密老公”的实在太少太少了。这不就是对红军家属过份的压制所造成的恶果吗？
书中还披露了当年中共高层男女关系的混乱状况。
中共高层淫乱共妻生活
事实上，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
从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
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供出罗亦农的人，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
毛泽东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的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
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
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看到了封建性的专横与野蛮，这才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 ，抨击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乱象。
有一个史料，贺龙从前线来到延安，冲着王实味这帮子文人大骂：“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骂娘！”
前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妻子曾志，在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自曝，被中共称之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如同地狱的淫乱共妻生活。
曾志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和她一起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
到了今天，随着中共权力的不受约束和金钱的腐蚀毒化，中共官场上淫乱更为变本加厉，无以复加。
（记者李芸报导/责任编辑：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