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能够在美国的权力监督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同它的私有特点有直接关系。美国联邦和州及地方政府没有自己的报纸，两大政党也没有自己的机关报，这一点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在广播业方面，虽有受到各级政府资助的公共电台电视台，但是它们的数目和影响是不能同商业性私营电台和电视台相比拟的。由于大众传媒独立于政府和政党，因而能成为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起到了“信息通道”的作用，把各种经过其筛选和加工的信息以不同方式传递给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既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鼓励了大众的参与权。大众传媒通过报道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现象口诛笔伐，形成社会压力，引起政府关注，从而促使司法机关秉公办事，并对腐败分子及时依法严惩。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领袖们都有“草根情结”—懂得让自己融入到平民当中。正是这种平民社会、草根政治，使得美国成了一个“参与式社会”。参与式社会特别强调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并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其中，因为很多决策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他/她自身的命运。公民已经养成了广泛政治参与的民主意识，公民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不同的形式广泛参与政治。参与的形式有参加选举投票，参加竞选活动，直接同议员和行政官员接触，参加政治上活跃的社团以及抗议、示威、游行等。他们更愿意通过大众传媒来了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小情。据有关统计，美国成年人几乎把一半的业馀时间用于看电视、听广播或阅读报刊。另据调查显示，美国网络用户已超过7000万，美国人通过网络获取政治方面信息的比例比三年前多出三倍，这个比例在年轻人中更高。
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对政治的监督或介入其实是公众舆论监督或介入的体现。如果没有大众的积极参与，仅靠大众传媒来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亿万观众、听众、读者、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奠定了大众传媒监督制衡作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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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