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5月09日讯】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于2018年1月被抓捕后，至今两年多音讯全无。余文生妻多次从北京去1,600里以外的徐州为丈夫的事奔走营救，但没有余文生案的任何信息，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就像中国没有这个人一样。
帮助709律师维权的余文生律师，于2018年1月被北京警方抓捕后，被移送到了距离北京1,600里（约800公里）外的江苏徐州。蘋果日报报导，两年多内，妻子许艳奔波两地40多次，吃尽了闭门羹，给各司法部门发过300多封信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只得到“决定不了”、“没有立案”等冷冰冰的回应，维权之难让她慨叹“中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余文生案去年5月在没有知会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审，事隔一年仍没有判决，许艳坦承已作好最坏打算。
许艳在接受蘋果日报采访时说：“我和余文生律师结婚17年了，我对他的为人和做事方式和工作，我都是很信任的。他都是依法办事，我100%相信。”
身为柔弱女子的许艳，选择走上了这条维权路，凌晨5时，冬天的北京天色未亮、马路上没有人的时候，她已在风中雪中向高铁站出发，一边哭一边走，只为了乘坐最早一班高铁到徐州。到了徐州，两辆车在前后一直紧跟着，上面全是中共国保警察。
这段北京到徐州的1,600里距离，她至少走了42次；再加上到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部门，奔波现场算起来有60次，意味着平均每20天跑一趟，她一去就留三天，读法律出身的许艳还给中共各级监督部门写了300份材料和信件，堆起来厚厚一叠如小说，“徐州市的检察院，一次就发十几份，江苏省最高法（院）、人大代表、律协、司法局，能想到的都发了”。
但任她多次奔波，这座城市总是让她深深失望。“没有余文生案的立案讯息”、“不知道”、“决定不了”……没有回音，吃尽了闭门羹，就连给丈夫一次次汇款也好像毫无动静，一切都是否定的答案。
“709律师在百度都能搜到一些讯息，但到网路上搜余文生，没有任何信息，等于是中国网站完全把他这个人屏蔽了，就相当于中国没有这个人一样。”，许艳说。有关余文生维权的微信群组也一个个被封，想在微信发一篇帖文，“只要有余文生三个字就发不出去，要在他名字中间加一个符号（避开审查）”。
后来不止名字，屏蔽的词越来越多：“不知道哪一个字被屏蔽，慢慢找这个词找那个词。”人权？释放？非法开庭？好像在字海里捞针。修改、上传、等待，然后再失败，发布一篇简单帖文少则也三、五次，最多要改20次。加上近两三年内地网路空间的收窄，许多异见人士连发个帖文也有压力，支援变得尤为困难，又是一次否定。
伴随而来的还有维权家属的“标准配置”：半夜急促的敲门声、随时随地的传唤、搬进附近居所的监控人员。20多个大汉子不时冲进门搜家，还三次以“煽动罪”的名义传唤许艳，坐老虎椅、扒光衣服检查，这在维权家属身上恐怕是前所未有。家中的孩子也渐渐变得缺乏安全感，一放学回家就关上门，还在睡觉的床边筑起了“围栏”。既是余太太，又是孩子他妈，早期的许艳一直哭，出门时腿在发抖。
但后来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他要打压，我没有办法，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害怕。整个过程我只有抗争的性质，我不服。我就觉得你不该把他关押，你就应该把他释放！”有次被传唤到派出所逾10小时，她竟然不小心在椅子上睡了，连警察也嘲弄：“你这还能睡着呀？”她理直气壮，有时反倒是徐州警察或法院人员理亏，就连正眼看着她也不敢。
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在送儿子上学时遭北京警方抓捕。2018年1月27日，余文生被当局转移到徐州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4月19日，余文生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被关押在徐州市看守所。他的家人、朋友和辩护律师，至今无人见到过他，使其与外界完全失联。
2019年5月9日，余文生被秘密开庭审判，但一年之后，司法当局既没有判决也没有释放余文生。
许艳曾表示，“中共政府这种处理方式，既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又极其残酷不人道。”
余文生律师失去自由至今900多天了，并无任何一次会见律师和妻子许艳的机会。但在许艳和维权人士的努力之下，余文生律师的案件和中国人权问题得到一些国际关注。
2019年11月4日，许艳与欧盟、英国、德国、加拿大、瑞士、荷兰等多位驻华大使馆官员会面，请求西方国家能够帮助余文生获得自由。11月6日，许艳再与到访北京的法国外交部长伊夫‧勒德里昂、法国新任驻华大使罗梁、法国驻华使馆人权官员等人会面。12月27日，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会面，讲述余文生的遭遇，美国大使馆官员表示将持续关注此案。
现年53岁的余文生为北京知名人权律师，曾代理包括法轮功案在内的宗教迫害及其他多起人权案件；余文生在2014年因声援香港“占中”，被当局羁押99天，遭到酷刑迫害。他并曾任709案被捕的王全璋律师的辩护律师。2018年1月15日，余文生被当局注销执业证，同月19日，被北京警方抓捕，4月19日，被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妨害公务罪”批捕。
（记者刘明焕报导/责任编辑：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