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还唱着红歌,追忆战斗中的青春岁月时,殊不知一些当年誓死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着名人物却在深深地忏悔。在中共唆使下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张学良,在很多人看来是千古罪人。正是他的幼稚之举,使蒋介石剿共功亏一篑,并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最终窃取了政权。而政变后被中共抛弃的张学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并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在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却是在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中共建政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一帆风顺。
然而,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免职后被关进营区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在关押期间,张学思还给周恩来写信称自己不是叛徒,但没有任何回音。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因迫害严重1970年离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覆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
抗日名将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年轻时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的机会,24岁那年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成为中共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她背叛疼爱自己的父亲,为中共窃取了傅作义卧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中共得到她拍摄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而傅冬菊也被中共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但傅冬菊在北京的晚年却十分凄凉,一直住在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里,拿不出钱买房改房,病危之际中共当局都不让她住高干病房,她不得不住自己掏钱的特需病房,由于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傅冬菊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晚。
以《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而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了晚年才醒悟。1936年他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进入延安,成为第一位进入延安的外国记者,当时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左权、聂荣臻等多位中国红军领导人,在不同的英文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文章,1937年整理出版了这本书。这本美化毛泽东的书为中共在世界上争取了不少外援,也促使众多不明就里的青年投奔延安。
斯诺书中所描述的只是中共的一面之词,因为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了解的只是中共希望向外界传递的声音,至于共产党内的严酷内斗是不可能让他知道的。直到斯诺晚年1970年访华时才如梦方醒,毛泽东对他说感谢日本皇军的侵略,中共有机会占领大陆,斯诺才知道自己错了,内心对中国人民有了深深的歉意。
斯诺夫人比斯诺幸运,她在斯诺去世后直接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之后,她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共,立即谴责这场镇压,此后成为中国人权活动的坚定支持者。
时至今日,那些追随中共迫害好人的人是不是也应该重新思考一下呢?中共向来借刀杀人,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将你抛弃,你还会为它做替罪羊吗?
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迫害长达十九年,初期很多人对这场迫害佛家弟子的邪恶政治运动毫无辨别能力,加之本身不信神,中共用谎言和小利使恶人助纣为虐。但随着法轮大法弟子广传真相,许多人也渐渐明白而停止迫害。那些紧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却遭到恶报。
明慧网近期发表的《迫害法轮功 19年间逾两万人遭恶报》一文显示, 据不完全统计,十九年中有20784人遭恶报,其中包括被殃及的亲友等4149人。在遭恶报形式的分类统计中,死亡人数最多,高达7405人,占总人数的35.6%。在对遭恶报人员所分的九大类中,公安系统本人作恶遭恶报的最多,高达4540人,占公安系统总数的26.5%,他们殃及的亲友也最多,高达972人。
通过粗略统计还发现,在遭恶报的20784人中有310人在遭恶报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开始醒悟,有的睁一眼闭一眼,不再参与实质迫害了,有的调离原单位,不参与迫害了,有的明白真相后病很快好了。
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像他们一样遭到恶报才醒悟,也不要像傅冬菊一样到晚年才忏悔,停止迫害,才是为自己负责的明智之举。
——《明慧网》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