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省性教育课程 哪些内容令家长不满?

2019年03月14日聚焦加拿大
【新唐人2019年03月15日讯】余婷婷((Queenie Yu,Stop the New Sex Ed Agenda Party,Leader))的母亲是香港人,父亲来自中国大陆,她说她的中国血统让她有着更传统的价值观,她说:“我的父母总是说,性教育的对话应该是在家里,我的父母总是说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有些太自由化,太极端.比如在学校上游泳课,所有人都在别人面前换衣服,我的父母总是说,我们得保护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身体私密之处。”
不过自2015年以来的安省性教育课程可不只是游泳时当众换衣服那么简单,从6、7岁起被教授认识性器官,以及同意行为的概念,8岁起被教导性别是可变的,9岁时就得知道什么是“浪漫约会”,之后还要个自己制定个“性计画”。
“我有4个外甥,我不想他们被性化(saxualized)”Queenie说。4个外甥分别是3岁、6岁、13岁和15岁,“虽然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我关心所有的孩子。”
拥有MBA学位的余婷婷多年来为安省保守党工作,用民主的手段-竞选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但用组建政党的方式,而且目的不是为了当选,这确实需要相当大的道德勇气和毅力。
反对新性教育课程党成了安省政界一个独特的声音,也是一个相当响亮的声音。
“我想代表加拿大新移民,他们有的可能觉得自己的英文不好而不好意公开发声,像我的父母一样”余婷婷说,“我说的很清楚,我的党不是为了赢得席位,我们只想成为一个声音,一个立场,我们想表达自己的声音,我们代表父母。因为父母需要一个声音。他们感谢我们做的这些,所以父母们捐钱、做义工,我们收到很多信件,手写的信和电邮,感谢我们做的事情。”
父母不满之一:“孩子们每天想的不是性”
韦恩版性教育课程的最大争议之一是,教材里的性内容不适合孩子的年龄,教师使用的教学材料和这方面的引导,在家长看来有色情灌输的嫌疑。
余婷婷在采访中说:“很多父母发现,性教育课程给太小的孩子教授色情的东西,结果就是,孩子们开始想和学习那些他们原本不会去想、去做的事情,而那些事情本来是他们根本不会去想的。因为他们还小,他们每天想的是怎么去玩,而不是性。
2018年安省大选,性教育课程成了激烈讨论的话题,当时保守党领袖福特(已当选省长)曾多次说,很多父母告诉他,韦恩版的性教育课程的内容,不适合学生的年龄,家长的意见非常大。
父母不满之二:“如果你出生是男孩,可以变成女孩”
余婷婷说,另外一个问题是教授性别认知理论,也就是说孩子的生理性别可以和孩子自己感觉的性别不一样。“如果你出生是男孩,可以变成女孩,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们(教师)就是在告诉孩子们,你可以吃荷尔蒙,来变成别的性别,孩子们可以做手术,这些都会有政府来花钱,这非常不好,因为孩子们随时改变自己的想法,一天想当个收银员,另一天想当宇航员,我们不能鼓励这种事情。”
性别认知目前在学术和医学界仍然还是个理论,反对的家长们认为,把一种理论当做事实来教授给小学的孩子不妥当。孩子还小,仰望师长,这种灌输给孩子带来终生的影响。
国际知名的心里临床科学家,多伦多大学教授Jorden Peterson认为,从原则上来讲,即使一个孩子很确定自己的性别取向和出生性别不一样的情况下,也不要做任何仓促的决定,最好等到孩子长成人。
加拿大另一位临床心里医生Kenneth Zucker也持相同观点。Zucker在多伦多市中心的诊所专门治疗各种性心里及生理疾病。
“人们很难知道小孩子到底在想什么,特别孩子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想像中玩耍。现在我们所处的情况是,围绕着性别取向有太多的政治噪音,你根本无法保证人们会为孩子的最大利益作出决定,而不是把孩子们当做在一个更大的政治运动中的工具”。Jorden Peterson教授在和父母组织的谈话中说,“这种保证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不认为这类政策是在孩子最大利益基础上推出的,这是错误的,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而这个昂贵的代价,Jorden Peterson教授说,“我们正在迅速的走向采取激进的措施,例如青春期阻滞激素,甚至对年纪越来越小的年轻人实施外科手术,而后果是永久性的”。
Kenneth Zucker医生的研究也显示,大多数有性别认同问题的孩子,当他们成年的时候,会认可他们的出生性别,不过相当一部分最终成为了同性恋。
Jorden Peterson教授说,医疗干涉手段要等到孩子成年时再做,是谨慎、理智的做法。
另外,作为常识,没有人会让7、8岁的孩子来决定是否家里该买个新车,或买幢房子,为什么改变性别这类事情可以让这么小的孩子做出决定呢?这也是家长们想问的问题,“我认为你通过推迟来保护孩子,是非常有力的论点”Jorden Peterson教授说。
Jorden Peterson教授建议,面对这种新兴理论,看看数千年来的人类传统可能能找到答案。“当有疑虑时,按照传统的方式做。因为至少我们知道传统的说法是有一些功能和效用的,而这个新类别(性别认知)我们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多少人在那么做,以及在社会中的角色将会是什么样的”。
父母不满之三:“政府和教师比父母更了解孩子”
安省的2015版(韦恩版)性教育课程得到了一些医学界组织的支持,认为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反对性教育课程的是家长组织和信仰组织,也有医学界专家等组织的支持。
余婷婷说:“2018年度夏天,NDP推出了一个请愿信,说如果福特撤掉性教育课程的话对孩子的健康有伤害,他们拿到了1800个签名,我们‘父母是第一教育者组织’推出了一个对立的请愿信,说性教育课程把孩子性行为化,父母不愿意,也不应该教授性别认知理论,我们拿到了3万5千个签名,这显示了谁是多数,性教育是父母的责任,不是医生或护士”。
余婷婷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在小的时候,只有父母最了解他们。她有段时间她很爱给外甥讲恐怖故事,“我的外甥经常想让我给他们讲恐怖故事,一天我姐姐告诉我,不要给孩子讲那些恐怖故事,我的一个外甥开始做噩梦。我并不知道这个,姐姐知道,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她照顾儿子,知道儿子有多敏感”。
余婷婷认为,前自由党省长大选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拒绝聆听家长们的反对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韦恩(前省长,自由党)那么热切的要把她的性教育课程强加给父母,我从来没有和她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课程是不适合的,她应该倾听选民,我知道这次大选自由党输得那么惨的一个原因,从多数党到了只剩下7个席位,失去了正式反对党身份,我认为她丢失了移民的选票,就是因为她强制执行她的性教育课程”。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教育者,如果政府或教师认为他们比父母对孩子了解的更多,我认为这是对父母的侮辱”余婷婷说。
新唐人记者刘海英多伦多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