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5月08日讯】《有冇搞错》。5月7日。
今年“五一”，香港人过了一个“属于香港人的五一黄金周”。有香港市民解释说，“五一”，代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黄”则代表亲民主派、支持抗争的“黄店”，合起来，叫作五一黄金周。
这个黄金周，有超过2300个香港小店黄店。有的商铺，主要是餐馆，顾客如果喊反送中口号，或举起五一手势，就可以享受折扣。到5月4日，估计有超过40万香港市民响应，创造了超过1亿港元营业额。
很多“黄店”门前大排长龙，而且不是只集中在几间有名的“黄店”。
一名家住元朗的28岁女子说，她在黄店消费更开心，“感觉大家在同一条船，身边的人理念一致，吃饭聊天谈到政治也不用顾虑。”但她也说，消费时不会只问政治立场，也会考虑品质、服务态度和店内环境等。
中联办5月2日以发言人名义发表文章，声称炒作“黄色经济圈”，是“罔顾自由市场规则、人为制造社会撕裂”、是一种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同归于尽）。
中联办的文章说，2020年全球大学影响力排行榜中，香港多家大学均有较大幅度下跌，香港大学从去年的第10位暴跌至41位。
香港大学排名下降，首先是学术自由受到压制，大学由政府控制，而且和过去这二十年，香港大学和中国大陆的大学进行全面合作有关。这些，和反送中运动有多少关系？
中联办的文章还说啦，香港交通运输、餐饮零售、旅游服务等行业，更是惨澹萧条，尖沙咀、旺角、铜锣湾和中环四大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铺成行连片，冷清场景为数十年所未见。所以它说，这是“黑暴揽炒”给普通市民带来清灰冷灶之困苦，是愈演愈烈的“关闭潮”“失业潮”的罪魁祸首。
这个可以再搞笑一些吗？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黑暴，今天穿了黑衫，但如果我是，我会很自豪，因为今年交通运输、餐饮零售、旅游服务惨澹萧条，商业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无一例外，中国所有城市都是这样，还不止这样，全球都是，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罗马，我有这么厉害？难道不该自我得意一下吗？
是不是很搞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在美国，有些店主要是白人买，有些店主要是黑人买，当然有些店主要是亚裔人去光顾。中国、香港也都是这样的。
谁去什么地方消费，是他的自由。
这个和言论自由一样，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是逼你非要说别人的话。新闻自由也是如此，媒体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非要表达别人的观点。
这里说的自由，主要约束公权力，不是个人。
黄色经济也是，没人逼着大家非去黄店，个人消费个人选择。只有政府，或者那些有权有钱有势的，才会破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或者是市场自由。
所以，说黄色经济破坏自由市场原则，这是典型的指鹿为马，胡说八道，广东话说屙不出屎赖地硬。香港经济进入大萧条，和全世界原因一样，是因为武汉中共肺炎，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中联办这种颠倒黑白，胡说八道，我们一点不奇怪，因为过去七十多年，中共正常说人话的时间不多，大部分都是这么讲话的，所以大家习惯了。
再看一下，中联办说，一些反对派政客为在立法会选举中多捞席位，罔顾自由市场规则，极力炒作所谓的“黄色经济圈”，人为制造社会撕裂，不择手段滋扰、破坏无辜商户，是一种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
这个说到重点了。
我住的附近有一家日本餐，是着名的蓝店。前些年生意一直不错的，还要排队。现在很惨，差不多可以说是门可罗雀。每次经过我都会看一下里面，大部分时间只有两三个客。店员要开始在门外派传单，给折扣，但没什么用。
其它的，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金铺，满街都是他们家的，老板不提名字了，反正是着名亲共的商人。这些天每次经过，看进去都没有客人。还有名牌店、奢侈品店、化妆品、药店什么的，生意确实很差。不过这些店，都是做游客生意为主，疫情之下，游客基本上都没有了，当然生意受损，和反送中没有什么关系，和黄色经济圈更是丝毫没有关系了。
比如澳门，上个月整个月赌场只有7亿多生意，比去年一天的生意还少，难道是黄丝不去赌博造成的吗？中联办是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呀？
我们说黄色经济圈的兴起，是中联办关注的重点。因为中联办，或者咱们干脆叫他们香港市委吧，名正言顺好不好，他们所有的既得利益，和蓝丝蓝店密不可分。那些大富豪，李嘉诚这种级别的，香港市委拿他们其实没什么办法，也惹不起，因为这些人在北京、在中央都有自己的门路，后台有时候可以很硬的。但那些小富豪，餐馆、出租车公司、中小型的房地产企业、中小商家，这些才是中联办，也就是香港市委的主要财源。
有点像是中国大陆城市，大的中央级企业，根本可以无视本地政府，所以本地政府通常会大力支持本地中小企业，当然中小企业也要投桃报李，大家一起闷声发大财。
中联办也好，港澳办也好，本地中小蓝色企业是他们的重点。所以香港的黄色经济圈，就踩到中联办他们的尾巴上了，他们大声喊叫起来是不是就正常合理了。
其实，要说把经商、企业和经济染上政治颜色加以区别对待，中共是擅长，也最经常使用。过去十年，中共煽动的制裁和杯葛外国货，起码有好几次吧。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印度、台湾都被制裁杯葛过，连什么都制造不出来的菲律宾，也被杯葛他们的香蕉。
前两年，每次都有外企网站因为把台湾、香港列在其它国家中，遭到中共严厉批判，包括航空公司在内，很多企业都会道歉，改网站。
而且，大部分时候，不是顾客杯葛，而是中国政府直截了当切断他们的生意。说“罔顾自由市场规则、人为制造社会撕裂”，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比中共更严重的吗？
中资企业媒体的广告，有一次上过《蘋果》、大纪元这些媒体吗？
去年，卖瓶装水的宝矿力，从TVB撤了广告。梁振英在社群平台脸书上发文：“呼吁全国消费者，全面抵制宝矿力。”他说的全国，当然是大陆了。
梁振英一直和《蘋果日报》打仗。他每天在脸书上公布《蘋果日报》的全版广告商的名称，向广告商施压。如果《蘋果》当天没有全版广告，他会发文消遣。
还有人组织团队，专门打电话去《蘋果》的广告客户那里，当然这种待遇，大纪元已经“享受”了十多年了。
这是不是撕裂社会？是不是肆意破坏自由市场原则？
梁振英是政协副主席，属于国家领导人，他是代表他自己呢？还是代表中共在香港撕裂社会？
当时这个TVB的广告风波，中共直接控制的《文汇报》，引述那些亲中商家，说了很多好笑的话。香港工商总会主席王庭聪说，在面对政治事件上，企业受压或偏帮“对社会已造成很坏的影响”。香港钻石总会胡剑江说：利用抽广告手段去针对本地传媒机构，行为等同攻击，实属不义。
梁副主席，一直都在撕裂社会，是不是影响很坏？等同攻击？实属不义？
别说媒体了。
我有一个朋友，是香港居民。他捐钱给和法轮功有关的神韵艺术团，这位朋友不是法轮功，起码捐钱的时候不是，只是觉得神韵演出非常漂亮，推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他很喜欢。
结果他回大陆的时候被抓起来了。因为他有和大陆做生意，所以共产党拼命找他的纰漏，最后硬是做假证，砌他生猪肉，说他偷税漏税、罚款，然后判刑五年，在大陆坐了五年监狱。
香港大纪元有工作人员，除了（在）大纪元（工作）还做些生意。前年，一个大陆生意人，因为和她做生意被调查，后来跑去国外了。这是不是制造社会撕裂？
2016年到2018年，我还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派驻香港。我们在湾仔的办公大楼到期，到处去找新办公室。记得我们看中一个地方，价钱、地点都很合适，租约签下来，最后被那个大业主否决了。那个大业主是中共的政协委员，一看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吓得赶快找个理由反水。这个压力是哪里来的，我们给足租金，而且因为不受市场波动影响，租金非常有保障，风险比一般商业机构小多了，他为什么不敢租给我们？怕什么？是谁罔顾自由市场规则？
香港各个社区，各个屋村里面，政治人物、议员，包括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办公室，建制派的就容易租到，泛民的就难租到，是谁在分颜色？谁肆意撕裂社会？
去年，有一间网媒《寒冬》（Bitter Winter）报导说，广东省内，对于和香港客户来往的中小型企业，展开了严格的政治立场审查，以防港独分子和这些企业勾结。但不少大陆公司却认为，中共这样严格的维稳审查措施，才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报导引述大陆沿海地区一间厂商的员工指，今年10月该厂曾被公安查问有关香港客户的姓名、年龄、地址、政治立场、货物状况等资料，“我问为什么小厂也要查？警察说大企业都有党支部，一举一动都被政府盯着，小厂反而很难监管，因此才要这样查。”他还表示，公安还拿走了该厂从6月开始接到的所有订单记录，而6月正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的时候。
该名员工又透露，他和香港人接触过后，总感觉香港民主运动和政府对外宣传的内容并不一样，而且香港人在讨论到这件事时总是很小心，虽然听得出来是支持抗争活动的，但不敢说得太白以免被中共报复。
另一名在广东做生意的张女士表示，中共针对香港的稳控措施令一些有涉港业务的商户蒙受损失。从6月开始，她数次透过香港一间银行给客户转帐，却因手机收不到来自该行的验证码，无法转帐。银行方面表示，很多客户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该行正常发出验证码，但被大陆电信公司封锁。
张女士说：“由于钱款没有及时转出，客户对我们不太信任了，要求我们先转帐过去，才愿意跟我们交易，这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真搞不懂验证码又不是敏感讯息，为什么要屏蔽？”
另外，由于海关针对出口香港地区的货物强加查验，导致发货速度明显变慢，各个环节下来，客户要延迟一周才能收到货，这也让他们这类小商店生意越来越难做。
曾在东莞设厂、现已将生意迁往柬埔寨的香港厂商兼网台时事评论员杰斯，接受香港《蘋果》电话访问时指出，有关大陆公安向厂家查问香港客户资料的传闻相当可信，因为大陆公安一向都是这样做事，并指此举不外是要恐吓大陆的厂商不要随意接单，以及透过不同管道“收集资料”。就像过去每逢香港爆发社会运动、纪念六四或5年前的雨伞运动，一些被怀疑用作抗争或宣传的物品订单，大陆有关部门都会特别感兴趣，想追查订货的背后团体或组织底细。
中共过去二十年发明了新的镇压和所谓维稳新模式。简单说，就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因为太敏感，不好说，就找一个经济问题或者治安问题，比如偷税漏税，或者比如说什么嫖妓，抓起来判刑。
但一个人是经济问题，比如拆迁不接受赔款，认为太少，或者是做生意发生纠纷，和官方闹起来了，那就安上一个政治罪名，比如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了，那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如果拿了别人的救济，那就是被境外势力收买，勾结了境外势力，抓起来判刑。
在中国大陆，没有什么纯粹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一个是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基础，分不开。所以共产党在此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合起来一起处理的。
中共镇压法轮功，提出三个目标：名誉上搞臭（这是宣传），经济上搞垮（这是经济），肉体上消灭（这就是直接暴力）。从来不分的，从来没有分开过。
所以中共对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极为敏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知道经济上的影响力，对政治可以产生多大的作用。
中共这种破坏自由市场原则、撕裂社会的政策，中共在大陆已经执行了70多年了，在香港同样做了70年了，97前这么干，97后同样这么干的，以后中共也好，港共也好，会一直这么做下去。
但它不希望香港市民这么做，因为一旦有了黄色经济圈，就有了所谓经济基础，抗争和抗议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援，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制下去。
这才是中共最担心的。套用毛主席的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看来，黄色经济圈，香港人是选对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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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