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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中共70年来的弥天大谎

2019年10月03日评论

中共谎称因自然灾害造成的三年大饥荒，至少有四千万人被饿死。（网络图片）

中共从其1921年建立之日起，直至走到今天，一路上充满了无数谎言。按照《九评共产党》的说法，中共的一大邪恶基因就是“骗”。

首先在精神上，中共利用共产邪恶主义欺骗民众，说什么要建立“人间天堂”，迷惑千千万万爱国青年投入它的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无数人献出宝贵生命，共产党谓之“牺牲”。

中共还通过宣传、教育等洗脑，通过信息封锁，通过篡改史书，让人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老百姓就要受苦”、“中国的经济成果是中共领导的”等等谎言，让民众成为没有判断力的瞎子、聋子。

其次在言辞上，迷惑欺骗中国人。要利用工人阶级时，就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要利用农民时，就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时，就封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时，就许诺拥抱美国式民主；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就喊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口号；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就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政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知识分子，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可以说，中共的谎言数不胜数，从中共成立、国共合作、延安整风、长征、西安事变、抗战、国共内战，到中共建政大典、朝鲜战争、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等，可怜的中国人在70年间不知不觉接受了中共撒下的一个个弥天大谎，有些人迄今都不曾了解真相。因为中共的谎言无以计数，所以本文只是整理了若干被中国人普遍相信的谎言加以还原。

长征不过是北上逃跑

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的宣传机器和学校中，都如此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战略大转移，是为了北上抗日”。在中共御用文人的笔下，长征更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但事实却是，所谓的长征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的北上逃跑，而且，在整个逃跑过程中，中共在言辞和行动上根本没有提到过抗日，其主要目地仅仅是为了生存。试问，日军在东北，而中共红军却往南往西北逃窜，这是去打日本的样子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侵占中国东三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国民政府军进行了局部抗战，同时国民政府限于自身实力，还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赢得了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在此期间，中共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发动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

针对中共的作乱，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历时四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奇怪的是，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的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提出北上抗日，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1934年，国民党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战术得当，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不得不决定分批突围。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不过是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和撒下的弥天大谎。为了掩盖这段失败和逃亡的历史，中共在后来的宣传中用上了“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词语，用以欺骗世人。

中共中央红军逃亡先后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山西，所经地区大部分为天气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最后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西。人员由原来的八、九万之众，抵达时仅剩三千人，而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减员有一半之多。

事实上，在逃亡前，连中共高层都不知要去往何方。更骇人听闻的是，中共在逃亡前，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根据海外学者辛灏年先生的研究，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的四个阶段中无一处提及抗战。1935年6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毛说“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道：“他(毛泽东)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用张国焘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

真实的历史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有意思的是，2002年，有两个好事的英国人花了一年时间，按照中共所说的长征路线走了一遍，发现长征大约是6,100公里，远少于中国共产党声称的25,000里（约12,500公里）。而中共专家们对此的回应是“他们走的路不对”。

抗日的中流砥柱是国民党而非中共

中共建政后一直向中国人灌输的另一大谎言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大量的史料业已证明，八年抗战中，95%以上的抗战力量都是国民党领导的。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的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死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全部损失。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达200多位。日军伤亡近一百万，日军在中国被打死的129名将军中126人是被国民党军队打死的。

与之相反，不断声称主导抗战的中共却没有一名将军在抗战中阵亡，与日军正面大的作战只有百团大战和协助国民党的平型关战役。与此同时，中共则不断壮大自己，至1945年，共发展党员120万，军队120万，控制人口一亿，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

而对于中共唯一主动出击的百团大战，毛泽东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则批评说：“主动出击日军是帮了蒋介石。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百团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谁在抗日，谁在置中华民族于不顾，毛的话不是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吗？

2011年，国民党前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郝柏村更表示：“中共抗战了没有？‘平型关’‘百团大战’是他们认为最了不起的贡献，如此而已，从整个抗战来说，不到百分之一！”

“抗美援朝”不过是为了支援一个侵略者

在中国大陆，每逢中国人反美情绪被当局激发，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那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曲子，以表达“抗美”的决心。然而，事实上，中共宣传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真相是：是朝鲜主动挑起了侵略战争，美国等联合国军队是在抗击侵略者；中共帮助的不过是一个肆意妄为的侵略者，并因此自身也被谴责为侵略者。

资料显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起初朝鲜军队进展顺利，到8月中旬就将韩国军队驱至釜山，并占领了韩国90%的土地。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在美国空军的不断轰炸下，朝鲜军队开始招架不住，焦虑不安的金日成于是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在中、苏、朝三方的反覆沟通下，在中共众多将领的反对下，毛最终下令中共军队于10月19日秘密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

而对于中共帮助朝鲜之举，国际社会的反应是：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四十四票赞成、七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当年5月18日，联合国还通过了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2016年6月25日，大陆澎湃新闻网刊登了苏联解密文件“斯大林毛泽东如何商定中国出兵援朝”，再次证明当年的侵略者恰恰是朝鲜，而中共所谓的“抗美援朝”不过是以死亡几十万中国人的代价，帮助了一个侵略者。

为了更好的愚弄中国老百姓，中共还断章取义美军参谋长布雷德利（Bradley）对韩战的评价“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以此使不少中国人为中共的“壮举”、为美国人的“后悔”而陶醉。但真相却是这是在朝鲜战争进行到一半时，布雷德利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时说的话，用的完全是虚拟语气，即反对将战火扩大到中国境内。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共一直声称美国要入侵中国的说法也是不实之词。

有一位网友对中美出兵的评价很有道理：朝鲜战争，如果美国不出兵，今天的韩国就跟朝鲜一样；如果中国不出兵，今天的朝鲜就跟韩国一样。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出了兵，所以才有今天的韩国和朝鲜。看看今天韩国和朝鲜的实际状况，只有脑残傻子还看不出正确结论：谁出兵对了，谁出兵错了。

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南霸天是善人

在中共的语境下，传统社会中在农村扮演教化农民、振济灾民的地主就是“剥削阶级”的代名词，就是“凶狠、残暴、贪婪”的代名词。中共建政后，为了搞臭地主的形象，中共还树立了四大恶霸地主形象：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但真实的历史超出了中国人的认知。

在这四人中，唯一真实的人物是刘文彩。根据1999年出版的笑蜀先生撰写的《刘文彩真相》一书，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的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里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之作，刘家根本没有。

另外根据凤凰台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刘文彩不仅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好人。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

真正的刘文彩不仅在镇上修街道，修铺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而且还出资修建文采中学（安仁中学的前身）。学校建好后，他还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减免贫困生的学费，并绝不干涉学校的教学活动，刘家子孙也不得占有校产。

其他三个地主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也都有原型。《半夜鸡叫》中周扒皮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宝的同村农民周春富，但后来高玉宝也承认，根本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完全是艺术上的创作。要知道，半夜起来干活，农民看不清作物，完全是违背生活常识的。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对他的评语是：“不是恶人，不霸道。”可叹的是，周富春因为高玉宝的这本书，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划为“富农”、“恶霸”后被打死。

舞台剧《白毛女》中让人切齿痛恨的地主黄世仁的原型，比窦娥还冤。据大陆某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平山县的考察，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15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澹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念过私塾的黄起龙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父亲留下的田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名字为仁、义、礼、智、信的五个儿子。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相当好。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他为人善良，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而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着称。杨白劳和黄世仁自小就是结拜兄弟。杨洪业41岁去世后，杨白劳继承父业，因不耐辛劳，加之染上了赌瘾毒瘾，从而使家业衰败。当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后来，杨白劳在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时，黄世仁借给他大洋1000元，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外出躲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又是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并收养了喜儿。

而《红色娘子军》中刻画的“十恶不赦”的地主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而实际上这个地主也是个善人，不仅从没有欺压过百姓，而且家里也没家丁、枪枝、碉堡。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

虽然历史与中共宣传的完全不一样，但中共为了撒播仇恨，杜撰了一个个“罪恶”的地主形象，中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货色的政党呢？

饿死四千万人不是因为大饥荒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罕见的大饥荒。在城市，民众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研究资料和披露的数据显示，至少4千万人被饿死。2010年，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专着《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中认为，有4,500万人死于大饥荒。

而中共为大饥荒寻找的藉口就是当时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还有苏联逼债。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根据国家气象局当年的统计资料，虽然那三年并非是风调雨顺，但仍属于正常年景。也就是说，虽有自然灾害，但属于正常范围，而且生长季对于作物增长的影响也没有偏离平均指标。毫无疑问，将灾祸推给“自然灾害”是中共摆脱自身责任的手段。

至于是因为苏联逼债更是胡扯。苏联1959年撕毁了合同，但撕毁的是只是原子弹方面的合同，跟农业无关。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但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馀。这说明大饥荒和苏联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实际情况是苏联并没有逼债，是毛为了争一口气，要提前还债。另据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透露，当时苏联还要援助中国一百万吨粮食，但却遭到了拒绝。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冯客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体制的原因。二是毛泽东的责任。正是毛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才让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并将农民的口粮征购。而没有了口粮和迁徙权的农民只好在原地等死。可叹的是，这样的惨剧却一直为中共所掩盖。

“六四”军人死亡与示威者无关

1989年6月4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屠杀学生震惊了整个中国和世界。其后，邓小平与李鹏、江泽民亲自向屠杀中有功劳或重伤、被杀的军人颁授或追授“共和国卫士”铜章，先后五批共授予了37人，其中死者14人，生者23人。中共将部分死者的死因归咎于示威者。

真相又是什么呢？根据吴仁华撰写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在14个死者中，属于38军的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是在西长安街翠微路口时，因为转弯时车速过快，导致油箱爆炸起火，因此被活活烧死。然而，中共官媒却造谣称他们遭到“暴徒”投掷石头、燃烧瓶、火把而使油箱爆炸而死。

同样被中共颠倒黑白、称是“被暴徒打死”的还有第24集团军少尉王景生和39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荣禄。事实上，前者是在1989年7月4日在部队巡逻途中突然病发死亡，死因是心力衰竭；后者是在6月3日晚跟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因受到阻拦，而自己先行换上便衣，想先到天安门广场拍摄清场照片。结果在途中被中共士兵开枪射杀，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二人之死与“暴徒”都无关系。

此外，六四镇压的参与者、曾在沈阳军区第39军116师高炮团雷达站上尉站长、后去澳洲的李晓明，2002年披露，被中共官媒渲染“被群众放火烧死”的“共和国卫士”崔国政是他所在的116师的一名炊事员。实际上，这是中共军队阴谋制造的“伪案”。

大纪元早前还曾报导，目睹整个事件过程的赵真（化名）揭露，中共为了激化仇恨，派遣军人化装成工人和学生潜入广场抗争人群，在混乱中将军士长崔国政用铁管等凶器打死，并浇上用瓶子携带的汽油。化装的军警人员大约有7－8人，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有准备的，动作凶猛迅速，下手是完全直接致命的。赵真还表示，当时现场的人有100多人以上围观，但事实上大多民众和学生手中没有任何武器，更不可能有铁棍、汽油之类等东西。

今天，中共已经将类似的手法用在香港。中共之邪恶可见一斑。

所谓“四.二五围攻中南海”实为和平上访

1999年“四.二五”发生了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事件。起因是天津45名学员被非法抓捕。为了向政府反映法轮功实情，防止少数人再造事端，得知非法抓捕消息的法轮功学员一万多人，自发到国务院信访办（位置：中南海西门，即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和平上访。他们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安安静静，整齐有序站在马路两侧，等待向中央政府领导反映情况。

当天晚上，时任政府总理接见了学员代表，听取并答应了他们的三点诉求，使问题得以解决。但很快，

所谓“天安门自焚”实为中共炮制的伪案

天安门自焚伪案，是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为升级迫害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刻意制造的一起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世纪伪案，是中共欺骗本质的登峰造极。

发动镇压法轮功运动并妄图在“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的江泽民，在发现迫害政策无法得逞、难以为继后，与罗干等人密谋商议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他们精心选择了自焚时间2001年1月23日（大年除夕，中国人最敏感的日子）、最能煽情的人员搭配（老人、天真烂漫的女童、花季少女）、最骇人听闻、怵目惊心、画面感极强的死亡方式（自焚）、具有现场感和纵深时效性的死亡时间（一对母女：母亲当场被打死，女儿在医治过程中疑似被谋杀）。自焚案发生后，果然激起了民众的愤慨，中共藉此掀起了迫害高潮。

然而，国际社会通过对“天安门自焚”录像的技术分析，通过来自方方面面的严谨求证，已经证明其为江、罗流氓集团蓄意栽赃法轮功的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