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被中共屏蔽的历史真相

中共因掩盖武汉肺炎疫情（中共病毒）而遭到全球追责，世界各国政府与民间谴责中共并要求赔偿，国内的文宣便抛出庚子赔款事件，挑动民众民族主义情绪，将国际追责诉讼比作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恶意压迫、敲诈与侮辱。然而，庚子赔款真如中共的历史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吗？其实，中共的文宣也好、教科书也罢，都是政治宣教的翻版，是为了中共维稳和控制人思想的目的，而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阉割、扭曲、造假后出笼的“中共版”。几代中国人被反覆灌输中共版，也只见过中共版的“历史”,所以难怪众多中国人因对庚子赔款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很容易被中共误导。

下面就庚子赔款的历史真相做一介绍，协助愿意知道真相的中国人走出认识误区。作为中国人，被党骗的经历谁都有，早醒一天总比一辈子被骗损失少。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举起“扶清灭洋”旗号，招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清军和义和团战败后，于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议定，清政府应付英法德美俄等14国战争赔偿款，合计约4.5亿两白银（海关银)，年息4釐，分39年偿清。

因为当时的清朝总人口约4.5亿，与战争赔款总额的4.5亿巧合，有大陆学者便声称庚子赔款是西方“列强”按人丁摊债、欺负中国人的一大罪证。关于“列强”，中共的几十年宣传，已经让“列强”二字成了西方国家“侵略”、“欺辱”、“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具足负面含义和抹黑效果。然而事实上，庚子赔款的依据与数额跟大清国总人口没有直接的关系，所谓人人都要赔付一两白银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有关《辛丑条约》庚子赔款的任何西方和清政府的档案中，都没有提及这项赔款是按照人丁一两来赔付的。

关于人口。清雍正期间，中国实施“摊丁入亩”，政府并不再征人丁税，人口得到了一定的增长，但到鸦片战争前夕也只是4亿人口。英国历史学家庄士敦曾提及1910年武昌起义时中国人口约4亿人左右。这个数字离4.5亿还差5千万人口。

回到大陆学者的断言。近年有大陆学者提出，庚子赔款总额是依据人丁一两计算出来的，抛出这种观点的目的何在呢？主要原因是中共想借文人的笔来煽动每一个中国人对自由世界的仇恨，尤其是对美国的仇恨。然而事实呢？

今年6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演讲中说，“我们对中国人民有着深深的尊敬和钦佩，美国与中国有着悠长的友谊，但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或者中国人民。”的确如此，庚子赔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常，战争赔付有两种方式，即割地和赔钱。俄国当时有让中国割地的想法，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则表示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国的完整，并表示反对过度勒索中国而导致其经济受损。美国成为第一个在一流大国中提出一次性的、不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总赔偿原则的国家。英国、日本表示了同美国一致的立场。美、德、法、日四国组成“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

那么庚子赔款主要赔付的是什么呢？是赔付战争中的各国付出的军费以及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估算。庚子之乱，很多教堂、驻华使馆、在华企业、在华银行及洋人个人资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与伤害。主要是赔付这些款项，而并非中共所宣传的为了欺辱中国而狮子大开口、贪婪掠夺。

对于各国财产损失的界定，赔款委员会有具体规定，而不是中共式的造假、虚报：

1901年2月23日，美、德、荷、比四国公使组成的赔款委员会负责确定赔率原则，委员会拟订《各国索赔章程》，其中规定：“失毁物产，果系因去夏拳匪所致者，始可索赔；被毁物产，须有实证；各物理合索赔者，均须照实价开列。”章程还规定了严格的赔付审核程序。也即是说，庚子赔付不是漫天要价，也不是二次掠夺，而是依据实际损失开出的赔偿单。

庚子赔款的数额大不大，得先看损失的金额，以及受损失的各国对索赔的态度。那么庚子赔款的具体数额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

为了防止各国过度要求赔偿款，英国提出对各国赔偿要进行审查核实；美国于3 月28 日和4 月10 日两次建议，各国要求的赔款总数应限制在4000万英镑之内，但没有得到各国同意。5月1日，各国提出索赔数额为6500万英镑，合计4.15亿两，8月份，各国提出的总要求达4.6亿两，经各国协商，按比例消减，最终1902年6月14日，确定了各国的分配额，总数计4.5亿两，偿还期限为39年。

那么，这笔款项对当时的中国到底有多大的负担呢？据大陆学者研究，1840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3.9亿两银子，1843年是4.3亿两，1911年也有3亿两。李鸿章本来以为各国会索赔6.5亿两，在《辛丑条约》谈判时，商务大臣盛怀宣对李鸿章表示，千万不能提中国可以量力而行，那样索赔就多了去了。

战争是昂贵的，战败后赔款也是战争代价之一。相比之下，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中的小国保加利亚，除了割地外，赔偿了4.45亿美元；德国赔款113亿英镑，且须以黄金支付。这些战争赔款都高于鸦片战争战败国（中国）的庚子赔款，因为庚子赔款的一两海关银只有0.74美元，4.5亿两海关银[1]约合3.3亿美金[2]。

在中共宣传和洗脑下，很多中国人被误导，割裂的看数字，不看各国的损失，只一味地误认为，哇，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被欺负了，美国、“西方列强”太可恨了！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也是，中共完全不提因其隐瞒给世界各国带来的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只一味的煽动中国人：你看各国索赔这么多，欺负中国人，美国太可恨了，“西方列强”太可恨了，中国人要跟他们斗！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遭受过多次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的中国人，这次还是有很多人轻易地就上了中共的当。被骗一次是没经验，一辈子都被骗是愚蠢的选择。愿更多的中国人成为真正的智者，不再做中共的舆论奴。

接下来我们看庚子赔款的对像，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态度和做法，以及索赔最高、还用谎言和控制手段钳制中国人的苏共（中共的老大哥）。

庚子赔款不仅赔偿生命和财产受损害的西方各国，也赔偿受损害的中国人。《辛丑条约》第六款提及赔款对像是“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对此，习惯于接受中共党文化洗脑的人会感到意外和惊讶。的确，中国人也享受了庚子赔款款项。这还不是指后来的退款，是指在赔款对像中就包含中国人。

由于义和团运动使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受到极大的损失，很多教堂被烧毁，里面的物品和财产被掠夺，甚至出现布道者生命受到威胁或被杀害。李鸿章曾奏称，直隶一省教民数万人被杀害，房屋数十万间被毁。因此赔偿的暴乱中的传教士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成了庚子赔款中的地方性赔款要求。其中，中国教徒也有权向清政府索赔。

如，山东传教士东西差会的赔偿政策中就包括如下款项：中国信徒也应该获得在义和团暴乱中，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有些中国人没有受洗，但因为与基督教有联系而遭受损失的，或者是因为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遭受损失的，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索赔。

相关史料记载，山东潍县布道站共索赔4.5万两白银。北京差会应索取赔款109125美元，其清政府赔付中国教民10874两白银。因中国教民有时会夸大索赔项目与数额，所以基督差会会对他们做出审核，但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教民即华民，赔付事宜外国教士不必参与”，外国传教士们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他们有权代表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中国人索取赔偿。这从中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在赔偿问题上的慈爱胸怀与法治精神。

庚子赔款索赔的14国中，索赔最高的是俄国，其次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之后才排到美国。见下列表格：

俄国因当时中国拒签关于交收东北三省的协约，一下子把赔偿款提高到1.3亿两。1917年共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世界各国政府均不承认它。北京政府因此而停止了赔付俄国赔款，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但各协约国表示不同意，北京政府只好又继续赔付旧俄政府，旧俄政府表示绝不接济共产乱党。1917年～1920年，北京政府曾三次停付庚款。

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巩固政权，为骗得中国北洋政府的信任和承认，曾于1919～1923 年间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庚子赔款。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苏共说的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和骗人的幌子而已。1924年5月，中苏建交，缔结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对于庚子赔款，苏联一方面假惺惺地说放弃，同时又规定庚款用于优先偿还债务后可用于中国教育款项，但上述款项的分配须两国共同建立的一个委员会全体同意后才能执行。

也就是说，苏共同意不要中国人的钱了，但是中国人如何用这个钱，还得听我苏共的。这是共产邪灵的“控”术耍的花招，中共对此招数学到了家，运用娴熟。

美国在索赔当初就极力主张不能过度索赔。1901年4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电令美驻华全权谈判代表柔克义，坚持总额不超过4000万的要求。1905年，中国驻华公使梁诚向海约翰提出用白银代替黄金作为赔付方式，这样就不会因汇率变动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负担。海约翰认为梁诚所言极是，并表示美国索赔“原属过多。”

1907年12月，对中国人民有着深深好感和体恤的美国人首次提出退还赔款。美国总统罗斯福国会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元(美元)之外，所馀1200万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中国已支付超过1165万元的部份(964万馀元)，分期于中国每年分付赔款内减还。”

同时美国国会咨文还表示，此笔钜款用于帮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使（中国学生）修业成器，伟然成才。”次年7月11日，柔克义照会清廷，确定退款。9月14日，清廷答书：“本国政府久感贵国邦交之笃，而无由申达谢悃，今大国如是盛举，何可不谢。”

1909年10月，中国诞生了首批47人赴美跨洋学习的留学生。到1929年，留美学生共计1279人。民国时期的很多教育界、学术界、实业界及外交领域的大家都是留美庚款生。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历任校长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浙大校长竺可桢（气象学家），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语言学家赵元任等。庚款生中还培育出了叶企荪、杨光弼、钱崇澍、郑之蕃、庄前鼎、顾毓琇等一批清华大学自然科学界的着名人物。

可悲的是，中共夺取政权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轻信了中共，留在了中国大陆，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

1909年，清廷外务部与柔克义奏请设立“游美学务处”和“肄业管”，相当于留美预科学校，为赴美生做留学前的培训。9月，清廷将西直门外的清华园辟为学校地址，正式定名为“清华学馆”，教师由基督教青年会从美国聘请。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唐国安为首任校长，课程设置、教材及教学方法、学生生活习惯都效仿美国，一切活动和教学都用英语。清华学校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毕业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留学。

1924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五人为大学筹备顾问，1925年4月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梅贻琦等十人为委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清华学校更名为清华大学，梅贻琦任代理校长。梅校长完全按照美国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式来承办清华大学，主张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而百年清华之成就与盛名，亦出自于那时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文化与科学研究之倡导。

其间，美国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再次退款，此笔款项继续资助清华学校。另外还在1931年成立了“国立北平图书新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的前身，这是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

1949年，中共窃政后，梅贻琦随蒋介石大陆人才抢救计划行动而转赴台湾。因清华将美国退款的使用剩馀部份存放在美国银行设立“清华基金”。梅贻琦校长前往美国掌控此基金，后在台湾新竹市复建国立清华大学，至今此基金利息仍每年由银行拨付给在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

两岸相同的清华大学，如今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仍然秉承当年清华园的儒雅人文气氛与独立自由的学术理念。北京清华大学，1950年，清华“罗斯福纪念体育馆”的罗斯福雕像被中共砸毁；之后的各种运动，清华都是备受冲击。当今的北京清华大学，曾经在此任教的一位台湾数学家形容，那里的学生们像一个个无信仰、无理想的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人人只想着拿学分，毕业赚钱成大款，买房买车，哪里还有甚么家国情怀，报国之志。

中共的教育体制，说到底就是一个专业的洗脑系统，毁人不倦而已。

190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布“退款”令，此为第一次退款，本息总计2892.25万美元，1924年6月，美国再次退款1254.54万美元，两次实际退还数为3493万美元。除了清华大学外，1917年～1921年，美国退款还用于建设北京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山西农学院、山西工学院也是美国庚款退款建立的。

美国的退款在各国引起巨大反响。1926年，经胡适斡旋，中英两国成立“中英庚款委员会”商讨退款事宜。英国退还总额本息合计约为1118万英镑，主要用于中英文化活动与交流，以及科技事业发展。英国退款中的50万两白银用于西式学校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的建设。

南京中央图书馆和中央博物馆也是此款支持建立的。抗战期间，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还帮助了民国政府将2万多箱的故宫国宝秘密南迁海运至台湾。如今两岸故宫有着这样的说法，北京故宫有屋无宝，台北故宫有宝无屋，台北故宫的“宝”就是依赖于庚子赔款才得以南迁运输保存下来，否则，五千年的文物即便逃离了战火，也难逃中共文革红卫兵的疯狂打砸抢。

法国庚款退还馀额总数为万馀法郎，折合美金为7.55万馀元。1920年，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用此款在北京创立了中法大学。1925年10月，荷兰正式响应庚款退款行动，1926年1月1日起，荷兰政府确认退还，将65%的款项用于中国水利建设，35%用于文化建设。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瑞典等国纷纷退还庚款项目。只有日本政府没有退还。

1929年，时任铁道部长的孙中山之子孙科还以庚子退款作为担保发行“庚款筑路公债”，修建全国约2万公里的铁路。

各国的退款对当时民国政府的文教事业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民国的高等学府，不仅大师辈出，而且培养出了一代代独立敢言的莘莘学子。中共窃政后对教育系统的钳制和对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扼杀，高等学府徒有表面虚名，学术腐败、官僚习气、言论禁锢，使得这里早已不是净土与圣殿，也毫无学术与科研建树可言，只是中共把持、利用和严阵以待的一块舆论阵地而已。

2020年，同为庚子年，武汉肺炎使各国遭受的生命损失已达50多万人，但在美国，死亡人数就早已超过越战。世界就病毒来源与中共掩盖疫情问题对中共发起问责。全球响应问责的国家多达100多个。中共急忙抛出中共版“庚子赔款”，想制造舆论，在中国人民面前为自己喊冤、洗白、混淆视听、脱罪。

然而中国人当明白，世界追责的是中共而非中国人民：

5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员柯林斯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制裁中共）最好的办法是抓住他们的钱袋子，掐断他们的资金，尤其是中共高官盗国贼的资产。”美国之音6月25日报导说国会正在讨论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为美国公民在武汉肺炎病毒中遭受伤害、损失和破坏打开追究中共责任的法律之门。6月30日，白宫前顾问班农在疫情战斗室表示“这一切都是中共造成的”，呼吁美国政界对中共追责。班农曾多次向全世界表示，中共释放了病毒，他们是邪恶的，不是中国人民。

近日，加拿大前司法部长欧文﹒考特勒在加拿大人权论坛会上说，中共是政治病毒。欧文﹒考特勒分享了追责中共的五个方法。

其实，最应该向中共发起追责的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但出于对中共流氓的恐惧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所积累的负面经验，目前能想到和敢于做到向中共追责的中国人还寥寥无几，因此中共迫害起来也很得心应手。6月11日，推特消息，武汉疫情追责索赔案原告武汉人张海因起诉武汉市政府、湖北省政府及中战区总医院而被警察带走。张海是武汉疫情受害者家属，一直坚持追责中共政府，其微博被屏蔽，遭到警察的多次上门威胁。中共的行为一再向这个世界证明着它自身的邪恶，但它却用谎言加暴力，钳制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让这些人宁可牺牲原则和基本人权，也要顺着中共的宣传和命令苟且偷生。在疫情中死去的李文亮就是其中之一。他明知疫情的出现是真实信息，却低下了本该高贵的头，签字画押，选择听命于中共，承认造谣，表示服从政府，结果是，他本人和问讯他的警察都做了中共的替罪羊。

6月20日，港商袁弓夷致信美国国务卿表示，“中共在其71年的历史中至少犯了14项重大反人类罪，我们必须追责到底，将中共彻底铲除。”

7月1日，中共为了转移世界罪责视线，强推港版国安法，名义上是保护国家安全，实际上是剥夺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司法独立，剥夺了香港的言论自由。中共此举遭到了各国的强烈反对。美国立即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对支持中共损害香港自治的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

如今的中共，疫情、水灾、地震、追责、制裁，四面楚歌，处处遭围堵，中国人更应立即清醒过来，休与中共为伍、选择快快远离中共者，方为识天象民意、识时务之俊杰。

注﹕ [1] 海关两，又称关平银，关银，是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属于虚银两。清朝时期，中国海关征收进出口税时无全国统一标准；各地实际流通的金属银成色、重量、名称互不一致，折算困难。为统一标准，遂以对外贸易习惯使用的“司马平”（又称“广平”，一种砝码），取其一两作为海关银的标准单位。海关在征收关税时，依据当地实际采用的虚银两与纹银的折算标准兑换。但实际计算标准并不统一，兑换率也不一致。例如：同治、光绪、宣统三朝50年间，天津海关征税，对中国商人以行化银106两5分折海关银100两的标准，对外国商人通常以行化银105两折算海关银100两的标准。

[2]庚子赔款的偿还来源和数额，是当时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提出的。4.5亿相当于当时的3.33亿美元，6750万英镑，是当时的汇率。当时的美元金本位标准是1美金=1盎司黄金。那时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以黄金为担保，并非以美元为基础的结算体系，美元成为硬通货应是二战以后的事。赫德考虑到清政府的承受能力，提出以水陆口岸的常关税即衣物、食物、用物、杂货等进出关的过境税，和盐釐做为担保。后来，赫德提出将海关盐税方法推广到境内水陆通商口岸，作为盐政收入，并将通商口岸的常关与海关合并。这样能保证清政府赔款的财源。各国都同意。这样才牵扯到海关银这个计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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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