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冠病毒引发武汉肺炎来袭，武汉从繁华的九省通衢变成生命哀号不绝的鬼城。中国从各国小心应对的世界第二大国变成被各国封关的国际孤儿，只经历了30多天。回溯这30天中发生的事情，中共当局所做的政治选择几乎“完美”地体现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
所谓“墨菲定律”，是由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上尉工程师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基于经验在1949年提出的数学推理，意即：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简言之：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武汉疫情蔓延的四个关口，中国政府都做了错误选择，正好验证了墨菲定律。
一、武汉肺炎疫情初起时，在公开信息与封锁信息二者之间，中国政府选择了“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
疫情本是公共信息，但在中国，疫情却分明、暗两条管道流传。
先说明面上的关键信息：
2019年12月30日晚间，两份武汉市卫健委的红头文件在网上传播，称市内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向社会披露已有27例确诊病例，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治疗，“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1月1日，武汉警方宣布“依法查处”八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同一天，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整治。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人传人”之后，武汉市民才算意识到危险。两天之后，武汉封城。
再说暗的。社交媒体上此类信息甚多，不一一摘引。只说一条最关键的。2020年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网上例行记者会，在记者就美方表示中方拒绝美国提供的帮助提问时，华春莹指责“美国政府迄今为止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
公开疫情有助于公众主动采取措施防疫，需要公众参与的防疫必须要公众知情，但中共当局却选择了封锁信息。从1月3日向美国通报，到22日宣布封城中间有20天，由于公众不知道疫情的蔓延，基本未做任何防控。就在1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举行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一起共度农历小年，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扩大了传染面。疫情从可控到失控就在这20天内发生的。
二、隔离患者、封锁疫区都宜早不宜迟，在人口流动高峰的春节期间更应如此，但中国政府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封城。在封城之前已经从武汉离开了500万人，因为武汉肺炎的特点是无症状传染，其中不少身带病毒而不自知。
武汉游客所到之处，都有武汉肺炎的病例产生，泰国、新加坡、香港、澳门、日本、英美法德等几十个国家不断传出发现武汉肺炎病人的消息。全世界在担心、忧惧中等待，直到1月30日WHO宣布最先在武汉发现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才纷纷采取行动停止中国的航班，部分国家在此之前由于飞行员工会的压力停飞。
中国对这种旅游禁令很不欢喜，谴责美国带头做这种事情，其实，中国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就做了同样的事情。对任何事物实行双重标准，自己做是对的，别人做了妨碍到自身，就立刻批评指责，是中国政府的惯技。
三、对WHO施加影响，让其在科学、政治外交之间选择了后者
武汉于1月22日封城，此后疫情日趋严重，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又拖延了8天，迟至30日晚上才宣布：“最先在武汉发现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PHEIC）。
所谓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缩写PHEIC），是指通过国际疾病传播而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的异常事件，中国的政治肺炎也完全符合PHEIC事件所要求的3个特点。本文想分析一下WHO为何在此次事件中向中国弯腰，谭赛德能这样操作，有WHO规则本身的问题。
首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动员及协调全球卫生资源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防疫抗疫的机制，从来都涉及大量政治，超越了纯粹的科学、公共卫生领域。
其次，PHEIC的诞生，源自2003年中国的SARS事件。中国SARS疫情流播全球，WHO在2005年修改国际卫生规例（IHR）之后提出这一概念。SARS事件从产生、控制到全球影响，包括病例数据与死亡数据的发布，基本都在中国影响之下进行，PHEIC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政治性，必然影响到WHO对今年武汉肺炎事件的判断与处置。
第三，WHO设置PHEIC的本意，是用来防止严重传染病跨境传播、对全球构成风险，防止一国随意宣布另一国是疫区并禁止对方公民入境。在公布PHEIC后，WHO亦会发指引，指出如何在边境监察入境人士的健康状况来减低相关传染病传入，从而令各国不用动辄对别国封关。但实际后果是：PHEIC宣布某国是疫区，其他国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对该国实施入境限制。
第四，WHO不是一个有执法能力的机构，也没有庞大的卫生物料资源，所以PHEIC最重要的作用局限于政治方面。作为名义上的全球权威公共卫生机构，WHO能聚集全球所有顶尖卫生专家为其服务，只要它宣布是严重卫生危机，便可迫使传媒、各国政府及药厂等相关私人公司或民间组织，聚焦此一事件，并采取行动。但各国如何反应，WHO不具有强制、统一要求的能力。
本次各国采取的行动不拘一格，美、英、法、日、韩等国派出飞机从武汉撤出部分本国侨民，并采取紧急措施，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但也还有另一类，比如柬埔寨总理洪森宣布不许戴口罩，不停直航，不撤侨，不歧视中国人。按照中共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截至1月31日，共有62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管制。中国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国际孤儿。
理解了上述四点，就明白中国有多么不情愿武汉肺炎被世卫宣布为PHEIC，世卫的干事长在不得不宣布中国武汉肺炎为PHEIC之后，表扬中国防疫如何正确如何得力，实在是为中国减压。
四、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时，却选择了谴责他国不厚道，帮助最多的美国挨骂最多。
世卫启动PHEIC之时，已经有20多个国家报告有确诊病例。中国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并影响世卫迟迟未发出PHEIC警告，自然引起世界各国不满及媒体批评，但中国不反省自身的错误，到处抗议人家的批评，比如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1月27日刊出讽刺漫画，将中国国旗上的5星换成5枚新型冠状病毒图案，引发北京愤怒抗议，要求这家媒体道歉，遭到拒绝。
各国实行旅游禁令后，中国驻以色列代理大使戴玉明在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说，限制甚至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的错误做法使他想起二次大战期间，犹太人被大屠杀的人类最黑暗日子。这番发言连中共外交部都觉得不妥，为此道歉。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先于1月31日指责美国关闭边界不厚道，2月3日在春节后的首次微信记者会上痛批美国在中国武汉疫情上制造和散播恐慌，说“美国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撒出其大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
但事实是美国早就伸出了援手。早在1月28日，美国卫生部针对武汉肺炎疫情举行记者会，部长阿萨尔（Alex Azar）指出，自1月6日始，美国多次向中方提议可派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专家前往当地协助，但中国拒绝了美方的好意。美国吉利德公司无偿向中国提供新冠特效药瑞德西韦，并提供试验的设计和操作办法。2月中旬开始收治首批报名参加的中国新冠肺炎病人。
对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还罢了，反而迁怒他国不帮忙，这行径也太为世所不齿。七大工业国集团（G7）近日内将开会商讨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共同应对方案，却不邀请中国这个病毒原生国与会，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这种态度，既不会讲真话，又不愿意分享有价值的真实信息，来参会除了批评、反对斥责他国不帮忙之外，于事无补。
以上事实说明，一场发生在武汉市的病毒传染病危机，就因为中国政府在关键的一个多月中，做了四个错误的选择，不仅让全国染疫，还酿成了全球范围的PHEIC事件，充分验证了中国政治决策完全符合“墨菲定律”。这一特性是由中国极权政治的三个垄断特色所造成，政治垄断造成问责机制缺位；经济垄断造成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遇到大灾难时民间缺乏自助与互助机制；信息垄断剥夺公众知情权，错失防范机会。从毛泽东统治下的三年大饥荒到2020新冠病毒危机，中共当局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大纪元首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