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欧洲病毒学专家：新冠病毒似在实验室产生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2月09日讯】【专访】欧洲病毒学专家：新冠病毒有很强人工干预痕迹，似在实验室产生；病毒有很强传播力和毒性；中共必须透明，让全球专家参与抗疫

主持人：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热点互动】周末特辑。随着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加剧，医学界对于病毒的来源也越发关注。近期有多份医学报告发表，都在研究这个病毒的结构和特性，并且质疑病毒似乎有人工干预的痕迹。美国白宫也要求美国科学家研究这个病毒的起源。欧洲病毒学专家董宇红博士近日在《大纪元》上发表文章，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董宇红博士，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研究和发现。

董宇红博士是北京医科大学的医学学士、北京大学传染病学博士，曾经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有17年的抗病毒研究和临床经验。她曾经在世界三大药企之一的诺华制药研发部门工作。那么现在董宇红博士任职瑞士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官。今天董宇红博士我们很高兴能够通过skype和您连线，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您好。

董宇红：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好。

主持人：好，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就直接来谈一谈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董宇红博士我知道您最近在《大纪元》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就是您分析了近期一些医学报告里面的发现和研究；然后您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种“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具有前所未有的病毒学特征，表明这种病毒的自然发生机率是非常罕见的。换句话说，我的理解是人工干预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想先请您谈谈，您怎么会想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然后您是如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呢？（注：董宇红博士文章中译版：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2/3/n11842176.htm)

董宇红：我本人就是搞传染病出身的，然后自己的80多岁的高龄父母，还有很多的亲人、兄弟姊妹都在黄冈和武汉，也就是最早的一批封城的城市。今年大年三十（01/24）给父母拜年的那一天，父亲就说封了城了。以前过年是开门大吉，今年是关门大吉。然后武汉和黄冈封城之后，所有的亲戚朋友的群都非常的紧张，聊天的这个群。原来过年一般都是最热闹的时候，大家互相串门子，走亲戚啊，互相说一些祝福的话。

今年非常的相反，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家里，气氛搞得很紧张。然后我才意识到出了事，就赶快看新闻。其实2003年的非典(SARS)的时候我就在北京，那时候我还生病，住在北京市中心的一个大医院大概一、两个月。那时候的气氛也有点紧张，但是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和现在的武汉的肺炎相比。人们戴着口罩，基本得出行和交通稍微有一点戒严，但是没有“封城”一说。这个武汉的肺炎被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埃里克．费格丁博士（Dr. Eric Feigl-Ding），被称为是“热核武级的瘟疫”，它的R0（基本传染数）指数是非常的高，估计感染人数至少在六位数左右。

解读多份医学报告 新冠病毒具有前所未有的特征  4个关键点被替换

《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的最近的一篇医学，对41例临床病例的医学观察报导，1/3的人是需要ICU（加护病房）重症处理的；一半的人以上出现呼吸困难，还有15%的这么高的一个死亡率。那凭着医生的职业的敏感，我马上就感觉到这个疫情非同寻常，可以说是来势汹汹。那出于对父母、亲人还有朋友，以及整个祖国人们的担心，我非常自然的就问自己，那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是呢？为什么它这么毒？那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出身的人，我自然的就是先去查文献。看看科学家们都做了哪些研究。比方说临床的研究，还有分子生物学的基因的研究，这就是科学研究的自然的思路。那我当时找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来自国际顶级医学和生物学期刊发表的文章，比方说《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科学》(Science)杂志、《自然》(Nature)杂志等等。而且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的一线的资料、第一手的资料。而这些中国的科学家来自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所、国家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的专家等等，另外还有武汉的金银潭医院的一线医生等等。那这些数据是非常可信的。

因为这些病毒的序列上传到了一个国际基因的数据库，所以国外学者也非常关注，他们也拿这些序列进行电脑的模拟研究，也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数据。那做这个研究我的宗旨是保持一个客观和公正性，我不受任何其它的非正规渠道的消息的影响，只采用正规渠道发表的论文。那基因检测的技术现在非常成熟，而且是一个“硬数据”，查到的这个序列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真实性、可靠性都非常的高。本着这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大概读了十几篇文献，最后选出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把我所看到的这些文章报导出来的一些现象，总结归纳了一下。我本人拿出来跟大家共享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的探讨，促进学术的交流。

主持人：是，请讲您的发现。

董宇红：比方说，每当科学家发现一种新病毒的时候，他自然的就会把这个病毒拿去分析它的基因序列，这是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通俗的讲，就是追本溯源；看看这个新病毒和已知的病毒之间的序列的差异性有多大？根据它这个序列的相似性来归结归到目前已知的病毒的“门、纲、目、科、属、种”（生物分类法），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思路。我看到的这些论文大部分都指出来：这个武汉的新冠状病毒（2019-nCoV）虽然现在分类到了“冠状病毒”（Coronavirus）这个家族，但是它像是一个“非常新”的成员。即使以最亲近的，所谓的有两颗来自蝙蝠的冠状病毒，很靠近，是最靠近的，也就是说这个家族中的最近的亲戚，比较接近。但是它全基因组序列的相似度仍然不高。这个就让人们，这是让我看到的第一个讯号，让我觉得这个基因，因为基因决定了蛋白质，蛋白质决定了功能。所以基因既然相似度不高，那它可能很多其他方面就要进一步去探寻，所以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疑点所在。

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病毒是一个寄生物，它自己是不能单独的存活的，它必须要在宿主细胞里面才能够生存。那它怎么进入到宿主的细胞里呢？这就需要有一个受体，和这个病毒表面的蛋白相结合。那病毒表面有一个蛋白，这就像钥匙一样，那细胞表面也有一个蛋白，这就像一个受体，所以就像一个锁。钥匙开锁这个原理，就跟这个病毒的表面蛋白跟那个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的原理很相似。病毒跟它受体结合之后，那个受体细胞就发生一种内吞噬的作用 (phagocytosis)，把病毒以及整个病毒颗粒都包进去，叫内吞作用（endocytosis）。这样这个病毒就成功的打入到了宿主的机体的细胞里面去，从而在他（宿主）里面利用这个宿主的细胞的这种结构和蛋白质，这些酶、这些系统进行它（病毒）自己的生命周期和复始。这就是病毒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微生物。正因为它（病毒）的这种攻入细胞内复制的能力，才使得现在抗病毒的药物的这个治疗非常难，开发很难。

那这个冠状病毒它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表面都有一个关键的蛋白叫S蛋白，也就是叫所谓的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这个棘突蛋白是公认的冠状病毒侵入人体细胞的一个表面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在感染宿主的这个亲和力，还有它的发挥毒力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重要的S蛋白。这个蛋白质，我看到的这些论文中，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研究的现象，这个S蛋白的基因片段，和其它这个病毒非S蛋白区域的其它的基因片段非常的不同，序列非常的不同。假设这个病毒的其它的蛋白和其它的同类的冠状病毒，假设是80-90%的相似性，这个S蛋白和其它的基因的冠状病毒的S蛋白的相似性只有70 %，差异非常的明显。而且最关键的在哪里呢？就是这个S蛋白的序列中间有一个让人非常困惑，找不到任何来源的一个中间序列；许多学者都分析分解报导这个序列，大概有几千个bp(base pair)，就是碱基对，这个序列在所有病毒的数据库里都找不到。所以这个也是让人感到非常奇特和惊讶的一个地方。

第三个，这个酵体蛋白S蛋白的基因不同，它蛋白质的结构方面也有一些不同，其中有两篇论文发现S蛋白的，我们知道蛋白质是个三维结构，有些基因表达序列是在里面的这个意义性就不是很大；有一些序列就是在蛋白质的表面，起到跟其它的受体结合的一些关键的位点。这个S蛋白有两篇论文都提到了，在它的表面有关键的四个胺基酸被替换了。而且替换之后，居然它不改变S蛋白和它受体之间的亲合力。其中一篇论文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巴斯德研究所的专家崔杰，还有一篇来自于印度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普拉丹（Pradhan）教授，印度的团队报的是跟HIV结合的一个受体，中国的专家报的是跟ACE2，就是人的血管紧张（收缩）素转化酶2（ACE2）转回系统一个受体的结合力。

我们就说这个基因的突变，尤其是病毒这种基因的突变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突变，这种突变一般都是随机的，没有任何的功能性或者目的性，它是叫漂变（genetic drift），大部分叫漂变，或者叫自然的病毒之间重组。我们看到这种精确的定点突变，能够保证它的受体蛋白的功能，但是它又保证它突变的准确性，这一点让人就很惊讶。这个病毒为什么能够精准去突变？而且能够保持它的功能不变？这个在自然界中出现的概率，不能说没有，但是做为搞病毒的专业的生物学家来讲，观察到这种现象的概率非常的小，非常的小。所以几乎是有两篇文章，几乎都是拒绝了这个病毒是来源于自然重组的，这么一个假设。

主持人：好。因为您讲到这里，我想起在您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您跟另外一个美国科学家James Lyons-Weiler也有了一个通话，那位科学家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这个病毒，但是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谈一下，那位美国科学家的结论和他的依据是什么？

董宇红：这位美国的科学家是长期从事生物基因组分析的一个专家，而且他研究过艾波拉（Ebola）病毒的爆发。他从疫情发生以来就高度的关注这个新冠病毒，自己通过国际共享的病毒序列库，做了很多独立的病毒序列的研究，其实在我写那篇文章之前，他已经在他的博客里面发表了好几篇，关于他独立的一个发现。我也是很巧，就在把自己的文章总结出来的第二天，也读到了他博客的文章，然后马上就联络了这位专家，并且跟他连线沟通，对话大概两个钟头。首先第一点，他也是从基因的序列的分析入手，发现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跟这个病毒（2019-nCoV）的其它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非常不一样。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为什么在这个病毒（2019-nCoV）的基因里头，这么多基因里头只有编码这一个蛋白质的基因会有如此大的序列的差异？这个没有道理。除非是来自于其它的地方，因为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和其它基因组的蛋白差异确实使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十分的与众不同。

他是搞进化生物学的专家，所以看到了这个不同，觉得非常的诧异。他认为的一个最有利的证据，是来自于中国科学家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这个病毒基因序列的报导，这个文章是说，原来假设是这个新冠病毒（2019-nCoV）的基因，是跟已知的一个序列相匹配的。它原来是来自于蛇做了这样一个假设，但是后来这个假设被推翻了，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科学家也是发现了S蛋白里头有一个没有任何匹配的一个基因序列，所以就人为的去假设，可能是跟蛇的一个什么冠状病毒的一个序列，可能有相关性，但是后来这个假设在James博士看来，显然这个假设已经被推翻了，是不成立的。

James博士就继续根据他的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分析方法，去找了一些非病毒来源的序列，把很神秘的这一段序列拿去跟其它非病毒来源的序列做比对。他发现有一种用来做重组SARS，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的研究的载体，叫pShuttle-SN载体的序列非常的接近。什么叫pShuttle呢？Shuttle咱们都知道Shuttle bus(接驳车)；Shuttle顾名思义就是运输工具的意思，就是在基因工程技术里面，它就是把一个物种运到另一个物种的意思，它就像一种基因的运输工具。发明pShuttle-SN的实验室，就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个做SARS基因疫苗蛋白的一个实验室。

所以James博士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他并不认为这个一定就是有意制造的一个生物武器，或者什么的，他不认为可能是这样。但是他的的确确的认为，在我们实验史中，有可能是因为基因重组，可能会产生一些非常危险的病毒，这些病毒就是因为我们把一个病毒的某些序列放到另一个病毒的某些序列上，最后人为的产生出一种人工的重组病毒。人工的重组病毒，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毒性。

主持人：因为我看到有人对这篇文章评论，就是pShuttle插入的痕迹很明显，就像留下了一个指纹一样。是这样吗？

董宇红：对的，这个pShuttle在病毒大类里头，在生物里头是没有的，这个序列是一般是用来做基因重组技术的指令，载体的时候才会用到的。这个就像人的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每一种生物它的基因的某些序列，有些很特别的，特征性的序列也不一样，所以相当于留下了一个“不可抹灭的人工参与的痕迹”。

主持人：所以James博士的结论是什么？

董宇红：James博士结论是：这个新冠病毒（2019-nCoV）有90%~95%的可能性，是由一个“实验室的事件”所引起的。所谓的“实验室事件”就是指人工改造病毒的实验室，就是lab event，而不是一个来自于天然的。

白宫要求科学家研究新冠病毒起源  美国应起主导作用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都是非常重要，虽然说有很多科学的术语我们观众不一定能听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想请您谈一下，现在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在致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的一封信中，要求科学专家“迅速”研究病毒的起源。而且在这封信中提到了一些最近的研究报告，显示出一些很有争议性的东西。您觉得白宫这样的表态，您怎么解读呢？

董宇红：我毫不意外，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一直在期待。因为中国这个疫情是相当严重的，可以说是一场灾难，突如其来的灾难。到现在很多的关于病毒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它（2019-nCoV）是如何传播的？它的基因片段、它的功能蛋白、它的毒性指数，还有动物学实验和临床上的研究都不清楚，数据都不清楚，让人毫无准备。所以每天看到这么多的人去世，是非常痛心的。那么这么重大的一个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是中国，对全球都有可能造成威胁。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有着全世界一流的搞病毒方面的研究，流行病学方面的防控的科学家，它（美国）应该从政府层面正式的关注这件事。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而且它（美国）应该有责任去尽一切努力，帮助中国和世界解决这个问题，平稳地度过这场灾难。

不仅仅希望美国，其他的科学家、有能力的、其它的国家，我都希望它们也能够关注这件事情，甚至也能够派出它们的医生、科学家的专业团队，甚至能够到中国的疫区，来帮助中国的一线医生，包括帮助中国的科学家们来抗击这场疫情。所谓“唇亡齿寒”，中国的危难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中国的灾难就是全世界人们的灾难，中国的问题也将会是全世界人们的问题。

病毒如是人工合成遭泄露  相关者一定要被追责 科技发展应以道德为准绳

主持人：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假设，虽然说听起来难以置信；但是从科学方面您刚才谈到了，真的有科学家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人工干预的结果，甚至实验室的疏失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么大的事件，谁该负责？人们应该怎么应对？

董宇红：这个话题很沉重。我们知道现在生物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基因工程和基因改造的技术环节来了；其实过去的几十年来科学家已经能够用各种各样的基因重组技术来改造病毒、重组病毒，利用这种技术来造新的病毒、新的疫苗或者是研究病毒的某些生物学特性，甚至是基因治疗法来把某些有益的蛋白导入到人体，来做一些基因疗法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对人类有益的事情，而且确实是科学界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辨证”的来讲，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一把双刃剑。比方说我就看到有一些论文，它就用一个基因工程技术制造出一个“嵌合病毒”Chimera (virus)，它把来源于一种野生的病毒的一种很毒性的一个蛋白，嵌合到另外一种已知病毒中去，然后研究移过去的基因编制的蛋白，在新的病毒里面的毒性。这些技术其实都不是为了研究，说白了都是为了做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但是这种新造出来的这些病毒，它有可能毒力更强，而且会造成一些对人类潜在的更大的威胁。

比方说美国的一个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防疫专家Richard Ebright在2015年发表在《自然》期刊上，对于用到这种病毒重组技术造成新病毒的文章就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项工作唯一的影响，就是在实验室中制造一种新的非自然的风险。这就关系到新冠病毒（2019-nCoV）的肺炎，刚才提到的James博士他有一个假说，他就认为：有可能是跟SARS的疫苗的研究有关系，跟它（2019-nCoV）关联起来。因为SARS疫苗也是用基因重组技术做出来的，我们先不去追究这个病毒到底是为了甚么目的，是出于科学的动机也好，或者任何动机也好，怎么造出来的也好；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实验室”既然造出来，它就要负责任，就要确保有毒性的病毒不能够随意地泄漏。如果一旦“泄漏”，对公众造成的影响将会是非常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我认为科学的发展固然非常重要，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科技的良性的发展也要建立在一个对人类有益的、甚至维系人类的基本道德的这么一个层面上。否则的话，如果只是一昧的发展科技，而忽视人类的基本道德建设的话，那看似繁荣的科技发展却会隐藏巨大的危机。甚至人类会因为自己的科技过度发展而吞食苦果。

主持人：是，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我觉得值得人们思考。我想接着问您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一次的疫情中，我们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现象，就是在各个地方都会看到有人突然倒地；我们看到街上频频发生，网上流传的视频也满多。这让人觉得非常惊骇，这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些突然倒地，背后有可能是甚么原因造成的？这些突然倒地的人是昏迷了，还是死亡了呢？

董宇红：我也是看到了这些视频，非常多，大概至少有十几个吧，这个现象让我感到非常的触目惊心，从医在医院工作大概6年，非典（SARS）期间也见识了当时的疫情，在我的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这种现象。从这些录像上来看，这些人都是手里提着购物袋或者拿着行李箱，或者甚至就在公共场所，做他的工作，突然一下子⋯⋯，录像里表明他就倒下去了。甚至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也没有发生甚么⋯⋯。

主持人：也没有挣扎。

董宇红：对，也没有挣扎，不像是疼痛或者一种痉挛，或者是肌肉的抽搐甚么的，局部的肌肉的痉挛造成的一种行动的障碍。而更像是一种心脏或者是肺脏功能直接的衰竭，所谓的“心肺功能衰竭”。因为人死之前是两个脏器衰竭了，一个就是心脏，一个就是肺脏。心脏不能工作了，没有办法把血液输送到全身；那肺呢，不能进气、不能出气，没有办法把氧气输送到全身。这两个脏器如果是同时衰竭，这个人就可以定为死亡了，就是死亡。我不能下定论，现在数据太少，其实需要尸检报告。

第一，我们需要这些猝死这些案例，最好当局就是中国的卫生当局提供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最少要做几十例尸检的报告，得出一个到底他们是哪些脏器的原因，这个是要做尸检、要查明的。第二，从简单的急诊医生急救医学的常识，分析出心肺功能的衰竭，另外从《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的这个临床研究的观察来看。这个病毒（2019-nCoV）有一半以上感染这个病毒的病人，都有呼吸困难，有12%出现急性心脏的损伤，那病人有60 %几，出现急性淋巴细胞的减少。那多半是由于这个细胞因子，还有很多的细胞因子释放到血液中。这个细胞因子，说白了就像炮弹一样，它可以攻击全身各个脏器的细胞，导致全身多脏器功能的衰竭。所以这个病情这么重，看起来是跟这个临床观察的研究，看起来还是比较有关联的，比较接近的。但是总而言之，太触目惊心，太痛心，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猝死现象。所以只能说是我个人一些的粗浅的认识，希望科学研究的正式报告出来，才能够得出进一步的判断吧！

不断发现有关病毒的新现象 这是个什么样的病毒？

主持人：好的，说到这我也想请您谈一下，这个病毒（2019-nCoV）本身，因为我们最近有看到有关这个病毒的一些新的发现不断的出现，甚至可以说是不断的变异。比如有报导说：不戴口罩几十秒就能传染；还有什么无症状传播、母婴传染、包括现在中共官方承认它可以通过过气溶胶（aerosol）传染⋯⋯。这个病毒（2019-nCoV）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毒，从您病毒学专家的角度来看？

董宇红：一个病毒对人体的危害性主要有二方面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就是“传播性”或者叫“传染力”，也就是在人群中扩散的能力，感染人的速度和能力。第二个就是它的“毒性”。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新冠病毒（2019-nCoV）的传播性。那我们从已知的来自中共政府官方的这个声明，它们已经正式承认，这个病毒有二个传播的途径。第一，就是跟SARS很相似的飞沫传播。所谓的“飞沫传播”就是指病人感染这个病毒的病人，他呼吸道口腔或鼻腔出来的飞沫。这个小的飞沫它飘浮在空气中，那一般来说就是离这个病人比较近的人会比较容易传染上。另外一种就是“接触”，就是直接跟手。因为这个飞沫既然能传播到外面，那这个病人本身的身体各个部位可能也沾上了这个病毒的飞沫。那别人跟他（患者）去握手可能也会通过这种直接的接触，把这个病毒带到他（接触者）的身上。所以这是跟SARS当时也是主要靠这个方式传播，这是跟距离有关联的。这叫“近距离接触范围”。一般是5米到10米左右的这个范围的飞沫传播。

那这个新冠病毒（2019-nCoV）它可怕在哪里呢？它还有一种传播方式，叫作“无接触的传播”，这是中共政府官方的陈述。“无接触的传播”是什么呢？它在飞沫里面会形成一种气溶胶（aerosol），就混合在空气中悬浮在空气中，成为很小的这种气溶胶（aerosol）的颗粒，随着空气的流动或者是风飘向更远的地方。那这种气溶胶的传播，它就跟距离近距离接触没有关联了，那它就可以播散到很远。这个换句话就是说，它（2019-nCoV）可以“远距离传播”。这个我们联想到现在疫情扩散的速度，还有这个公众的恐慌。其实这个气溶胶（aerosol）的传播是可以解释它（2019-nCoV）的传播的能力的。

主持人：您说的远距离传播大概会有多远，有一个估计值吗？

董宇红：目前在我接触过的传染性的病毒的病例中，我好像还没有见过这种远距离气溶胶（aerosol）传播的案例。所以现在不好讲，但是它肯定是比近距离的个位数的米要大得多。所以当时武汉为什么封城？为什么不说我们就先戒严一下，把一些关键的地方如医院把它给封锁起来就行了？而是一下子就“封城”了？我们就可以想像到可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个病毒传播力太广、太有力了，或者说太强悍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距离会很远，那几十米几百米甚至更远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去控制的。

那这个病毒（2019-nCoV）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人传人非常强，另外它在潜伏期就可以传播。因为我们搞传染病的一般都知道，一般病毒性的传染病它是要在发病期，有症状的时候它才有传染性。因为在发病期的时候病毒在体内的毒性含量相对的数量是最多的，那在这个时候它才可以传播。可是这个新冠病毒（2019-nCoV）它在潜伏期就可以传播。那换句话说，很多人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到底带没带这个病毒。这就给疾病的筛查、防控带来非常大的难度。你就没有办法去监控这个病毒，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你总不能说把每个人都拿来查一遍，那会增加相当大的卫生部门的压力。所以这是它（2019-nCoV）的传播力。第二个，根据它这么严重的临床表现。这个病毒显示了相当大的毒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临床的“危重病例比例高”，病死率高。我记得SARS当时的病死率大概是9.3%，然后根据最近《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的这个41例的病史例报导，病死率是15%；而且重症、无症状的患者突然死亡。这些都是这个病毒对人的危害和毒性比较大的这几个地方。

另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患者，他的血液淋巴细胞的下降，有63%的患者，那这些都是临床上表现不一样的地方。那既然它（2019-nCoV）毒性大，毒性是来自于病毒的蛋白质的功能和特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又提到了，研究这个病毒基因的重要性。因为Ｓ蛋白它是决定这个病毒的传播力，就是这个Ｓ蛋白使得这个病毒能够绑定到人体的细胞中去，那决定了它的传播力，也决定了这个病毒的毒性。所以一定要大力的开展这方面的去研究，到底是哪些蛋白质导致它的毒性？跟哪些受体？哪些细胞去结合？导致它这么大的传染性和毒性。这是一定要搞清楚的。

主持人：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做为一位医生和科学家，您怎么看中共政府近来对这个疫情的处理和应对。另外总的来说，您怎么看这次疫情？

董宇红：我们实事求是的承认吧。中国其实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一个危机和灾难。中国（共）政府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公开数据，把它知道的这些病例、这些研究给它公开，向国际社会公开。只有这样国际社会上的科学家、医生，还有各国的资源才能帮得上忙。这个全新的病毒对人类造成了这么大的威胁，而且现在对这个病毒本身的基本的生物学的特性都没有认识清楚。我们中国有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现在对这个敌人，这个新冠病毒（2019-nCoV）连它本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毒学的特性？它的毒性特征、它的来源，包括它最初的来源、它的传播力、传染性、对人的各种器官组织的危害，这些都不清楚。那我们就无从下手，在防治上，只能根据传染病防制的基本原则。隔离保护，保护易感者，隔离，然后切断传播途径。但是对这个病毒本身来讲，那我们毫不清楚对这些情况。所以希望这些数据能够尽可能的去公开。

并且要接纳国际社会的援助、人道主义的援助。尤其是现在这个病例，我前二天看到的这个病例，还处在一个（上升阶段）。衡量一个传染病是否平稳，要看它的每日新发病例是否还在增长。那现在是每日的新发病例还在以千位数的数字在增长，那现在这个病情还在上升中。那这个感染的病例到底有多少？有多少是带毒者？有多少是轻症感染者？有多少是中等程度？有多少是重症？⋯⋯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有救治情况，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死亡原因？⋯⋯等等等等。所以这是一个艰巨的一个抗灾工程，一个艰巨的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全世界的医生和政府相关人员来共同解决的一个课题。不是中国，我呼吁世界上有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的在做科研的同时。我也呼吁中国（共）政府能够把疾病防控真实的资料和数据，公开发表到全世界的数据库去。实事求是的接纳国际社会的援助和帮助。

主持人：好的。

董宇红：另外呢，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而且事关重大。做为一个医生来讲，医生的责任就是救死扶伤，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珍视的，都是非常宝贵的。那中国发生的这场灾难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场检验，每一人都会面临一个选择，我们需要公开透明所有的资料，需要重建公道和正义。更需要唤醒人们的道德和良知，因为只有那才是人们唯一的出路。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董宇红博士。您说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中共政府还没有接纳美国的专家去中国，那我们希望能像您所说的，能够有这种透明公开的资讯。另外我们也希望全球相关的科学家，医学界的人士，更多的、更快的了解这个病毒的情况。那董博士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请您再上我们的节目，就势态的进一步的发展，请您再做解读。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连线，谢谢您！

董宇红：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事件，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