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张灿辉：中共伪装成中国 摧毁中华文化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5月19日讯】中共利用中国文化搞统战，已被世界各国看清，多国孔子学院被关闭就是显着例子。今年高中文凭试（DSE）历史科一条试题要求考生评述是否认同“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说法，被教育局及中共官媒批为伤害国民感情及尊严，引起轩然大波。

曾任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张灿辉教授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栏目专访时，表达对中共意图以洗脑取代香港教育的愤怒与悲哀。他指出中共将自己伪装成“中国”，动辄代表“所有中华儿女”，其实专门摧毁中国文化。他也勉励知识界以先贤为榜样，担起自己的责任。

上周五（15日）教育局要求取消上述试题并派工作组调查考评局。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称，1900年至1945年日本“对中国只有弊，没有任何利”，因此这条题目“没有讨论空间”。

其后，有消息指考评局负责通识科的两名经理辞职，分别是评核发展部高级经理卢家耀，及评核发展经理梁紫艳。其中卢家耀因为曾在个人脸书（Facebook）发表“林郑滚蛋”及上载游行图片被红媒批斗。

继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在脸书发文后，中共官方新华社也在15日发表评论《香港必须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新教育体制》，重提林郑之教育不能成为“无掩鸡笼”之说，要求特区政府“根治香港教育‘顽疾’”。

为说明共产党的“教育”与香港教育的异同，张灿辉讲了奥维尔（George Orwell）小说《1984》中的故事。当拷问者在男主角温斯顿面前伸出四根手指，问他：“这是几根手指？”温斯顿答：“四根。”被电击。温斯顿改口说：“五根。”再被电击。直到温斯顿完全丧失思考辨别能力，不管自己看到什么，说出的只是拷问者想让他说的数字。

张灿辉表示，教育的愿望本来是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分辨是非，懂得分析资料而做出自己的判断。而共产党教育是预先设定“善”与“恶”、“真”与“假”，如学生讲的不符合设定就是错。在共产党教育中“真相不是我们要思考、反省得到的，真相是预先给的”。

如今的香港正在沦落到如此地步。当特首林郑月娥做关于监警会的报告，背景板上写着“香港的真相”。张灿辉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讽刺，她正在讲的是香港的假象。”

张灿辉说，现在的香港是“群丑乱舞”，“黑警说我们市民是‘曱甴’，特首说我们的教育是‘无掩鸡笼’。教育界老师、学生都是鸡？这是最大侮辱。”他续指，林郑“可以在口中讲这样的话，她还有什么公信？”

张灿辉还提到，近期亲共媒体以各种谎言污蔑香港教育。譬如，上个月有左报批评中文大学通识课“中国文化要义”试题煽动仇警，因引述一警长所说“你这样是不会让我惊的”，要学生用法家思想批评。他说，该报称美国操纵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说法来自2012年浸会大学研究《香港蓝皮书》，早已被证实是假消息，浸会大学已收回该项研究并道歉。而左报重炒这一说法，“睁大眼睛说瞎话”。

对于中共动辄以代表“14亿人”、“所有中华儿女”自居，藉口“国民感情”打压教育、学术，张灿辉表示，这种假大空说法正体现共产党“罔顾每个人的独特的人格、个性”。

他质问：“你真的觉得14亿人都这样想吗？既然这样试一次公投啊？”

张灿辉表示，中共代表不了中国。1949年出生的他问道：“共产党（统治）有多少年？70年，与我一样。你估它会长久下去吗？”他续说，在中共病毒疫情后，在国内国外的不满中，不知中共还能捱过几个月。

而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与70年的中共统治不可相提并论。“譬如我们讲广东话，我们看唐诗宋词，我们看古代的思想家，这些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只会将民族文化毁灭。”

他又指，中共最近利用中国文化来搞统战，已经被世界各国看清，多国孔子学院被关闭就是显着一例。“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里面怎么摧毁中国文化。后来（共产党）觉得不行了，就找一些圣人出来涂脂抹粉，好像孔子学院，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笑话。它以为德国有歌德学院，中国有孔子学院，但是德国的歌德学院不是搞统战的。”

“中国不等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至少在我们当今世界，中国还有中华民国。”张灿辉表示，由孙中山等革命者推翻满清，建立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实现了革命先烈追求的自由、民主理想。

张灿辉说，在香港，“大学教育成为生意，知识成为买卖的商品，老师就是大学雇用的伙计。”在大学里，老师只要教学评核好，每年出版一两篇学术论文就够了，除此之外不需要去关心香港、关心文化问题。如果“不平则鸣”，可能会在续任、升职等方面受到打压。但是知识界是否甘心就此跪下臣服呢？

在充满危机的时代，张灿辉说，他想到中文大学哲学系前辈老师的榜样。曾任教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唐君毅、牟宗三、劳思光，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占据大陆的民族危亡关头，来到香港，为中华文化寻找出路。

“劳思光先生告诉我们，要小心共产党，不要做帮凶。”张灿辉说，虽在学术界的朋友中很多人还记得前辈的风骨，但是心中有一种无能为力的郁结之感。“孙中山讲三民主义，民生、民族、民权，但我们现在听到的香港三民主义，是顺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讲，移民，我走不了；顺民，我不愿做；暴民，又不够胆，那怎么办呢？”

他勉励学者效法先贤的榜样，在强权压顶的危机中思考、反省，为学生、为学术负起责任。“因安逸的梦已从我们的生活中过去了。”当下的危机，其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反省，怎样增加力量，“怎样可以对学生、对我们的学术负责任。”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者，我们没有一个大台。”张灿辉强调，在港人反抗共产极权运动中，“每个人要信的就是自己的良心”。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记者：最近考评局历史学科的考卷受到很大的争议，怎么看？

张灿辉：我看到、听到这两天发生的事，觉得真是很悲哀，一方面也愤怒。历史科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很多位朋友，比如教协写了很多文章，讲题目的内涵，讲1900年到1945年，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等等，是否利多于弊等等。随着很多反、正的东西，其实毛泽东也讲了很多正面的东西。但这问题不在这里，如果作为一个理性学术上讨论的时候，你讲出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是错误的，或者说有很多是另一种看法的。

我们一直讲教育的目标、宗旨，是希望学生懂得独立思考，其实这是整个中学通识教育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宗旨，能够懂得分析，懂得从一切资料里，去处理、去分析，然后做一个独立的评估等等。

经常听到很多人说，教育是要教人思想，想东西。但慢慢发觉，希望教到可以明辨是非，理解真假，这种教育的良好意愿，也是我们一直在办教育时的希望。但现在慢慢看到，我们的一些当权者，不是希望我们明辨是非，不是希望我们能够分析真假。而是要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知道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假，而真和善是早已预定的。也就是说，他们考试里的问题，全部是不相关的，irrelevant没有关系的。他觉得，如果你讲的东西不符合他说的，他不相信的东西，就说是错的。

我很多朋友提到，现在的程度，就好像奥维尔的小说《一九八四》里说的，当温斯顿被别人，即拷问者，递4只手指出来问他，“几只手指？”他说：“4只”，电他；“说5只”，电他。那你说是什么？不是说什么就是什么，是聼我的话。给4只手指时，我说5只，你就要说5只；说6只，你就说6只。也就是说，真相不是我们要思考、反省得到的，真相是预先给的。

林郑在监警会的报告，后面写着“香港真相”。我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讽刺，她说香港真相，她正在讲的是香港假相。如果希望知道真相的话，就不可以聼她说。看到她和其他的一些官员是群妖群丑乱舞。

现在中联办出了声，香港政府其实基本上是听话而已。我想一个人，一个所谓我们的领袖，都要有一些修养。当黑警说我们的市民是蟑螂的时候，一个特首会说我们的教育是冇厣鸡笼（自把自为）。我想如果在任何地方，这是一个最侮辱性的言语。冇厣鸡笼（自把自为）是指什么？即我们教育界的老师、学生都是鸡？这是最大的侮辱。

她至少读过大学，我不知道她读过什么，或者她读过社会学，她有没有社会学训练我不知道，但可以在口中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她还有什么公信？还有什么她讲的东西我们能够听得入耳？所以，她越讲，等于我们以前看大陆的报纸一样，《人民日报》一样，它讲A，其实不是讲A，她越讲真相，其实就是没有真相。这使得我们整个社会，整个香港以前相信的，即真理的公开性，真相可以看到，我们的法治里，我们的冲突里，有什么真正的后面的原因，都没有了，全部都遗失了。唯一有的是，一步一步的继续打压，继续强权，继续一个完全的威权社会。我想，他们真的很怨恨，或者邓小平为什么要搞一国两制？从头到尾一国一制就好啦，是不是？

记者：这次考评局的争议，引发打压学术自由的忧虑。其实，打压学术自由不是今天开始的。中大早前也有些争议？

张灿辉：上个月有人发现，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科讲的历史，“中国文化要义”中的一条题目，是用一个警长讲的话，然后叫同学用法家的思想去批评。被拿出来讲，说我们的题目中有仇警意识。但其实可以看到，在4月17日，《大公报》一开始就说，美国在中文大学是以中美中心操纵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说是荼毒学生，为害极大。

我听到这句话，这当然是睁大眼睛说假话，早前我们香港政府里的官员，睁大眼睛说假话。他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2012年在浸会大学里有一个研究，是关于香港教育，叫做香港蓝皮书。里面有一章讲到，他说中文大学在过去这么多年的通识改革里，是美国人渗入了中文大学里，操纵我们的课程设计等等。那时刚好我退休一年了，加上我在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里，处理了很多年，我知道这当然是讲假话。我记得我们是向当局反映，强烈抗议。使得浸会大学里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证明他们这个主持人，就是负责调查的人是讲假话，是错误的，并向我们道歉了。那这件事完全是错的，是完全没有任何证据的，居然还可以拿出来讲。

我想这些东西，他们存着，有一天就慢慢开始向我们开刀。从现在看到的香港的情况，看到监警会，看到我们的考试科，看到612“暴动”的问题，看他怎么去DQ（取消资格）郭荣铿。就是说，在法律界，在整个司法问题，在我们的教育问题，我们相信、还以为一些是公义的，希望通过监警会，希望有对于我们在过去一年里，这么多的事件里，有一点点的方向感，就是我们重新要调查。但他们说，这些全都是对的。有什么好说呢？当然，没得讲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的强权世界就是这样，他抓着权力，他们有枪，他们有他们的绝对威权，就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

当然，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我们完全就甘心跪下呢？要臣服呢？如果一些东西，说自己讲真相，其实是讲假话，如果她觉得这样做根本没问题的话，其实有很多问题。

现在，实际上我们的教育荼毒了我们无数的青年，但为什么这些青年人在过去一年里这样出来呢？大学生、中学生，我们见到的朋友中，有他们的家长，和他们的子弟一样，他们对当前政府的不满，那种愤怒，那种悲哀，这些难道是1、2个人，一些“暴徒”所为的吗？这些人说我们抗议者是蟑螂的话，其实他是自己说自己而已。他们说我们是冇厣鸡笼（自把自为），这些无德的言语，其实是在说他们自己。

张灿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做学术界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其实很简单，我们有没有真的根据自己的良心去做事呢？当我们见到不平的事，是不是就不出声？就会接受他呢？尤其是法律界的朋友，他如何在这些完全强权，在不公义下，还要做些公义的事呢？这是件困难的事。

记者：大学生在抗争第一线，但学术界，够胆量出来说话的学者，似乎不算太多。最近“再出发”联盟邀请了11个大学的校长，10都在其中，有什么感受？香港的学者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张灿辉：我不是在这里要谴责我的同事或朋友，有些人说，我在这里说这些事，是因为我已经退了休，不担心有什么后遗症，不需要考虑升职的事。这个说法是很容易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负担担当，但我觉得这不是个理由。

现在看到大学很悲哀，大学教育成为一个大的生意，知识成为一种买卖的商品，老师就是大学雇的一个伙计，去教知识给那些学生、那些“顾客”。用这个模式来看，我只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学者，比如在大学里，只要知道你教学时，评核是挺好，每年出版一两篇学术论文，做一下研究，就够了。一切关心文化问题、香港问题，是不需要的，还有关心学生，都不是你的职责所在。但是如果你要关心学生，关心我们在这个地区，关心我们这个事业，我们还有很多是香港的人，香港出生的朋友，在大学里教书的话，他们是应该有种责任，对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地方有态度。他们不讲，我觉得他们是这种看法，比如我认识的朋友里，其实不是不讲，不是不想讲出来，就是白色恐怖的怕。白色恐怖里，当然表面上用升职的理由，用打压的理由等多方面去（打压的），升职、续任，他们很多都用不同的方式去打压。

我在中文大学教书几十年，做教授，学生等等的经历里，我没经历过，但我仍然觉得中文大学和其它大学都仍然很尊重学术自由，直至我离开时候都是。我的同事对我说：“张灿辉你不要那么天真，大学里有没有职业教授在监察着我们呢？”他觉得是有的，只是不知道而已。他这样讲的时侯，其实我也知道，我不是那么笨，难道我看不到吗？我们是没证据，就是这么回事。他没出来，他没出来是因为他现在不会撕破脸出来告诉你听，我想现在慢慢出现，我们的悲哀或者我们的恐惧等这些自然会出现。

他们控制学者，同毛泽东经常觉得我们这些“臭老九”，我们是很容易控制，我们就是一张嘴，只能说而已。有很多方式不给你升职，或者不加薪，或者在研究里做些很简单工作，那么你会怕，就臣服咯。我觉得很悲哀，我们的一些朋友说，志同道合的人说：“读圣贤书，所学、所做、所为何事呢？”尤其是中文大学哲学系里有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以前的唐君毅老师、牟宗三、劳思光老师，他们的风骨，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对真相、对知识，对真理追求，我都知道，我们很多受过教的人都知道。劳先生告诉我们，要小心共产党，要我们不要做帮凶，都知道，但是，问题是我们在收口，不过我们说的收口，不出声，或者在几年前，可能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强权已经出现了，我们怎么办？

张灿辉：孙中山讲三民主义，民生、民族、民权。但我们现在听到的、经常说香港“三民主义”，是顺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讲，移民，我走不了；顺民，我不愿做；暴民，又不够胆量。那怎么办呢？

在现在这个情形下，在我们大学的教授，教授级的朋友都一样，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心中有火，就不想做顺民，但是不做顺民，如何种种延续下去呢？你要做移民，未必是人人都行，因为有很多制肘问题，暴民更加不够胆。在这样一个情形里，很可能看到一个郁结在心里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就无能为力呢？

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前辈劳先生、唐先生、牟先生，他们在内战时，在最艰难时会思考。比如我们佩服的国外的一些学者，美国的一位犹太籍的Hannah Arendt，他在二次大战时，在战火连天的年代生活，在考虑问题，或者在危机时，给我们机会，安逸的梦在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我们更加要面对现在的世界，如何去反省，如何更加给力量，更加肯定我们的责任，我们对学生，对我们自己的学术负责任。

我说过到现在为止，香港不是一个搞革命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者，我们没有一个大台。一方面我们行下一代、自己的路，另一方面讲，自己呢？每个人要信的就是自己的良心，和我们学术的标准。

记者：社会的争议问题，甚至疫情，中共都会挑动种族仇恨，用这个帽子，用民族主义的牌。共产党和民族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样样都扣这个帽子。

张灿辉：因为这个帽子是最容易、最便宜、最好用，一讲就14亿人口，一讲就伟大祖国，一讲中国有4千年文化，这些我们最大的骄傲，这些骄傲里，是不是用这些大帽子压下来时，任何人就因此将黑说成白呢？或者黑不说黑呢？

记者：还有外国势力，比如通识科说美国要渗透进去，都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帽子是如何形成的？

张灿辉：我想很容易的，有些朋友以前讲的都是对的，“当他自己是玻璃心的性格时，为了要保护自己，就更加要骂别人。”我们看到，多少人骂川普，多少美国新闻传媒将川普骂的如何惨、如何惨，《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上说的事情，都可以讲。我们很简单地问：我们国内，有没有一张报纸够胆像骂川普那样骂习近平呢？没有一个吧！怎么去比较哪一个更好呢？一张嘴就是3000年的文化；一张嘴就是14亿的人口。这就了不起了？这不是说你的人多，这个事你就对，就正确。

有人说我们要继续做我们的中国梦。我有朋友就讲：“你做你的梦，但是你不可以逼我做你的梦。”我们睡觉的时候，不一定能做一样的梦啊。这个梦是强加下来的时候，就罔顾了每一个人独特的人格，独特的个性，独特的主体。其实就是虚伪。我要是全部都相信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真的看到伟大和光明的前途？现在很明显，大陆的政权能不能挨过未来几个月，我们都不知道。当疫情过去之后会怎么样？四面八方的包括国内、国外的人对你（中共政权）的不满。在国内，我们不知道很多人（真的）很满意吗？满足吗？是不是这样？

记者：关键是爱国和爱共产党要分开。

张灿辉：这个我很早就知道了，如果一个国家等于共产党的话，那我不要（它）。在中国问题里，中国等于共产党，那对我来讲我不是中国人。但是中国是更多的。中国共产党有多少年啊？70年。它会长久下去吗？在中国2、3千年里讲中国文化发展的时候，我们讲广东话，看唐诗、宋词，我们看小说，看思想家教我们些什么。这些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中国共产党是在毁灭中国文化，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里是怎么摧毁中国文化。后来（共产党）觉得不行了，就找一些圣人出来涂脂抹粉，像孔子学院，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笑话。它以为德国有歌德学院，中国有孔子学院。但是德国的歌德学院不是搞统战的。它（孔子学院）在搞统战，都被人都知道了。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都认同中国是中国文化，而中国不是等于中国共产党。中国还有中华民国。在我们当前、当今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自豪的民主、自由的一个地方，就是孙中山建立的推翻满清的，真的就有一个民主国家在70年之后，在革命之后在台湾实现了。那你说哪个是中国呢？

如果你说中国不是共产党就伤害了民族情感，伤害了14亿人的感情，那怎么办？那你这么讲我只能说OK，我没办法和你去辩驳。但是你真的觉得这14亿人口都是这么想的吗？这些假大空的话。如果这14亿人都是跟我一样呢！有的人就不敢讲，要是敢讲那就试一试（全民）公投啊！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官方一些表面上的打压，和官方后面的人民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

这么多年我理解到我国内的朋友里，大部分都是精神分裂，就是公和私是分开的。就公方面，那就是大陆的那套说辞。其实就是怕，它用的是白色恐怖。但是私下来讲，他们知道，这个民怨、民愤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我们不知道。那我比较悲观了，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但是我知道，历史会不断的重复，但它不是这样的重复。中国历史不只是过去这50年、70年。看世界历史也不会只看过去70年，还有二十世纪之后，这么多历史里面的理解。

记者：真相不是某个政权或者某个领导人来界定的。现在是一个讲真话的时代，珍言真语》节目鼓励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讲出自己的真心话。

张灿辉：这个真话里也不一定完全都是真的。但是至少有一个自由的地方，让我们每个人可以讲自己心里的话，最主要的是可以讲人话。不是说有个剧本在这里读。其实有很多人是在读剧本的，我们想讲我们想讲的事情。如果我们还可以自由的去讲的话，那香港在这方面的自由是宝贵的，是值得珍惜的。

（转自香港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