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3月15日讯】余婷婷（（Queenie Yu,Stop the New Sex Ed Agenda Party,Leader））的母亲是香港人，父亲来自中国大陆，她说她的中国血统让她有着更传统的价值观，她说：“我的父母总是说，性教育的对话应该是在家里，我的父母总是说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有些太自由化，太极端.比如在学校上游泳课，所有人都在别人面前换衣服，我的父母总是说，我们得保护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身体私密之处。”
不过自2015年以来的安省性教育课程可不只是游泳时当众换衣服那么简单，从6、7岁起被教授认识性器官，以及同意行为的概念，8岁起被教导性别是可变的，9岁时就得知道什么是“浪漫约会”，之后还要个自己制定个“性计画”。
“我有4个外甥，我不想他们被性化（saxualized）”Queenie说。4个外甥分别是3岁、6岁、13岁和15岁，“虽然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我关心所有的孩子。”
拥有MBA学位的余婷婷多年来为安省保守党工作，用民主的手段-竞选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但用组建政党的方式，而且目的不是为了当选，这确实需要相当大的道德勇气和毅力。
反对新性教育课程党成了安省政界一个独特的声音，也是一个相当响亮的声音。
“我想代表加拿大新移民，他们有的可能觉得自己的英文不好而不好意公开发声，像我的父母一样”余婷婷说，“我说的很清楚，我的党不是为了赢得席位，我们只想成为一个声音，一个立场，我们想表达自己的声音，我们代表父母。因为父母需要一个声音。他们感谢我们做的这些，所以父母们捐钱、做义工，我们收到很多信件，手写的信和电邮，感谢我们做的事情。”
父母不满之一：“孩子们每天想的不是性”
韦恩版性教育课程的最大争议之一是，教材里的性内容不适合孩子的年龄，教师使用的教学材料和这方面的引导，在家长看来有色情灌输的嫌疑。
余婷婷在采访中说：“很多父母发现，性教育课程给太小的孩子教授色情的东西，结果就是，孩子们开始想和学习那些他们原本不会去想、去做的事情，而那些事情本来是他们根本不会去想的。因为他们还小，他们每天想的是怎么去玩，而不是性。
2018年安省大选，性教育课程成了激烈讨论的话题，当时保守党领袖福特（已当选省长）曾多次说，很多父母告诉他，韦恩版的性教育课程的内容，不适合学生的年龄，家长的意见非常大。
父母不满之二：“如果你出生是男孩，可以变成女孩”
余婷婷说，另外一个问题是教授性别认知理论，也就是说孩子的生理性别可以和孩子自己感觉的性别不一样。“如果你出生是男孩，可以变成女孩，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们（教师）就是在告诉孩子们，你可以吃荷尔蒙，来变成别的性别，孩子们可以做手术，这些都会有政府来花钱，这非常不好，因为孩子们随时改变自己的想法，一天想当个收银员，另一天想当宇航员，我们不能鼓励这种事情。”
性别认知目前在学术和医学界仍然还是个理论，反对的家长们认为，把一种理论当做事实来教授给小学的孩子不妥当。孩子还小，仰望师长，这种灌输给孩子带来终生的影响。
国际知名的心里临床科学家，多伦多大学教授Jorden Peterson认为，从原则上来讲，即使一个孩子很确定自己的性别取向和出生性别不一样的情况下，也不要做任何仓促的决定，最好等到孩子长成人。
加拿大另一位临床心里医生Kenneth Zucker也持相同观点。Zucker在多伦多市中心的诊所专门治疗各种性心里及生理疾病。
“人们很难知道小孩子到底在想什么，特别孩子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想像中玩耍。现在我们所处的情况是，围绕着性别取向有太多的政治噪音，你根本无法保证人们会为孩子的最大利益作出决定，而不是把孩子们当做在一个更大的政治运动中的工具”。Jorden Peterson教授在和父母组织的谈话中说，“这种保证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不认为这类政策是在孩子最大利益基础上推出的,这是错误的，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而这个昂贵的代价，Jorden Peterson教授说，“我们正在迅速的走向采取激进的措施，例如青春期阻滞激素，甚至对年纪越来越小的年轻人实施外科手术，而后果是永久性的”。
Kenneth Zucker医生的研究也显示，大多数有性别认同问题的孩子，当他们成年的时候，会认可他们的出生性别，不过相当一部分最终成为了同性恋。
Jorden Peterson教授说，医疗干涉手段要等到孩子成年时再做，是谨慎、理智的做法。
另外，作为常识，没有人会让7、8岁的孩子来决定是否家里该买个新车，或买幢房子，为什么改变性别这类事情可以让这么小的孩子做出决定呢？这也是家长们想问的问题，“我认为你通过推迟来保护孩子，是非常有力的论点”Jorden Peterson教授说。
Jorden Peterson教授建议，面对这种新兴理论，看看数千年来的人类传统可能能找到答案。“当有疑虑时，按照传统的方式做。因为至少我们知道传统的说法是有一些功能和效用的，而这个新类别（性别认知）我们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多少人在那么做，以及在社会中的角色将会是什么样的”。
父母不满之三：“政府和教师比父母更了解孩子”
安省的2015版（韦恩版）性教育课程得到了一些医学界组织的支持，认为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反对性教育课程的是家长组织和信仰组织，也有医学界专家等组织的支持。
余婷婷说：“2018年度夏天，NDP推出了一个请愿信，说如果福特撤掉性教育课程的话对孩子的健康有伤害，他们拿到了1800个签名，我们‘父母是第一教育者组织’推出了一个对立的请愿信，说性教育课程把孩子性行为化，父母不愿意，也不应该教授性别认知理论，我们拿到了3万5千个签名，这显示了谁是多数，性教育是父母的责任，不是医生或护士”。
余婷婷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在小的时候，只有父母最了解他们。她有段时间她很爱给外甥讲恐怖故事，“我的外甥经常想让我给他们讲恐怖故事，一天我姐姐告诉我，不要给孩子讲那些恐怖故事，我的一个外甥开始做噩梦。我并不知道这个，姐姐知道，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她照顾儿子，知道儿子有多敏感”。
余婷婷认为，前自由党省长大选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拒绝聆听家长们的反对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韦恩（前省长，自由党）那么热切的要把她的性教育课程强加给父母，我从来没有和她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课程是不适合的，她应该倾听选民，我知道这次大选自由党输得那么惨的一个原因，从多数党到了只剩下7个席位，失去了正式反对党身份，我认为她丢失了移民的选票，就是因为她强制执行她的性教育课程”。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教育者，如果政府或教师认为他们比父母对孩子了解的更多，我认为这是对父母的侮辱”余婷婷说。
新唐人记者刘海英多伦多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