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关于三峡溃坝风险的思考

2019年07月17日评论
在这个多事的夏天,三峡大坝变形的消息突然成了大陆舆论关注的中心,但在当局的“紧急应对”之下,这个重大新闻像流星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
不难想像的是,涉及如此多人生命和财产安危的新闻如果是发生在一个“正常国家”,一定会引发舆论持续的关注,政府也必须做出很大的努力给公众一个交代,但中国当局竟能这么轻易就把这件事给“打发”掉了,这不禁令我“细思极恐”。
让我深感恐惧的,首先不是三峡溃坝的风险究竟有多大,而是公众和精英对这个问题的普遍麻木,好像这件事与他们毫无关系,或并不重要。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三峡大坝果真崩溃,不仅会祸及几乎所有中国人,而且引发的难民危机也将祸及不少国家。那如何解释中国人普遍的麻木呢?是他们真的知道溃坝风险不大吗?或者,是他们确信政府对大坝安全的承诺吗?
我认为对许多人来说,冷漠是因为他们知道关心这件事“毫无意义”。首先,关心这件事会让当局认为自己想找麻烦,结果是给自己带来麻烦。其次,如果溃坝真的发生了,自己有可能侥幸躲过此劫,即使躲不过,认命也不难,因为倒楣的人会非常之多。最重要的是,关心这件事情,除了给自己添麻烦,不会改变什么。
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对自己的国家可能发生的人为大灾难,普遍无奈何乃至无所谓,绝对是一件非常令人恐怖的事情,这其实也是中国对人类威胁的最大根源,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维系权力最重要的底牌。习近平之所以敢于推翻与特朗普几近达成的贸易协议,底气其实也在于此。我相信习近平本来是有诚意与特朗普达成贸易协议的,但他最后发现,中国内部的危机发展很快,即使达成协议,也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外资该撤的还是会撤,富人能逃的还是会逃。不达成协议,中共反而在管制经济和管制社会方面不受美国太多限制,更有利于应对国内危机的爆发。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寄希望于危机导致政变呢?这种可能性始终都是存在的,但是,即使发生政变,局面变得更坏的可能性也依然很大,因为过去累积的问题太多、太大,三峡水库就是一例。那么,中国的大局是否完全无望、完全不可为了呢?我并不这样看。
近来与中国未来相关的事变不少,除了美中贸易战,还有香港、台湾对大陆强权的抗争,乃至朝鲜、伊朗的控核危机,以及委内瑞拉的政权危机。所有这些与中国未来相关的事变,既反映了冲突风险增大的全球趋势,同时也揭示了一种可能的积极前景,那就是面对各种政治冲突的增加,中国专制统治者不得不接受比过去更高的博弈底线,换言之,他们不敢像毛、邓时代那样杀人流血,或者说,对杀人流血,中国专制统治者有了更多顾忌,也有了更多替代手段的选择。
这意味着反专制、争自由的一方也有了更多斗争方式的选择。至少,对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来说,非暴力、非武力博弈的选择空间是在扩大。
那么,两种趋势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新一代政治领袖的不足是中国和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冲突风险增大意味着中国和世界还是要出乱子,底线提高带来的希望就是,不再发生一战那样的蠢事,从而不给新的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以产生的机会。
——转自《由亚洲电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