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恤农惠商 开创承平盛世

古代中国，历代圣明君主欲成就一代之治，都视劝课农桑为王道之根本。康熙帝着有《农桑论》一篇，阐述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耕种农田，是食物之源，受到损害，百姓就要挨饿；种桑纺织，是衣物之源，受到损害，百姓就要受冻。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就无法以仁义道德自律，国家也就要起纷争了。

而在清初，因战乱、圈地、重税等原因，国内耕地荒芜，百姓四散流亡，导致国赋不足、民生困苦。加上康熙帝亲政不久，三藩作乱，这种境况更加严重。自听政以来，康熙帝就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关注各地农业丰歉情况。有学者统计，康熙朝四十多年来，内外大臣留存下来的奏折中，约有半数包含了气候、粮食收成有关的奏报。

康熙帝曾对大臣说：“自古人主多厌闻盗贼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都是见微知着的，提前知晓就能有所准备，就容易找到应对的办法。”[1]在详细了解国家农业状况的基础上，康熙帝施行一系列恤民、惠民、安民的政策，令经济迅速恢复，为大清盛世打下雄厚的基础。

明朝有大量的藩王庄田，在清朝都成为了荒废无主的荒地，即“废藩田产”。百姓如果去耕种，就要负担藩地和民地双重租税，还容易出现资产纠纷。因而，尽管顺治时期朝廷大力劝耕，开垦民田的成效并不显着。鉴于这些情况，康熙帝很快制定了应对方案。

首先是明确产权，让耕种者成为名正言顺的土地所有者。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帝下令，查明废藩田地，根据地价出售给百姓，再征收粮食。后考虑到百姓的经济压力过重，他又在次年做出重要决定，将这些土地无偿归百姓所有，名其为“更名田”。后来，康熙帝又下令：“凡多年无人耕种收粮的土地，就属于抛荒之地，如果百姓去开垦，原主不能再过问。”[2]这样，越来越多的百姓拥有了土地，得以长久安居，国家赋税也随之逐年增加。

古时候，朝廷按亩向耕地征收钱粮，叫作“起科”。康熙朝初期，荒田是三年起科，自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起科年限放宽，从四年、六年，一度延长到十年。东南沿海、西南、西北一些地区，以五、六年起科为主，甚至永免升科。

国家富足以后，已开垦的荒地却没有升科，康熙帝却大度地表示，耕地不必加征，而他也从没对土地进行大规模丈量，清查也不严格。这是康熙帝希望，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垦荒的实惠。

在边疆，康熙帝用军队屯垦的方式，进一步扩展耕地，将繁荣边地与戍守边防相结合。在与俄罗斯谈判期间，康熙帝提出永戍黑龙江和呼马尔城，与俄军长期对峙，要求“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3]。到后来，东北地区以黑龙江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出一个大型垦区，不仅满足军队粮饷补给，还能够向朝廷缴纳大量钱粮。

征剿葛尔丹期间，康熙帝也采用了同样方式，筹建两大垦区。他还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吩咐督耕官员，北地风大酷寒，寻常稻谷没有收成，必须选种早熟的作物。拳拳关怀农事之心，溢于言表。

另外，康熙帝的劝耕方式是非常灵活的，对全国各地种植作物的种类和数量，不做统一规定。巡行和亲征的经历，让康熙帝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也了解到，一方气候成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产，不尽相同。

他曾对大学士说：“东南西北各地的水土、饮食、衣服、器具，都是不同的，谷、桑、棉、麻的种植，应该因地制宜，并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现在地方官员能够督促百姓勤劳耕种，不使土地荒芜，就是能够为国家、百姓尽心尽力的贤人了。”[4]

在休养民力方面，康熙帝非常赞许西汉文景时期所施行的仁政。他称赞汉文帝多次减租、免租，可谓第一仁政；汉景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也是情辞恳切，切中民间疾苦。面对清初经济凋敝的情况，康熙帝在重农政策之外，也采取轻徭薄赋之法，优恤百姓，休养民力。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蠲免钱粮。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蠲免多达五百多次，主要有灾蠲、逋蠲和大蠲三种类型。灾蠲，就是当地方遭受水、旱、蝗虫、地震等灾祸时，朝廷除赈济外，还有蠲免田赋之举。康熙朝最初蠲免的定例是赋税的十分之三，于康熙九年（1670年）下令，受灾州县最严重者，免除本年所有田赋，其次减为五分额赋。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采纳大臣建议，把灾区的丁银和田租也相应减免。

逋蠲，就是蠲免多年拖欠的赋税。在平定三藩、抗俄胜利后，逋蠲力度较大。比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一次免除各省十年前积欠的漕运税收。二十八年南巡期间，康熙帝查访水患严重的州县，哀民生之多艰，感叹道：“朕经过邳州时，亲眼见到田地多为水淹。既然百姓无法耕种，那么赋税又向哪里征收呢？”于是下令，免江南被淹地方的历年所欠税收。[5]

大蠲，即大规模普遍蠲免。三藩平定之后，康熙帝自二十四年（1685年）起，先后蠲免直隶、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四川、贵州等各省的各项钱粮，一次蠲免数额高达数百万两。几乎每年，朝廷都有大项蠲免，还有出现多省一并蠲免或轮流蠲免、一地连续蠲免等多种形式。康熙帝曾说：“朕念切民生，蠲免再多也不会吝惜。”[6]他正是通过多样的蠲免赋税之法，让率土百姓持续地均霑实惠，真正享受到盛世仁政的福泽。

还有一项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是康熙帝晚年提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随着清朝的发展，人丁大增，耕地却增长缓慢，增加的人丁税成为百姓新的经济负担。加上人丁数额关乎地方官的政绩考核，各州县虚报人丁的现象严重，导致百姓大量逃亡，带来征税与国家安定的双重问题。

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下令，以后每年按照康熙五十年的在籍人口征税，不论人口增减，赋税都是定额。在籍人丁如果亡故，便由新增人丁抵补，其馀新增人丁仍然上报朝廷，却不在征税范围内。这样一来，大大杜绝了各省州县虚报、瞒报人丁的现象，也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

永不加赋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推动了后来“摊丁入亩”的实施，也就是将丁税分摊入田赋，无田产者不必纳税。这一政策，首议于康熙朝，决策于雍正朝，最终在干隆朝广泛采用，对于取消人丁税、减轻百姓人身束缚和发展手工业都有着重要意义。

古时候，平民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其中以读书人为上，加上历代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不过在康熙帝眼中，四民皆是平等，都需要保护和扶持。他曾说：“商民也是朕的子民，怎么忍心让他们受苦受累？”[7]因而在劝课农事的同时，康熙帝也制定了许多施惠工商的政策。

清初，商业并不繁荣，除了战事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满洲诸王及三藩把持各地的河道、关津，对商贸活动进行垄断和盘剥；税吏因收税溢额嘉奖制的规定，对商民更是肆意征敛。因而有官员形容：“商贾不苦于关，而苦于关外之关；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8]

康熙帝亲政之前，就谕令地方收税官员，遵守法纪，保障“商贾通便，地方相安”[9]，否则将治以重罪。随后，他严令诸王管辖的商人、官员家属等，不得以任何名目恃强垄断贸易，违者将被杖责、罚款或革职。针对收税官任意征税的现象，康熙帝在二十五年（1686年），下令废除溢额嘉奖的制度，对征税额度不足者，也尽量从轻处置。

此外，康熙帝设身处地为商民着想，致力于创造宽松的商业环境，最大程度保障商民利益以及商贸活动的顺利进行。其做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保护商民免受侵扰。康熙帝曾告诫在地方驻防的将士，严禁侵占城市商业区。亲征途中，他反对在商贾云集的城市附近围猎，不许仆从骚扰商户。南巡时，他看到商民船只受到漕船欺凌，就命漕运总督严惩此事。他还废除私立的牙行，杜绝民间勒索商民的现象。

二是禁止加征商税。地方官员多次上疏，请求增加税款，但是康熙帝认为任意加征额外的税钱，是危害商民的行为，因而都予以驳回。康熙帝在第二次南巡期间，还特意查访商民是否有加征关税的情况。商民们说，虽无加税问题，但是他们过关时间总是延误，苦恼不亚于多征关税。康熙帝于是责令官员力除积弊，凡商民抵关纳税者，必须立即放行，违者从重处分。

三是削减商税。比如，陕西潼关的税收从七千两一度涨到四万多两，两年后康熙帝就下令按照旧额征收，并不再派官员督征。而广东海关税重，商船稀少，康熙帝下令裁减关税三万多两。

四是统一度量衡。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经大臣商议，康熙帝下令统一升、斗、斛的容量和形制。他废除了市面上的金石、金斗、关东斗等称量器具，各省统一使用底面平直的升、斗；他还亲自校准铁斛的容量，按照十升一斗、五斗一斛的标准，制定了新式的铜斗、铜升。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他又规定了十六两为一斤的换算关系。

在康熙帝的政策下，清初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城镇出现了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

康熙帝亲政以来，四处用兵，平定叛乱；六次南巡，兴修水利，每次都花费重金，但是康熙帝不仅多次蠲免钱粮杂税，更缔造了清王朝的鼎盛辉煌时期。这样的功业，与康熙帝节俭务实的美德是分不开的。

在康熙帝心中，节俭是一种近乎道的崇高境界。他在《勤俭论》中说，崇宫室、丰饮食、美衣服等，反映了人心穷奢极欲的一面，使人沉迷其中，从而懈怠了敬天地、孝祖宗、拯民生的“道心”。他时常以圣王尧舜禹、周文王为榜样，时常检视自身言行，削减宫中用度，摈除奢侈享乐之心。

他还把节俭之德用于治国中。早在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就颁布《圣谕十六条》，劝谕世人应具备十六项德行，其中第五条就明确提出“尚节俭，以惜财用”。节俭也是康熙帝教导皇子的重要内容。在《庭训格言》中，他以百姓生计为例，阐述节俭的重要性：有田者平时量入为出，注意储备粮食，以应对水旱灾情等意外情况。这样就能“用度有准，丰俭得中，安分养福，子孙常守”。

日常生活中，康熙帝也是处处以身作则，力求节约。比如他的衣服穿了许多年，都不染纤毫，一如新衣；每天的膳食除了个别赏赐外，从不吃两种以上的菜肴；宫室中的毛毡等家居用品，三四十年都不曾更换。

传教士白晋在《康熙传》中的描述，也印证了康熙帝的简朴美德。他在冬天穿普通的皮袍，夏天穿麻衣；身上唯一“奢华”的东西，大概就是帽檐上的珍珠，而这也不过是出于满洲人的风俗。饮食上，康熙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餐具也不讲究排场。整个宫廷的布置整洁朴素，没有大国君主常见的豪华气象。

康熙帝也不忘明亡教训，杜绝明末那样豪奢的作派。他曾说，本朝在军政方面的花费，与明代相近，但是宫内三十六年的花费，却比不上明朝宫廷一年的用度。

此外，康熙帝出巡时，不许修路、不用隆重排场、不许官员互赠礼品，最大限度降低用度，避免侵扰地方官民。他也不提倡各地进贡物品，以珍惜民力、物力为念，认为奇异的物品实为“无用之物”，而真正的祥瑞景象乃是“年谷丰登，民有吃的”。

经过康熙帝多年来重视农商、恤民惠民的政策，以及倡导的节俭美德，清朝初年的经济与道德都在迅速回升，很快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

注释：

[1]《康熙政要》：康熙五十六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自古人主多厌闻盗贼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由微至钜，豫知而备之，则易于措办。” [2]《康熙朝实录》卷107：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己未条。 [3]《康熙朝实录》卷105：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子条。 [4]《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12：《谕内阁》。 [5]《康熙朝实录》卷140：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丙辰条。 [6]《康熙朝实录》卷130：康熙二十六年九月乙未条。 [7]《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谕户部》。 [8]《皇朝经世文统编》卷38：内政部十二“养民”之《赋差关税四弊疏》篇。 [9]《康熙朝实录》卷15：康熙四年九月乙酉条。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