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我控告江泽民那天，国保搬沙发在我家门口睡觉了，十五年来，国保换了几茬，和国保兄弟们打交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就冲着这个执法记录仪说
过去一到节假日、开会等敏感日子，他们就搞个面包车在我家小区外或楼下驻扎了，有时晚上睡在车里，很辛苦；原来还在对面租房子监控我。现在到处都布满了摄像头：楼单元的门、家门口、电梯及地下车库。他们根本不用寸步不离地贴身监控，电话肯定是被监听了，包括微信及一些通讯软件。出门火车票、汽车票实名，航班他也会知道。
那次BBC采访，记者到家不到十分钟，楼下就围了三十多口子，动作非常快，你平时看不到他们的。
现在“大数据”人脸识别，甚至连采血基因都用上了，所以你防不胜防。他们几乎知道我所有的信息。
开始我不配合国保，后来有了家，如果不配合，就会增加生活成本，老婆孩子会被骚扰，我的工作受影响。所以现在我们形成了一种沟通模式，不许他们进小区门口，我和他电话沟通，约到饭店或茶馆、居委会见面。
“709”出来以后，他们每次都拿执法记录仪给我录像。开始我不接受，但现在我让他录！你把它录下更好，也让他们背后更多的警察、国保、领导，都有机会看到真实情况，我就冲执法记录仪说！把这个历史记录下来，何乐而不为。
如果《人民日报》、新华社采访我 我何必还翻墙
国保约谈，一般是希望我不要用社交媒体发信息，不接受采访，不关注敏感公共事件等等。我接受采访或发表的文章，他们有时会打印出来问我。
我首先感谢他们的忠告、关心。但我告诉他们：发表文章、代理案件及接受采访，都是宪法赋予我的言论自由。
他们说：谢律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和我们说，可以给你反映渠道。
我就说，我乐不得国内媒体采访我啊，如果《人民日报》、新华社采访我，我何必还费劲翻墙！但它们害怕，不让我说话，它从不报导真实与客观，它不是媒体。
官媒是宣传机器，是它们的喉舌，全是谎言嘛，假大空，目的就是掩盖罪恶、掩盖真相。
凡是真实客观中立的媒体，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的媒体，还有大纪元等，都被它说成反华势力或西方的反华势力。哪有反华势力？其实都是所谓斗争哲学、仇恨意识搞出来的阴谋论，是它对西方、对正常国家的妖魔化。
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老百姓进个地铁都要安检几回，怕什么？还不是怕老百姓看清真相，怕我接受采访揭露它！
说我不爱国？爱国就是要批评政府，要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要揭露罪恶，不只是我，每个人都有责任啊。
写文章接受采访，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权利，是千千万万、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也包括国保的权利。所以每次他们提出非法要求，我都给驳回去。
我相信仁者无忧 开始国保冠冕堂皇，自认为是在维护社会秩序，后来没有底气，就打出感情牌，打出家庭牌，让我为家庭、职业考虑，甚至会拿妻儿威胁我，说你看你的孩子在这里上学，你住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们挖出去！如果和他们合作，表现好，要什么有什么，否则影响我的律师执业，将来孩子也许难以通过政审，影响就业、上学。这种威胁，有时赤裸裸，有时是暗示。
有人替我担心，我这样坚持对我的家庭和个人会不会有风险？从根子上，我相信仁者无忧。首先，我与人为善，出发点是为国家、社会，也为了我自己及每一个同胞，包括那些正在为祸作恶者。
我对那些所谓“对立面”——既得利益集团或违法分子、邪恶分子，我对他们都是有好处的。我写辩护词都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不仅站在当事人立场上，我也站在对方及法官的立场上。一般我也不会控告他们，不会投诉，我尽量做到仁至义尽。
那些施害者本身就是受害者，他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而且是最终的受害者。一时或许能掩盖罪恶，但是长远讲，他们对自己和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周永康作恶违法犯罪的时候，如果身边朋友、下属同僚、亲人，告诫他、警示他，对他肯定是好事，他可能不会到这个万劫不复的地步吧。假如人生可以再来，我相信周永康他一百个不想这样，他愿意杀人吗？他愿意无恶不作吗？我不相信正常人愿意。
我对他们劝善，今天你幡然悔悟，停止作恶，不为迟晚，尤其血债帮，可以将功补过。如果不住手，祸患会越来越大，最后覆水难收，必食恶果！
另外，我要求自己有理有据，我立身处世，坚持三个原则：依法、客观、独立，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改变我的立场。
领导让你去违法，你能不能弱弱地问一句：局长，这么做合不合适呀？
我告诉国保，你们监控的对象，不过是冤屈不平的揭露者、举报者与抗争者，或者为社会公正呼吁的正义之士，他们争取公民尊严与权利的努力，不也是你们的福祉吗？他们的尊严不就是你们的尊严？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尊严，不就是这个国家、民族的尊严？
我说，当法院院长让你判冤案，公安局长让你参与强拆，让你去抓法轮功、抓访民，你也许改变不了他，那你能不能弱弱问一句：局长，这么做合不合适？法律上有没有依据？
一个盗贼偷东西时，你只要喊一声，他可能马上就住手了。是你喊一声有力量吗？你也没有抓他的手啊，但他内心是脆弱胆怯的，假如有十个人喊，他就不敢动手，作贼心虚啊。
这样做不仅对你自己负责，对社会国家负责，也是对领导负责，你是为他好！领导执意去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把这记录下来，将来追究法律责任、历史责任、政治责任的时候，你至少能保护好自己，你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当时是谁谁哪个领导让我做的，而且我也尽我所能去抵抗了。
历史的债务只能自己承担，作为与不作为是不一样的，弱弱地抵抗一下，你就可以力所能及做到问心无愧。
这是两种意志的较量，是和平民主与暴力专制、自由公民与特权的较量。如果每个警察、法官、检察官，每一社会角色都这样做，那力量无比巨大，恶的怎么可能行得通？
我相信心念造物，从一点一滴去改变，通过改变自己的人性，去改变社会，改变我们的环境，所有我们付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我和国保谈股市 警察整体是被深度洗脑的，开始他们颐指气使，要教育我、转化我。中国怎么好啦，中国人怎么过上好日子啦，对政府对赵家要怎么样歌功颂德，或是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哪个国家没有问题等等，都是那种没有逻辑的话语。
我面对的是人，我要为他们着想，我见他们也是要让他们交差，帮他们完成任务。但我反客为主，每一次我都力争给他们讲一讲真相，讲是非善恶，讲历史，讲现实。而且我站在国保的角度，学会理解他们的难处，都不容易，不得不吃这碗饭养家餬口。
实际上国保最早接触真相，他们是最早翻墙的一部分人，要了解跟踪工作对象嘛，就必须翻墙，翻墙后他就看到了很多东西，这个体制造成的多少罪恶，外面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他们很清楚，但是他们不说，揣着明白装糊涂。
还有一部分被深度洗脑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浑浑噩噩的，只知道利益，只知道混差事，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但这部分人也容易被改变。
我说：我是奴，你们也是奴，你们是“赵家”用来管奴隶的奴隶。你们也无法保障你们自身及家人的安危，也没有尊严与权利。专制体制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我经常和他们讲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告诉他们不要抓法轮功，我讲我的辩护观点：九九年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不是国家的意志，不是法律的意志，是个别人的意志。我说法轮功这些人都是最好的人。我举了很多例子，让他们去观察；国保里也有信佛的，我就讲佛家的慈悲啊什么的。
我和国保谈股市，劝他们不要买股票。股市完全是“赵家”权力集团在分钱分赃，老百姓很难赚到钱的。还有很多畸形的经济现象，被它们歪曲的历史，每次我也都藉机给国保讲。
如果中国社会转型成功 国保警察的待遇要比现在好
我告诉国保，在正常文明的法制社会当警察，要比你们现在轻松得多。如果中国社会转型成功，你们待遇比现在好多了，工作时间会大大降低，休假、安全、职业尊严都有保障。
我同情国保，你们很悲催啊。警察本应该是高尚荣光的一个职业，但在中国，你们身背骂名。国保是公然违法的一个职业，绝大部分工作都是违法的，是框外的。你们是给“赵家”扛私活，维护的是它们的稳定，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所以受累不讨好。
我引导他们思考：是谁让警察背黑锅？是谁制造官民矛盾？是谁让社会如此紧张？ 是谁攫取权力实现个人野心，搞斗争哲学，把人与人对立起来？我希望他们看清楚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违法分子，他们不代表国家，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大多数华夏儿女。
如果大家都认识到：是它造成了这么多处天灾人祸，那么我们人人不都应该抛弃它吗？！
我让他们理解，我批评政府对他们国保都是有好处的。
开始他们不以为然，后来越来越接受我的观点，也愿意听我说话，态度有时还毕恭毕敬的。凡是和我在一起的国保，后来都有改变，后来也就不得不换人了，我感到现在他们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者简介
谢燕益，中国人权律师。
2003年，发起宪政第一诉，起诉江泽民违反宪法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
2015年，调查“庆安枪杀案”， 后与众多律师举报警察涉嫌故意杀人，这成为“709”事件的导火索。7月被抓捕，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553天后出狱。
2017年，代理加拿大公民孙茜的法轮功信仰案。
2018年11月，被注销律师执业证。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