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从六四幸存 林洋鋐为反送中辩护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6月04日讯】六四前夕，香港律师会5月28日改选理事，人权律师林洋鋐以3109票当选，成为今届改选的“票王”。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天明，一整夜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六四屠城的林洋鋐，去年反送中期间为被捕的抗争者奔走辩护，他接受《珍言真语》专访时表示，六四与反送中抗争“出奇地相同”，让他同时见证了人性的“美丽与丑陋”，但他认为，“极权的统治无法粉碎人性美丽光辉的一面。”

1989年5月，本名林耀强的林洋鋐前往北京天安门，声援抗争的学生，当时他就读中大工商管理学院，是学联代表会主席。为期一个多月，每晚就睡在天安门广场，他因此目睹这场残暴屠杀，最终在北京同学的簇拥掩护下，带着一份“生死嘱托”，逃离屠城的枪口下……

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第一辆解放军装甲运兵车驶上北京天安门，从林洋鋐左边疾驶而过，“它开得非常快，时速60至70公里。而它完全没有想停下来，当时长安街上有很多市民，它就那样撞过去……”愤怒的民众试图阻止它，但失败了。气氛开始紧张起来，不断地有学生死难的消息传来……

凌晨一两点，林洋鋐看见地上闪着军队开枪的火花，一列约逾百米长的军队向毛泽东遗像推进，突然一辆两节车厢的巴士朝着士兵迎面冲撞，“我想这个司机是想要自杀了，但当巴士快撞到士兵的时候，它又停下了！”士兵冲上前抓下驾驶座上的司机，压倒在地，并用枪杆不断地暴打。一位工人走向前，怒喝士兵停手……

“这时我们听到枪声，后面有人大叫：快去救他！”原来工人中弹了，林洋鋐与七八个人抬起受伤工人，他发现工人背脊中弹，像开着小水龙头不停地流血，眼睛翻白，已无气息。

惊慌的他，却没离开天安门广场，直到4点40分，五六个解放军冲向自己，“当时我就坐在纪念碑的最顶层，我和他们的距离大概只有3至4米远，非常的接近。如果他们向我开枪，我必死无疑。”

“这时我身边全部的北京同学，他们没有商量过半句话，就走到我身边，用身体密密的包围着我，然后推着我离开纪念碑的顶层。”

他们一边推着林洋鋐，一边对他说：“小强，你们香港人为我们做得已经够多了，你必须活着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

回首历历往事，林洋鋐语气低缓，情神肃穆深烙着无尽哀伤，“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彷彿我作为香港人，就有权利回到香港继续享受我们的自由，而他们要继续去承担这个沉重的苦难。”“彷彿他们知道，在很多年以后，当年的爱国民主运动会被污蔑成反革命的动乱。彷彿他们知道，他们死去的同学，会被污蔑成暴徒。中共也会用谎言掩盖当年屠城的事实。”

“他们不去在意、理会自己会不会中枪，所为的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要求：让我活着回香港，把北京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林洋鋐说：“当时北京牺牲的民众给了我一个非常沉重的托付。”

31年来，六四前夕不管如何忙碌，也不管每次的回忆都是苦痛，他都会奔赴每一场演讲，“无论是社区的会堂，甚至中学、大学、小学要我去分享北京89民运中共如何镇压学生，无论多少人邀请我，我都一定会去的。我会讲出这一段历史，让世人知道当年中共政权对人民做出的暴行，我的责任就是将这个事件见证出来。”

“当年北京的学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前途、名利唾手可得，但他们为了中国能拥有民主与自由，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的前途，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其实是很高尚的情操。”

他说，他还见到许多中共党政干部、不同年纪的北京市民，陆续走出来去支持学生，“以致到在戒严之后，北京民众听到有军队入城，而冲去东单，我和他们一齐去过那里，尝试拦截军车。”

“这些都是我们见到人性光辉美丽的一面，这也是支持着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的一些很美好的特质。而在去年反修例运动，我见到相同的一些特质。”

去年反送中期间，他为被捕的年轻人奔走、辩护，这让他见证两场历史性的民主运动，“30年前后，出奇地相同，证明人性的光辉美丽，并没有消失，并没有因为强权的压榨和监控而消失。”

在警局里，林洋鋐接触被捕的年轻人，“可能是做IT工作、做仓务员、学生，或做装修工作，是我们身边不折不扣、平凡不过的香港人。他们为了保卫、守卫我们自己的制度而牺牲自己，走上街头。他们身体可能会受到伤害，更可能是押上自己的前途。”

见证人性光辉，也目睹人性丑陋。他看到六四后邓小平慰问戒严部队，而从此官商权贵陆陆续续开始为中共解脱，涂脂抹粉，甚至说“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过人”，“这些人应该出来对质，起码我们这些见证人都没有死。”

“甚至有些歪理出现，‘当年的镇压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这样屠城，这样杀人，才可以换来多少年的经济（发展）’，这些完全是泯灭良知的话。”

而今他又见到香港官商权贵漠视港警暴力，公开支持港府、港警，“因为个人名利，陆陆续续靠向政权那边，这是另一个我觉得和30年前一个何其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它很丑陋的一面。”

当年自中大工商管理学院毕业，投入营业员工作。之后他重回大学读法律，进入政府做过政务官，后来开了律师楼，“法律是香港很重要的一个基石。英治时代，香港没有民主，不过因为在法治的制度之下，人的自由和权利，基本是受到保障的。我决定去执业，就是希望可以守卫这个法治，可以作出贡献。”

5月21日晚，中共宣布将推行港版国安法，当晚他前往中联办前抗议，“心情非常之沉重、很愤怒，虽然有消息说一百多个防暴警察去了中联办，不过我们没想那么多，只觉得必须要去发声、去控诉中共政权背弃自己的承诺、践踏一国两制，必须要去谴责它。”而当天也是他的生日。

“香港人需要去守护自己的城市”，他说，中共立恶法，就是以“国家安全之名，不断扩大定义，然后去打压异己的一些伎俩。”今后香港言论自由势必受到威胁，律师可能成为高危职业，“不知道（中共）会不会抓我们。”

“但是作为律师，我跟我的同事都一定会尽力去做我们的天职，无论政府是不合理的，还是我们见到一些被压迫，或者弱势的人，我们都会帮他去发声。”

刚选上律师会理事的他说，“我们一定会提出就这一件事（国安法），希望在律师会是可以表明态度，这是一个与法治有关的，究竟我们这个司法制度、我们香港的法治能否保存呢？这个很重要的。”

今年港府以限聚令阻挠，致使31年来香港第一次无法举行“六四”烛光悼念会，但他一如既往，6月3日晚间前往中联办前悼念当年死难的学生和北京市民，“6月4日，今年只要维园不封，我都会去的。”

“我在这三十年的经历里，我只想说：极权的统治是不会将人性美丽光辉的一面粉碎的，我们仍然会活出这一个部分，会唾弃那些‘丑陋’。在历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极丑陋一面的人，我将会和他们划清界线，不会走进他们那一个群体里。”

“中共的打压越来越大，监控越来越强，到底选择（彰显）人性光辉的一面，还是丑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

30多年来，林洋鋐兑现北京学生与民众的生死托付，也延续他们不灭的人性光辉……

以下为访谈内容整理。

记者：这次律师会相当有意思，“8、9、6、4”（“开明派”林洋鋐4号、彭皓昕6号、蔡颕德8号、黄耀初9号）这四个人当选，有什么感受？

林洋鋐：这几个编号很凑巧，这次有几点值得注意，从来没有律师会有这么多会员投票，以往可能几百票已经当选，今年是6000个以上的会员投票，接近6成，竞争也非常激烈，有些同事以几十票之差胜出，这个这么激励的竞争，我想反映出业界对今年出现的议题很关注，包括一些法治的议题，最近国安法的问题，去年反修例引发的一些问题，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么多的会员踊跃投票。

记者：你上一届拿了1300多票，这次拿了3000多票。

林洋鋐：是的，上一次我与张达明讲师一起竞选，当时张达明是以最后一席1600票当选，我是1300票落选的，这次大幅度增加到3100多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显示会员都很关注律师会，也很关注香港的法治情况。

记者：你当选之后，香港又面临一个新的法治冲击。港版国安法宣布启动之后，你以前学联代表的身分去中联办抗议，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你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林洋鋐：我这一代人对这个变化有很大的冲击。在三、四十年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亲身经历中英联合谈判，看着《中英联合声明》草议，参与《基本法》的讨论，作为学生当时一直要求将民主的成分写进《基本法》里。而当年承诺的高度自治，即除了国防、外交之外，由香港享有高度自治，这些承诺不仅写在《基本法》里，不仅只是写在《中英联合声明》里，而且由中国领导人、由最高领导人到不同层级的官员不断去重申。

而今天那个国安法，包括将内地有关颠覆中央政权、分裂国土这些，在内地非常之恶名昭着以作为去镇压异见分子，这样的罪名带来香港，而且还说会在香港成立它们的执法机构，这完全将当年的承诺撕破。

我想很多代人，特别比我更年长的人，在我小时候告诉我，“中共是一个背信弃义、不可以相信的政权。”当时我们年轻依然都希望相信中共这次真的会实践它的承诺。在它富强起来之后，它们撕破脸皮，完全无视当年对香港人的承诺，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而做出这个港版国安法。

经历这三、四十年的变化，由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中年人，虽然我已经很少自己走出去示威，但当天我很愤怒，也很难过，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完全没有什么心情去庆祝，与太太、女儿吃完饭后，我就决定去中联办示威。

记者：那天与陈清华（1989年学联代表团成员）就立即决定去？

林洋鋐：我们在八、九点的时候一直看这些新闻，心情非常之沉重、很愤怒，我就很快，我们很简单地做了那个横额，就去了中联办。当时已经有消息说有一百多个防暴警察去了中联办，不过我们没想那么多，只觉得必须要去发声、去控诉中共政权背弃自己的承诺、践踏一国两制，必须要去谴责它。

记者：香港人要自己守护自己的城市。

林洋鋐：香港人需要去守护自己的城市，但也都知道其实这件事是不容易的。我们回顾不同地方的历史，无论捷克当年被苏联中共入侵，或者看回台湾的历史，在强权的镇压之下，普通人民可以去做的事情不多。我想我们还有一些可以做事的空间，包括坚持说真话，坚持将一些不对的我们要指出，这其实依然是很重要的。

记者：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很多香港人很震惊，这个时候正如你所说的，要讲真话，大家应该怎样去说真话呢？要怎样的勇气去讲？

林洋鋐：高度自治的承诺是很庄严的，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承诺了，而今天究竟是什么原因要打破这些承诺呢？据人大发言人说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即看到过去的9个月，但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谎言。

反修例运动有哪一条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反修例运动里五个诉求里，要求独立调查委员会、要求撤回修例，甚至要求特赦一些被捕人士，没有一个与国家安全有关。这些就是在内地常见的一些莫须有，即以国家安全之名，不断扩大定义，然后去打压异己的一些伎俩。

就是在香港也看见有很多内地的，连一些去追查毒奶粉的责任、追查四川豆腐渣工程令很多学生丧命的这些维权人士，都会被变成是颠覆国家政权。这些对香港来说很陌生的，所谓莫须有的政治罪名，其实是恶名昭着，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压异己。那还有没有其它国家安全的危险？香港唯一的一个曾经提出“港独”的香港民族党，都已经取缔了。那你（中共）告诉我有什么国家安全，以致你要将一个三、四十年，在国际上对香港这么重要的承诺，可以随便撕破，很明显见到是当权者想进一步监控香港，不想听到反对的声音的一种做法，而不是现在很多人讲的有国家安全问题。

大家都知道香港人九成九是“和理非”，有多少人是真的现在想独立，这些都是一些借所谓国家安全之名。不过很可惜，我看见香港很多人，香港政府高层不讲了，他们完全脱离了香港的民众，完全不是为了香港人的利益，连一些商界的人或知名的人都去附和。但我可以理解，因为中共政权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威逼、利诱，如果你不靠边站，你将会被打压，我明白会是这样。

我相信未来十年、八年甚至可能更短的时间，这种大家要靠边站、靠政权那边去站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将来我们要去讲道理、或者讲真相，将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越来越困难。

记者：律师会有没有要求你们对港版国安法表态？

林洋鋐：我们还没有进入律师理事会，还没有机会。不过我们一定会提出就这一件事，希望在律师会是可以表明态度，这是一个与法治有关的，究竟我们这个司法制度、我们香港的法治能否保存呢？这个很重要的。

大律师公会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一些与法治相关的问题，包括你（中共）派驻香港的机构，其实这个很难，基本上与《基本法》条文不相符，而且这个全国性的法例如果在香港颁布的时候，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也不是“高度自治”的那个范围内，因为它不是国防外交的部分，这样随意去为香港立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非常坏的先例，将会令“两制”消失。当香港变成了像内地的一个城市的时候，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了。

记者：如果真是实施了港版国安法，律师的职业前景怎么样？

林洋鋐：没有想个人前景了，现在，香港已经变成不再是香港了，我们不再是活在我们以往认识的香港之下，生计（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它东西都已经完全不同的时候，这个（国安法）是更加令人担忧、令人关注（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开始想是不是要再找另一个地方生活，申请移民台湾的又再增加，其实这些（恶法）是触碰了香港人的底线，因为我们去年的反修例（运动），其实所反对的就是不想将香港司法制度的防火墙拿掉，因为这样对香港的整个法治、整个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进一步（推行）国安法，不单止拿掉这个防火墙，直接颁布法例，而且还说它（中共）来香港执法，我们早年很担心的那些（事件），即“铜锣湾书店”，什么“洗头艇”等这些问题，现在直接会在香港派驻机构去执法，这些完全动摇了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一些根基，这次触动到香港人的那条底线。为什么连国际社会，一向为了跟中国做生意都不怎么出声，而今次却会有这么多的声音呢，就是因为今次的影响真是非常之大。

记者：会担心今后像大陆维权律师那样吗？

林洋鋐：不知道，不知道（中共）会不会抓我们。现在我们就着一些（事情去）挑战政权、政府，是经常都会有的，在我们的制度之下，我们去控告政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普通法里确保（了这个权利），在我们的法治制度里，什么叫人人平等呢？连政府都是平等的，即是你（政府）都要守法，所有我们可以去就着它不守法的地方，去控告政府，这个很正常。

但将来不知道（会怎样），因为所谓颠覆中央政权，究竟香港政府是不是中央政权的一部分？你去挑战它，行不行？是不是叫做颠覆它的政权呢？或者说“林郑月娥下台”以后不可以讲的呢？警察需要对不合法使用暴力的行为去负责，这些是不是都在颠覆中央政权呢？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想作为律师，就是希望秉持公义，为一些弱势的人发声，将来即使会很困难，作为律师，我跟我的同事都一定会尽力去做我们的那个天职，对于政府不合理的，一些被压迫或者弱势的人，我们都会帮他去发声。

记者：1989年6月4日，你去北京见证了六四的屠杀，过两天就是6月4日，31年来香港第一次没有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又要面对“国安法”，心情是怎样呢？六四那天怎样去纪念这个日子呢？

林洋鋐：我和当年一起去北京的同学，会在每一年的6月3日晚上前往（香港）新华社，即现在的中联办，因为我们（1989年6月3日）在8点多钟的时候，离开北京饭店，去到天安门广场，所以我们每一年，那个时间就会去到中联办。我们会在中联办外面悼念当年死难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我会烧衣纸，我的同学就会祈祷。

那么多年来六四我都会去到维园（维多利亚公园），今年，只要维园不封，我都会去的。现在政权就用了一个限聚令的原因而不批准（六四集会），我觉得这未必是最令人担心（的事），因为限聚令总会有一个完结的时候，反而，当港版“国安法”真是通过的时候，那个挑战就会很大了，当我们再次在台上面喊“结束一党专政”，甚至只是说“建设民主中国”，或者说“追究屠城责任”，可能都会被理解为是颠覆中央的政权，我想这会是一个完全改变香港面貌的一个转变，如果我们因为这样，而在第31年开始，不再在香港见到六四的烛光集会，这也会给全世界见到，中共的监控，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香港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有一个很不同的异见声音，也不会容许香港像过往那样发出有良知的声音。我想这是会令人很难过的。

记者：请回顾31年前，最难忘的那一刻。为什么我们还要纪念六四？它有什么意义呢？

林洋鋐：有两个时间，大概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多，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当时应该是第一辆的装甲运兵车（驶了进来），我面向天安门城楼，那辆装甲运兵车在我的左边急速驶过，然后右转长安街。我小的时候以为，装甲运兵车是一些速度比较慢的坦克车，原来不是的，它开得非常快，它很高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0至70公里。而它完全没有想过停下来。当时在长安街上有很多市民，它就那样撞过去。当时的民众非常愤怒，想尝试去拦阻这辆装甲兵车，阻止它前进，那当然是不成功的，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拦截它。那一刻开始，气氛比较紧张了，然后不断听到了在东单、西单有死难学生的消息。当时我留在广场北边的工人自治区，我一直留在那里。

大概到了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有一列长长的士兵，他们一直从西面操向东面。他们向前推进的时候，我看到地上偶尔有火花，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向地下发射，我相信那是开枪后的火花。就在这个时候，当最前列的士兵快去到毛泽东像下面的时候，有一辆北京的巴士，它是有两段的，中间有像风琴一样的折。这辆巴士朝着那一列长长的（超过100米的）士兵正面开上去，当快要相撞的时候，巴士停下来了，然后突然转弯，撞向那堆士兵的中间。我想这个司机是想要同归于尽了，但当巴士快撞到士兵的时候，它又停下了。前列的士兵冲上去，抓了这个司机下来，司机被压在地上，士兵不断的用枪杆打他，司机躺在地上，被打得完全失去了反应。

在这个时候，北面有两个工人走了出来。其中一个非常的愤怒，怒喝士兵停手。他手上拿了一个玻璃瓶，当时他就扔了过去，叫士兵不要再打了。长安大街非常宽，玻璃瓶扔不到那些士兵，那个工人走开了20多米，这时候我们听到了枪声。那天晚上一两点的时候不停的有枪声，所以当时我没有太留意，也不知道那个危险性。后面有工人大叫：快去救他。我（可能是唯一在场的香港人）就跟随着六七个北京工人自治区的工人走了出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抱着一个垂死的人，我没有想像到会是那么的重。当时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人，都是男生，我记得我一只手拉着那个人的手臂，另一只手就托着他的背脊，大家一起将他抱起，是非常的重，那个人差点儿就坠落在地上。当我们抱起他，把他的身体打平后，因为当时他是向着士兵的方向，我相信他是前面中了枪，我们抱起他的时候，他背脊这个位置，就像开着小水龙头一样，血不停的往出流。我们抬着他，将他带到20多米远的工人自治区，放下他。当时我看到他已经反眼了，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被救援，虽然大家都说送他到救护站。但是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气息了，眼睛已经反白了。那一刻是我第一次，在广场上接触到士兵开真枪去杀死当晚的学生或工人。

当时我非常惊慌，我当时想：广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就留在广场上，我从2点多一直停留到4点40分（直至解放军士兵冲上纪念碑时）。当天晚上我最难忘的就是4点40分那时，当5至6个穿着迷彩服装的解放军士兵手持冲锋枪，冲上纪念碑的时候，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我记得大概在4点20分，整个广场的灯都熄灭了，漆黑一片。大概在4点40分，有四盏灯亮了。

我留在广场差不多一个月，我每晚都在广场睡觉，但我从来没有在晚上看到过这四盏照着纪念碑的灯。平时的灯都是在顶上亮的，这四盏灯是在中间亮的（好像中间有多个圆圈，从四边照射过来像舞台一样）。然后有五六个解放军士兵冲过来，当时我和他们的距离大概只有3至4米远，非常的接近。如果当时他们向我开枪，我必死无疑，因为我就坐在纪念碑的最顶层。

而这个时候我身边全部的北京同学，他们没有商量过半句话，就走到我身边，用他们的身体包围着我，密密的将我包围着，然后推着我离开纪念碑的顶层。他们一边推我的时候一边对我说，他们叫着我的名字，说：“小强，你们香港人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你必须活着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就这样他们把我半推半拥的，将我推了下去。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其一就是，彷彿我作为香港人，我就有这个权利回到香港继续享受我们的自由，而他们就继续要去承担这个这么沉重的苦难。第二，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当他们都不去在意自己，不再理会自己会不会中枪的时候，他们所为着的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要求。这个卑微的要求，就是让我必须活着回去（香港），把北京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人。彷彿他们知道，在很多年以后，当年的一个爱国民主运动会被污蔑成一个反革命的动乱。彷彿他们知道，他们死去的同学，会被污蔑成暴徒。也会用谎言（掩盖）当年屠城的事实。

所以这31年来，无论是一些社区的会堂，甚至中学、大学、小学让我去分享当年北京八九民运（中共）如何镇压学生，无论多少人邀请我，我都一定会去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托付，对于我来说，当时北京牺牲的民众给了我一个非常沉重的托付。所以这么多年来，无论我的工作有多忙，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每年的5、6月，我都会去讲出这一段的历史，让世人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当年中共政权对人民做出的一个暴行。我的责任就是将这个事件见证出来。

记者：去年反送中的时候，很多人都将香港的抗争运动与当年的六四屠杀作对比？

林洋鋐：有两件事是令我很深刻的，我经历的89民运和去年的反修例运动很相似。

第一点是在整个运动里，我们见到人性光辉美丽的一面。

我记得我在89年5月13日到北京的时候，去到天安门广场，很混乱的，但是在混乱中也很有秩序。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有几百个同学扎着头巾（红头巾）在绝食。而他们的绝食（方式），和我们当年香港的方式不是很相同。我们小的时候，参与社会运动，48小时、72小时去绝食，但是当年的北京学生是无限期绝食，他们真的以死明志。而北京的学生当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他们不需要去同流合污，只要选择不发声，继续（过日子）的话，他们将会是前途、名利都会（唾手可得），但当年他们不但将自己的前途，甚至将自己的生命押上，这其实是为了令当时中国能够有民主和自由。他们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为了国家有更好的发展，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的前途，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其实是很高尚的情操。

在绝食期间，我见到党政干部陆续走出来去支持学生，不同年纪的北京市民都走出来支持学生，以至到在戒严之后，北京民众听到有军队入城，而冲去东单，我和他们一齐去过那里，尝试拦截军车（用身体躺在路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见到人性光辉美丽的一面，这也是支持着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的一些很美好的特质。

而在去年反修例运动，我见到相同的一些特质。

当时的修例就是要将香港和内地的法治的防火墙拆开。而当时（被捕的）香港的年轻人，我在警察局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年轻人，可能是做IT工作，有的做仓务员，有的甚至是学生，或做装修工作，是我们身边不折不扣，平凡不过的香港人，而这些香港人为了保卫、守卫我们自己的制度而牺牲自己，走上街头。我们见到警暴的发生，知道他们身体可能会受到伤害，更可能是押上了自己的前途，而他们都是为了守护香港的制度。

这些其实跟我在31年前所经历的89民运很相似，是人性很光辉美丽的一面，也因为这样，令到身边的人很感动，也因为这样，而令到当年的89民运有这么广泛的支持，这次的反修例运动，也是因为见到的人性的光辉美丽，而牵动了整个国际社会，令大家都如此关注香港。

我觉得这30年前后，就是出奇地相同，证明我们所说的这种人性的光辉美丽，其实并没有消失，并没有因为强权的压榨和监控而消失。

两个运动另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令人觉得很悲哀的就是人性有丑陋的一面。

89年6月9日邓小平慰问戒严部队，当时所有人，包括我们都会记得查良镛说，“（六四事件）伤害了很多人的心”，因为当时还有个希望，希望邓小平可能是会出来拨乱反正，但是想不到邓小平是慰问戒严部队。而由那一刻开始，我们又见到很多的官商权贵陆陆续续开始为这个政权去解脱，涂脂抹粉，甚至到今时今日，有的人甚至说“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过人”。这些人应该出来对质，起码我们这些见证人都没有死，而有的人开始去说，“广场没有死过人呀”甚至有些歪理（出现），就是说“当年的镇压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这样屠城，这样杀人，才可以换来多少年的经济（发展）”，这些完全是泯灭良知的一些讲话。

而我们见到在反修例运动中都有相同的情况，当运动发展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活生生地见到警察在镜头面前很清楚地滥用暴力，非法使用暴力，残害香港人，他们在维护一个不但没有代表性的，完全脱离香港民众的，（损害）香港市民利益的，甚至是出卖香港一些官员的（政权），我们见到陆陆续续有一些官商权贵走出来去支持这个政府，和支持警察的暴行，我想这个也是和30年前，89民运之后，我们见到官商权贵陆陆续续因为自己的原因，因为个人名利，陆陆续续靠向政权那边，这是另一个我觉得和30年前后一个何其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它很丑陋的一面。

我觉得中共的打压只会越来越大，监控越来越强，到底选择（彰显）人性光辉的一面，还是丑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

但是我在这三十年的经历里，我只想说：极权的统治是不会将人性美丽光辉的一面粉碎的，我们仍然会活出这一个部分，会唾弃那些“丑陋”。在历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极丑陋一面的人，我将会和他们划清界线，不会走进他们那一个群体里面。

（转自香港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