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系儒家《十三经》之一，它集中阐发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道，历来是帝王治理国家，臣民保爵修身的必学经典。
“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是“诸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也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不仅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对父母教化的遵循，如果再延伸推广，敬天、忠君、孝亲、尊师其实也都在“孝”的内涵之中，所以圣朝的国君用孝道治理国家，臣民用孝道事君立身，“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正统的中华文化中，孝顺父母只是孝道的开始，根本上还是让人有感恩之心，通过体悟天经地义，秉承父志师教，成器成人后担当份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建功立业，美名扬于后世，父母祖宗都得以光耀，最终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道德境界的提升，这是孝道的完美诠释。
在古代，诸侯、众卿与士大夫是拥有较高地位的阶层，他们或者是国家的肱骨重臣，治理一方百姓；或者是社会贤达，有知有识，名满天下，代表社会精英，因而所承负的责任也重大，理应成为遵行孝道的表率，《孝经》所阐述的诸侯与卿大夫的孝道，其实也包含士官阶层常保富贵爵禄的为臣为官之道。
《孝经》诸侯篇中讲，诸侯应该像《诗经•小雅•小曼》篇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警戒谨慎， “在上不骄”，“制节谨度” 。在上而能不骄，谦逊守礼，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财富充裕而不奢靡，就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长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盖诸侯之孝也。卿大夫是国家的栋梁，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礼法，“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言行皆遵法道，像《诗经•大雅•烝民 》所云，日夜不惰，敬事其君也，则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
有道的君子居上位者，人尊其为“大人”，所以越处高位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奉行君子之道，以君子之风德化百姓，才能不负众望。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为言行合乎道义，有盛德和趋吉避凶的智慧，为官一任，才能造福一方百姓，积累无量功德，人们歌颂、尊敬他，上下和乐，自然爵位稳固，能保社稷宗庙，是为真孝也。反之，在其位不谋其政，骄横奢靡，悖逆天道，危害的是众多百姓，其罪孽也必然深重。既违天意，又负民心，爵禄宗庙不保，祖宗为之蒙羞，乃大不孝也。
为臣为官，孝亲、忠君直至立身，皆需遵循道义。所以忠孝并不是一味顺从，《孝经》中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道义来侍奉君王，劝谏不通就辞官不做，绝不助纣为虐。为君为亲者，思想、行为难免会有偏差，为臣子的责任就是提醒、劝谏，使之有所醒悟，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忠孝仁义，以仁义为核心。教孝以育仁，教忠以全义。没有仁义这个本源，则孝为私情，忠为愚忠，皆不可取。所以孝终于立身，以道义为旨归。
例如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不仕不义”的原则。在27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附权势，“不为利回”，“不为权屈”，被时人誉为元代“魏征”。他多次应诏入朝做官，又多次因当权者“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农桑。如至元七年(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忽辛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多阿之”，唯有许衡执意反对。由于阿合马擅权，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谢病请解机务” ，不以荣贵为心，一生进退出处都以“仁义”为准则，权势不能使之屈服，富贵不能令其折腰，为后世所颂扬。
由此可见，儒家提倡的孝道，除了要对父母长辈敬重、孝养和忠贞外，更重要的是谨记他们传承下来的天理人道，修身养德，兼济天下，尽职尽责，堂堂正正立身于天地间，对自己、对百姓、对君王负责，俯仰无愧，汉之张良、苏武、诸葛亮，隋唐之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宋之赵普、吕端、包拯、范仲淹、司马光、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明之刘基、宋濂、于谦、海瑞、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清之于成龙、林则徐、曾国藩，贤相良吏灿若群星，不胜枚举。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能够绵延不绝，神州大地历五千年始终能够成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以孔子等古圣先贤为发端的士阶层和无数良臣，实在是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那些荣耀显贵但却违背仁义道德之人，如李林甫、严嵩、秦桧等历代奸臣，虽然当时权倾一时，风光无限，留下的却是万古骂名，他们最后给父母、家族带来的都是耻辱和祸殃。
青史悠悠，世事如戏，幕启幕谢，转瞬间大戏已走向尾声。如今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已与古时大不相同。如果勉强做一比较，那么古代的诸侯和卿大夫到了现代应该与当今的诸多高官和公务人员大略相当吧。但是中共官员们的为官之道却与古人大相径庭。
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忠孝”精神被中共诬蔑为“愚忠”和“封建”，人性被扭曲消灭代之以党性，党对国人的要求是孝党不孝亲，至高无上的天道、神明统统被否定，党摇身一变成为真理的化身，将一切圣人、神明取而代之，必须绝对服从。
古人慎终追远，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神明、祖先是国家和宗族最重大神圣的事情，也是孝的表现，然而在中共这里，社稷、宗庙被作为四旧砸掉，挖人祖坟、挫骨扬灰也是常事。至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政治运动中，与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夫妻反目、手足相残、朋友互相揭发更是比比皆是，哪里还有半点孝悌可言。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已不敢以共产邪恶主义蛊惑民众，但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甚么道义、良知、普世价值都没有现实利益重要，所以现在官员们的为官之道是“为头上的乌纱帽负责”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听党的话，哪怕你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堕落腐败，就能从“党”那里分一杯羹，这成为许多中共官员最流行的官场法则。贪污几千万的十大品牌市长李启红被判刑时还痛哭说自己“骨子里无比热爱党”，就是因为“党”不想让它的官员们“孝父母，循天理、爱百姓、敬神明”，唯有爱“党”才可以享受“党”给予的特权。
中共吏治早已经腐烂到根子里，谁也没有起死回生之力，中共拼命维持统治的唯一目的也不过是想在邪党“寿终正寝”之前多多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所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大肆瓜分资源，哪管民族危亡，环境生态恶化，民生维艰。天生万民，本应协助上天安抚百姓的官员们，在中共的洗脑和引导下，不是作之君，作之师，而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是以言传身教移风化俗，而是带头淫乱，首开道德沦丧、伤风败俗风气之先；不是修身立德，弘扬孝道，传承文化，而是对邪党俯首帖耳，对传统断根剖心，疯狂破坏。如有怨声、抗议，则执行邪党旨意，暴力镇压，谎言“和谐”。
再让我们看前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福佳大化企业年产70万吨的PX化工项目，最初厂址设在厦门，引发厦门上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于是前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批准接下这个污染空气、危害健康又危及生命，却让少数人发财致富的买卖，不顾PX项目须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设立厂址的国际规定，未批先建，导致大连数万市民聚集抗议，当局无视民众的正当要求，从各地调去5、6千武警，殴打未散去的群众，并且屏蔽一切新闻报导，掩盖真相，视民众生命如草芥，最后用恐怖强行镇压消音。
在对善良的法轮功民众的迫害中，夏德仁等中共邪党官员采用的是相似但更加残酷血腥的迫害手段。
夏德仁在任大连市市长与中共邪党大连市委书记期间，大连成为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2003年1月到2009年5月，在夏德仁担任大连市长期间，大连没有停止过迫害法轮功。从2009年5月到2011年6月，夏德仁担任大连市市委书记期间，在夏德仁的指使下，大连不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抄家、抢劫、洗脑、关押、酷刑虐待、庭审、非法劳教、无罪判刑等，造成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致死。
常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夏德仁由于迫害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起诉，2002年2月7日，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因滥施酷刑及反人类罪行在美国被起诉。2003年6月，美国旧金山法官爱德华-陈拒绝给予前辽宁省副省长、时任大连市市长夏德仁以“外国元首豁免权”，在陈法官提交给法庭的报告中，他因监督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而被确认有罪。 2004年10月28日，美国联邦法庭北加州法庭判决夏德仁对酷刑、残忍、非人道、任意关押等承担责任。
为了手中的权力和头顶的乌纱帽，还有不少像夏德仁这样的官员，将良知出卖给恶党，迫害好人，天理难容，民心离散，世人唾弃，到头来恶报降临，身败名裂，如此做官，岂不是害了百姓，害了自己和家人，列祖列宗都会被累及遭报，带来祸殃，何止“不孝”，其罪大之无边，无法偿还。
为官做人都应坚守道义，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而中共官员们自掘祖坟，自断根基，糊里糊涂成为马列的子孙兵，数典忘祖。不敬神佛，不祀祖先，上不对国家负责，下不为黎民做主，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其实都是因为中共的邪恶本质和谎言欺世，强制官员和人民与其“保持高度一致”，迫害敢于坚持真理之人。如此恶党，正在面临历史的淘汰。人们只有认清它并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回归人间正道，才能前程光明。人们也唯有返回到善良纯真的本性，重新走回到人类的正统文化和理念中，躬行真正的孝道，才能够为自己、亲人、家族乃至祖先带来福分与荣耀。
──转自《明慧网》
（责任编辑：张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