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盛世下的西洋景观（上）

晚明时期，一个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人踏上中土，从此开启“传教士”在中华王朝的传奇经历。到了清初，其中的佼佼者更和圣祖皇帝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大清盛世下，万千气象中别开生面的奇景。

康熙大帝的宫廷中，就有这么一群“传教士”官员：他们穿着中华袍服，说着流利的汉语或满语，却长着高鼻深目、雪肤金发的西洋面孔。看上去怪异有趣，又充满了神秘感。他们来自遥远的欧洲，肩负传教布道的使命，却带来了大洋彼岸奇特的器物和丰富的知识，意外地繁荣了中华的文化和科技。

作为异乡人，传教士每天接受着或好奇、或敌视的目光，在中国经历着大起大落的人生。他们既能凭藉渊博的学识，享受帝王之师的尊崇；也会因为信仰的差异，遭受牢狱之灾的屈辱。对待这样一个群体，康熙帝是怎样的态度呢，又和传教士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利玛窦是入华传教士中最早期的开拓者，他确立未来两百多年的传教模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一方面用西方科学知识吸引华人的注意，同时不反对华人的祭天、祭祖等传统习俗。利玛窦的一系列活动，为华人展现了西方世界的一角，自己也成为备受朝野名流甚至是天子关注的明星人物。

康熙朝也有几位着名的传教士，他们都是沿着利玛窦的路子在康熙帝身边活动。虽说他们是传教的信徒，但他们在中华的活动，更像是佐助康熙盛世的科学精英。其中，第一个走进清朝皇室的传教士，就是来自德国的历经明清两朝的汤若望。

汤若望勤勉好学，在入华前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才。因为精通历法并准确预测月食，他很快受到明朝皇帝的赏识，供职钦天监，也就是朝廷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立法的机构。另外，他还奉旨为军队铸造大炮。

朝代更替之际，汤若望凭藉天文与历法方面的专才，继续沐浴隆恩，主持钦天监工作。由于他推行的西洋历法比中国的旧历更精确，新法得以在清朝推行。汤若望又对新历法进行修订，完成《时宪历》，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最后一部、也是最准确的一部官方历书。汤若望为清朝历法做出了杰出贡献，因而在顺治十年（1651年），顺治帝赐其尊号“通玄教师”，并亲切地称他为“玛法”（爷爷）。

然而到了康熙朝，汤若望及其他传教士就受到了以杨光先为首的守旧派官员的攻讦。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帝不过十岁幼龄，就目睹了一场新旧历法之争。杨光先上书弹劾传教士，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的极端观点。

七十三岁高龄的汤若望，口不能言，只能由他的助手南怀仁神父代为受审。在辅政大臣的操纵下，朝廷判定汤若望死罪，南怀仁等三位传教士受杖刑一百，并驱逐出境。康熙四年，汤若望又被改判为更残酷的凌迟刑法，其他传教士的处置也相应加重。随之而来的，却是京城接连出现地震、暴风、尘沙漫天的恐怖气象。幸好，孝庄皇太后及时降旨，免除汤若望等人的刑罚。

经此冤狱，传教士的境遇暂时走向低谷，汤若望病逝异乡，钦天监也被不懂历法的杨光先接替。不过，随着康熙帝的亲政，一切出现了转机。汤若望的遭遇给康熙帝留下很深的印象。多年后，康熙帝回忆此事仍然感慨地说：“朕幼时，钦天监的汉官和西洋人不和睦，互相弹劾攻击，几乎到了被判死刑的地步。”[2]

康熙帝对传教士采取更为开明宽容的态度。康熙七年（1668年），当杨光先呈上新历法时，康熙帝第一时间召南怀仁查验，结果发现了许多漏洞。于是，他重新请回南怀仁等人，与杨光先当庭辩论。次年，康熙帝又命他们分别到观象台，对当年的节气和天象进行预测。结果南怀仁的推测无一谬误，杨光先等人就出现很大误差。

这次中西历法的较量，西方传教士以严谨精确的算法胜出。康熙帝下诏，为汤若望平反昭雪，复其封号，并为他写下祭文；命南怀仁继任钦天监一职。

传教士的到来，不仅为中华带来更完善的历法，而且激发了清朝皇帝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原本就勤勉好学的康熙帝，遇到了全新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深感作为帝王，如果不了解新知识，就无法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于是，他立刻以超越常人的毅力和钻研精神，投入西学世界中。

康熙帝的日常行程中，除了御门听政和日讲，还多了一项学习西方知识的活动。宫廷里的传教士们，都是他的导师。

还是破晓时分，南怀仁就匆匆来到康熙帝的内殿，直到午后才告退。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光，康熙帝在南怀仁那里，学习几何学、力学、天文学等知识，还有一些数学仪器的应用。他还嘱托南怀仁翻译《几何原本》，为此，这位传教士专门学习了满文。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不远万里给清朝皇帝带来了三十件科学仪器和书籍，康熙帝圣心大悦，立刻决定让他们入宫做自己的科学老师。随着传教士不断入华，康熙帝的老师也多了起来，课程内容也更加丰富。

比如他向比利时的安多学习天文和算学，向法国的张诚和白晋学习几何学、解剖学，还向法国的洪若翰、刘应学习天文仪器如秒钟、水平仪的应用。康熙帝中年时，患上疟疾，洪、刘二人进献了西药奎宁，药效立竿见影，这又推动了康熙帝对西药的研制和推广。

康熙帝学习是非常刻苦的。根据传教士们留下的书信或者文章的记载，康熙帝以学习为最大乐趣，每天都会聆听传教士的讲解，上午、下午各两小时。讲课时，康熙帝特许他们坐在御座旁，以便更加自然地授课。下课后，康熙帝继续复习学过的知识，遇到疑难更是虚心求教，并且不断钻研直到完全掌握。

于是，大臣和宫人也见到了一位不同于以往各朝代的皇帝。无论走到哪里，康熙帝都会让侍从随身带着各种测量仪器，随时进行各种实验或研究，比如测量两地距离、山的高度或河流的宽度，有时用天文仪器观测天体，有时计算日晷上针影的长度。

由此可见，康熙帝学习西方学术，并不满足于纸上谈兵，而是希望把它们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面对完全陌生的民族和文化知识，康熙帝都以开明广博的胸襟接纳与包容，对自己的西洋老师也非常敬重，为他们授官职、赐封号，用其所长为帝国所用。

在学习的过程中，康熙帝也成为学贯中西的通才，这为他治理国家提供更广泛的思路和帮助，他在治河时下旨修改的立体清口河道图，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在康熙帝创建中华王朝盛世的同时，在遥远的欧洲大陆，由太阳王路易十四治理的法兰西王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两位君主，如同双星一般，点亮了整个世界的璀璨文明。藉由传教士的中华之旅，东西两大君主，也即将展开一场历史性的邂逅。

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利时的传教士柏应理在江南一带生活了二十多年了，这时他奉罗马教廷之命暂时返回欧洲，出发前他带上了年轻的中国朋友，一个二十五岁的读书人沈福宗。

三年后，沈福宗拜访法国，得到路易十四的隆重召见，成为出现在法国宫廷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带来了翻译成拉丁文的儒家典籍和中国名人的画像，并亲自展示了书法艺术。沈福宗的外貌、衣着、谈吐和气质，立刻轰动了法国上流阶层。这也让太阳王意识到，和中华帝国交往的重要性。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艘豪华的渡船从法兰西航向东方，船上载着六名博学的传教士以及数不尽的科学仪器和西洋珍宝。这六人是太阳王选定的“国王数学家”，历经艰险的海路和陆路的旅途，他们中的五人——白晋、张诚、洪若翰、刘应、李明，终于在康熙二十七年抵达清朝京城，并很快拜见了文武双全而且雄才大略的中国皇帝。

康熙帝对于法国使者的到来，非常欣喜，并向他们学习西方知识，也了解了太阳王的故事。随着学习的深入，康熙帝深感，泱泱华夏帝国，需要更多的西方科技人才，因而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任命白晋为中国特使返回法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同时为素未谋面的太阳王送去了厚礼。

有趣的是，曾经的法国使者，摇身一变成了清朝的特使，白晋送来了四十九册中文书籍和其它珍贵的礼物，令太阳王无比惊喜。白晋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中国现状》和《康熙皇帝》两本书，献给法国王室。

太阳王在白晋描写康熙帝的文字中，彷彿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的确，康熙帝和太阳王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童年践祚，少年亲政，都爱好音乐和艺术，都以非凡的文治武功开创一朝一国的鼎盛时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对彼此的文明表现出尊敬和渴求。这些相似处，拉近了两位君王的距离。

白晋回国，让欧洲人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华清朝，并随之刮起了盛行两百多年的中国风艺术潮流。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钦差大臣白晋带着九位传教士再次从法国踏上了征途。这些人都在清朝施展才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绘制《皇舆全览图》的地理专才雷孝思，有培养外交人才的巴多明，有创作西洋乐曲的小提琴家南光国，还有把《赵氏孤儿》传到欧洲的翻译家马若瑟。

白晋等人进入中国的时候，正逢康熙帝南巡。康熙帝在镇江的御舟上，亲自接见了九位传教士。根据白晋的书信记录，在太阳王送来的所有大礼中，康熙帝最感兴趣的，是一幅国王的肖像画，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地球另一端的伟大君王。似乎两位东西方的英主，在那一瞬间出现短暂而神奇的交会，也在历史上留下难得的一刻。

注释：

[1] 杨光先《不得已》下卷：《日食天象验》。 [2] 《庭训格言》：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