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陆媒体报导，4月29日，北京大学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座谈会。会上，北大党委书记邱水平宣布成立“五四运动研究中心”，称将“统筹全校各相关学科和专家学者的力量，全面加强北大与五四运动相关历史研究，积极做好五四文物的收集保护工作，认真整理五四历史文献，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五四精神时代价值以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研究”。此举无疑是对中共高层高调纪念“五四运动”的呼应，曾经拥有诸多大师的北大今日沦落到一再成为政治的工具，海内外是哀声一片。
不过，在中共邪说浸染下一再升官的邱书记，究竟对中共党史了解多少，还是很值得怀疑的。要知道，新成立的“五四运动研究中心”如果秉持学术规范，将真正的历史公诸于众，那一定会打邱书记和中共的脸。以下是这其中的真相。
一、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反对游行。
据脱离中共的前高官张国焘《我的回忆》记载，5月4日，北大学生是从北大旧校址沙滩红楼开始游行的。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追上学生，苦口婆心地劝阻学生不要游行。作为游行示威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站了出来，驳斥蔡元培道：“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这样，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硬是把蔡校长给撵走了。
二、警察被要求文明对待学生，学生则暴力相向。
抗议学生在向外国使馆提交了《陈情书》后，直奔交通总长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彼时北洋政府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到其家保护，但他们告诉曹汝霖：“上面有指示，要求我们这些警察务必文明对待游行示威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连警棍都没有带，不知怎样保护你才好。”
最终，警察们想出了在曹家大门贴封条的办法，来阻挡学生，但愤怒的学生却冲破了政府的封条，冲进了曹家，还有学生拿起石头砸向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之后又“火烧赵家楼”，暴打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外交官员章宗祥，将其打成脑震荡。如此暴力，不知是谁教唆？而警察们限于命令，无力干涉。直等到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率兵赶到，才将学生赶走。
三、民国政府反对镇压，释放学生。
学生打人的消息传出后，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立即放话：“老子我要派部队进京，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学生！”民国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闻听后，立即反对：“中华民国的国防军队，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结果是，军队没有进驻北京，被捕的学生也很快被释放了。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天长地久》中曾提到，彼时被抓的学生们却拒绝出狱，因为一出狱，紧张对峙的氛围就没有了，而运动需要对峙氛围的加温。到了次日，军警来哀求学生出狱。罗家伦说，车子来接学生回家，一个总务处长对学生打躬作揖说：“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
此外，民国北京政府基于民意，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并撤了曹、章、陆三名亲日派高官的职务。
民国政府善待学生，与中共暴力镇压学生、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被称为五四“第一烈士”的郭钦光实则是病死。
“五四运动”中，引发全国各界激烈反响并导致抗议升级的直接导火索是北大学生郭钦光之死，他也是运动中唯一死去的学生，因此被称为五四“第一烈士”。根据林辉撰写的文章《五四运动“第一烈士”是历史的赝品》，郭钦光是病死的，而非被打死。
当时北大学生领袖之一、也是五四运动的积极组织者的罗家伦在民国二十年口述的文章《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对郭钦光之死的记述如下：
被打的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个策略。北大学生狄君武提议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人，当众痛哭郭烈士。
按照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说法，“一个五四烈士就诞生了。追悼会与鲜花，日日上扬。”历史的赝品就这样出炉了。各地还为此出现了更多的抗议活动，而其与北大学生打人等违法行径却在“爱国”的名义下被忽略了。毫无疑问，将他的死亡与“五四运动”直接联系在一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策略。
五、“五四运动”是一场闹剧。
香港学者冯学荣的研究表明，“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当年的大知识分子梁漱溟也曾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他表示，我们不应该在爱国的名号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他提到：“我宁愿这些学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监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当然更好”，“如果我是这些学生，我宁愿真的坐这个牢，因为我确实犯了错”。
也就是说，“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发展毫无益处，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契机。由此，共产党开始了祸乱中华的历史。
六、误导学生的李大钊也是个卖国者。
1917年底至1927年初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是最早在大学传播、讲授马克思主义之人。他也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人，对引入共产邪灵、毒害中国人、毒害传统学术亦种下了天大的罪业。
根据林辉的文章《李大钊误导北大学生同时也在卖国》，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扮演了不可低估的角色。史载，“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动后的当天晚上，学生领袖们就来到北大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向他汇报当天所发生的事件。李大钊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将“五四运动”扩大到其它城市中去，要与民众“打成一气”。在响应这一号召的人当中，就有李大钊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邓中夏。无疑，中共利用“五四运动”，加强了宣传，使更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了歧途。
而李大钊在引导学生走向歧途的同时，还与苏俄勾结，秉承苏俄旨意，支持苏俄在外蒙驻军，赞成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等。
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1927年4月，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被逮捕。被起获的大量证据表明，李大钊不仅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而且参与了颠覆政府的活动，因此被判处死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今被中共和北大大肆宣扬的李大钊，在文革爆发后，却被中共打成了“大叛徒”，其长子、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在北京游街的省委书记。除了李葆华一家受到牵连外，李大钊的其他几个子女李光华、李欣华、李星华和李炎华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而他们的遭遇甚少见于报端。这难道不是报应？
对于上述真相，北大“五四运动研究中心”应是绝对不敢公开的，否则相关教师的教职不保，邱书记的官位不保，中共的丑恶历史也将公诸于众了。既然真相不敢公开，这样的研究中心又有何用呢？不过又是个紧跟中共唱赞歌的摆设而已，写出的垃圾文章谁看呢？！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