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潘焯鸿：无惧权贵揭弊 替天行道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8月04日讯】5年前，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焯鸿发现港铁沙中线偷工减料，于是一步步揭露这桩丑闻，期间他与家人遭受生命威胁，丧失7亿港元的营业额，都未能阻吓他发声。今年7月他决定参选香港立法会议员，因为他相信手中握有权力，能更有力地捍卫香港人的权利。虽然港府无预警延期一年选举，这份参选初衷，仍将伴随他迎向未来岁月。

潘焯鸿日前接受《珍言真语》专访，娓娓道来漫长的揭弊之路。

2015年，潘焯鸿发现有人有系统地剪短沙中线红磡站扩建工程的钢筋，“情况远远超出了我可以接受的范围。牵涉到人命、公众安全，它不只是个贪心、钱的问题，简直就是草菅人命。我觉得过分到完全没谱。”

他开始向地铁总承建商礼顿与港铁反映，“但是都不买我的帐，我觉得被人玩弄。”他发现港铁与礼顿两边相互串连。于是，他向港府申诉，没想到得来更令他愤怒的结果。“它（港府）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出现，做法是想解决我这个吹哨人，灭了声就算解决了。它的态度就很简单：我不管地铁和礼顿怎么解决，总之我告诉你说：解决了。”

不认输的他又层层上报。直到2017年9月，港铁、礼顿与他签下协议：愿意补救结构上存在的安全问题。2018年2月，他得知港府暂停礼顿的牌照，“那就告一段落吧，对我来讲目的也就是这样。”不过，中科原本九成生意来自港府与港铁，也因此未能收回红磡站工程尾数约6,000至8,000万元。其后每年高达7亿元的生意额也化为乌有，“当然这些没关系了。”

原以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不久后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死亡威胁：恐吓电话、信息，他的车胎被捅爆，后视镜、挡风玻璃被砸烂，用车伤痕累累，“我当时面临的处境可能就是死了，可能（被人）就扔下楼了。”不仅如此，还以他两个女儿的安全为威胁。

“2018年5月，我觉得一定要公开了，不公开我的个人安全真的是没法保障了，我觉得政府也不会帮我。2018年的5月29日就有报纸报章爆这件事出来了。”然而聪明的他事先做了策略安排。

“如果我一下子把事情爆出来，第一，这个事情很复杂，市民听不明白；第二，港铁出来讲两句，跟着就把这个事情推走，新闻也就登一天就完了。几个月以后我会面对更大的安全问题，而且这件事情也解决不了。”潘焯鸿先沙盘推演了一番。

他刻意先公开不是重点的部分，将部分事实隐而不谈，“我尽量不要跟他们直接对垒，直到抓到他们所有的弱点，我再出来动他们。”“他们不断地说谎话，然后不断地被揭露，不断说谎话，不断被揭露，导致他们在市民眼中，完全是一坨屎。”后来港府成立独立调查会得出的调查结果“百分之三十几有问题，大过我的估计。”潘焯鸿说。

但事情似乎尚未完结，后续的司法覆核、多方聆讯，过程与结果都让他直呼荒谬，但他也不打算认输，“我手里有现在航站三十多万份文件，我已经整理了26件罪项出来，每件罪应该都有人坐牢的，我不会放弃，我跟着都会不断去做，直到有人坐牢为止。”

与港铁弊案纠缠五年，这场漫长、小虾米对大鲸鱼的抗争，期间连亲姊姊都跳船、弃他而去。而冷静、讲求数据与证据的工程师专业训练，以及不认输的性格，让他走过低潮与打击，令真相曝光于大众前。过程中他发现香港在主权移交后，整个社会向下沉沦，尤其身处顶层金字塔的精英，“他们管理着整个社会，包括专业（人士）也都在其中。如果专业（人士）不守本分，利用他的专业去找钱、去争取个人利益，找完快钱就尽快走人，离开香港，或者享受他的个人生活或者是家族生活的话，那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我见到任何人破坏香港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尤其是权贵，我都不会怕。而我会去对付他们，让他们承担干坏事的后果，从而令其他人没这么大胆去继续破坏香港利益。”

今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眼见香港口罩荒，于是他与员工投入研发“可重口罩”，利用台湾的布料，在越南大量生产，然后回到香港做包装、消毒及设计，“利用了不同国家不同地方我们所知道的优势，5月初就开始生产出来了。”

他比喻香港像个外皮尚完好，内部已溃烂的蘋果，“现在香港的处境，大家看得很灰暗，甚至有人宣扬，在制度上面无法反抗了，已经溃烂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他认为应该尽力去扭转目前的颓势。

《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就等于台风来了，已经在我们头上了，所有事情都已经不受控制了。但那一刻一定会过去的。过去之后，回头看，都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将一个烂蘋果治好是极其困难的，种个新蘋果出来可能简单点，但是我们本身处在一个烂蘋果里面。所以我决定不放弃，死都要留在这里，希望有一天这个蘋果可以固本培元被治好，这就是我的目的。”潘焯鸿说。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记者：先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么漂亮的口罩？

潘焯鸿：经历过SARS，第一件事情想到如果疫情发生，口罩就会不够，首先去印尼买口罩。我们做工程的比较注重规格，就算是三层口罩，然后发现印尼给我们的口罩开始偷工减料了。我们开始到处找，去俄罗斯、土耳其，我们也有在街上派捐给香港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开始产生口罩的第一个历程。当时香港封关、半封关，海外工程都全部停了下来，在黄历新年后基本上是不用开工，我自己和公司十个、八个的嫡系员工照常回到公司。我们在口罩方面继续去钻研去发展，有两条线，一条线尝试生产三层口罩，结果土耳其做了；接着第二条线我们生产可重口罩。我们觉得三层口罩长期不下去，因为当时中国大陆是主要生产熔喷布的地方，如果关闭了熔喷布，全世界都没有供应的话，就做不了口罩了。我们要找新的路出来，去做新的口罩，使大家不需要依赖某个地区去供应，不够dignity（尊严），所以我们就想可重口罩。

可重口罩是香港人的特色，我们按照所有口罩的标准，做口罩的原理和基础，也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不同的资料，我们的口罩用了聚乙烯亚胺，其实不是我们想出来的，2008年的时候就有人想出来了。接着我们在台湾有分公司，是做工程的，台湾公司里有一位工程师的家族，是做人造纤维化纤出身的，他说你交过来做。

我们利用了台湾的经验，台湾人造纤维在世界上最强，用台湾纤维的强度编织了这种口罩布出来。接着在越南大量生产，在越南做车工、贴滤鼻贴进去，用热力烙上去的。然后拿到香港做包装、消毒，设计在香港，后期包装、消毒在香港。利用了不同国家不同地方我们所知道的优势，当时是封关的，全部是经过网络去通信的，在2月底我们开始有这个概念。第一个样板做出来大概是3月底4月初。我们总共做了四期的样板。第五版就是成型的，面世的产品，在5月初就开始生产出来了。

记者：《港版国安法》首宗四个人被捕。现在参选成了高风险，为什么你要走得这么前？

潘焯鸿：2015年底开始，沙中线偷工减料被我发现了，情况远远超出了我可以接受的范围。牵涉到人命的安全、公众安全。我觉得很过分的，过分到完全没谱。它不只是个贪心的问题，不只是个钱的问题，简直就是草菅人命。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香港有问题了，问题就在于回归以后我们在水准一直在下跌，整个社会都在沉沦，这个沉沦不一定完全是因为外在因素引起的。

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精英社会，是一个三角形。顶层的人是人数少些，但是他们管理着整个社会，包括专业（人士）也都在其中了。如果专业（人士）不守本分，利用他的专业去找钱、去争取个人利益、去找快钱，找完快钱就尽快走人，离开香港，或者享受他的个人生活或者是家族生活的话，那我真的是接受不了。香港一个七百万人的社会，不是你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他的份额，不代表他不知道你就可以骗他。

2015年的9月开始，我觉得不可以这样了，我要发声。最开始发声，是很保险的发声，我在合约的内部发声，接下来先跟中层的管理层讲，然后和高层讲，然后和礼顿的总写字楼讲。但是都不买我的帐，我觉得被人玩弄。接下来我和地铁讲，然后我觉得地铁在帮礼顿（总承建商）。摆明了两边（地铁和礼顿），我讲一句，可能三分钟之后，两边都完全知道我要讲什么，我知道他们内部有默契。

接下来我就和政府讲，没想到和政府讲更生气。政府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它未必一定想包庇这件事情，但是它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出现。政府的做法是想解决我这个吹哨人，灭了声就算解决了。它的态度就很简单：我不管地铁和礼顿怎么解决，总之我告诉你说解决，你解决了就行，也不会去管。我告诉它会有安全问题它也不管。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办法了，我只好一直把这件事情层层向上报。

2017年的9月这个事我已经闹得很厉害了。只不过没有在报界面前吵。那当时是在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或者是在运房局的压力下，港铁、礼顿和我开会，跟我签一个协议：愿意补救这个结构上存在的安全问题。

我觉得在香港签合约，签一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要遵循的。协议签了之后，2018年的1到2月份期间，礼顿的第二把交椅专门来找我，并告诉我已经执行了（协议），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他还给我看一个电话说政府惩罚了他，停了他的牌照，我也应该把这事告一段落。我当时想到你已经停牌了那就告一段落吧，对我来讲目的也就是这样。当时它已经惩罚我了，已经不给钱了，当然这些没关系了。

到2018年6月我为什么又出声呢？一个就是个人和家庭安全问题，有人挑战我们的安全。现在大家觉得国安恐怖。我当时人身安全的恐怖可能比现在的国安还恐怖。国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它要对付你的时候，比如像那几个年轻人还能打电话出去，还能通知别人。我当时面临的处境就是可能就是死了，可能（被人）就扔下楼了。

记者：人身安全的威胁可不可以讲得再具体一点？

潘焯鸿：我的车现在都是伤痕累累，车胎被人家都捅爆了，（后视）镜被人打破，挡风玻璃也被人砸烂，什么都全划花了。在WhatsApp上面收到的个人威胁也很多了，恐吓电话也很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恐吓要对付我的两个女儿。

到了2018年5月，我觉得一定要公开了，不公开我的个人安全真的是没法保障了，我觉得政府也不会帮我。2018年的5月29日就有报纸报章爆这件事出来了。当时爆（这个事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那时候地铁还是个金色招牌，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没人知道地铁里腐败得这么厉害。

如果我一下子把事情爆出来，结果就很简单：第一，这个事情很复杂，市民听不明白；第二，港铁出来讲两句，跟着就把这个事情推走，新闻也就登一天就完了。几个月以后我会面对更大的安全问题，而且这件事情也解决不了。所以当时我的做法就是把部分事情收起来，把不是重点的先讲出来，也估到港铁照例会否认。当时港铁真的是这么做的，它找了二打六（无关重要的人）。

因为我在地铁做了很多工程，我知道谁做到事，谁做不了事。他出来就说：Jason潘讲的话我完全不赞同，是假的，我说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在背后也给议员放一些风说那个问题就是Jason潘搞出来的，搞不定了，现在爆出来就是想骗钱。或者想金钱利益的，甚至礼顿在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就是某一个香港人以为很好的大律师，在他嘴里，都没经过验证之下就说Jason潘在这件事上收600万，乱讲一通，就是他希望在报纸上，希望将我的诚信降低。因为刚开始爆的时候，他们不承认自己偷工减料，他直接讲没有这回事，他们不断地说谎话，然后不断地被揭露，不断说谎话，不断被揭露，导致他们在市民眼中，完全是一坨屎。

我站在一个比较的位置之下我才站出来，去数落他们，最初我会隐蔽我自己，尽量不给他们攻击到，尽量不要跟他们直接对垒，直到抓到他们所有的弱点，我再出来动他们。跟着最初他们是否认的，甚至出文件出广告说没有这回事，他们买了二十多份报纸广告，或者寄信给政府说他们没有偷工减料，全部跟合约办事，跟着调查委员会查出来做出来的结果是原来百分之三十几有问题，大过我的估计，结果现在那个报告就完毕了，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没完的。

我曾经在报告之后做过司法覆核，在调查委员会后，就是多方参与的一个聆讯，其实就很讲份额的。就是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加一如果有人告诉你等于三，你觉得的很荒谬对吧，但是如果在一个调查委员会里面，有7个party说1+1等于3，只有中科一个位说1+1=2，那主席会判1+1等于3赢，因为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荒谬之处。

这个荒谬香港大学刚刚就发生了，就是和18:2的情况一样，只要席位赢，多荒谬都可以做得出来的。这方面就是香港现在暂时的制度上还有些缺憾要修补，但是无论怎样，就因为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我手里有现在航站三十多万份文件，全部在我手里。我已经整理了26件罪项出来，每件罪应该都有人坐牢的，我不会放弃，我跟着都会不断去做，直到有人坐牢为止。

记者：你有点像工程界的David Webb（香港股票投资评论员），有没有人这样讲过？

潘焯鸿：有啊，有的人说我像日本常青树。

记者：要有些专业才可以挑战一些贪腐或者腐败、黑暗。现在香港出了很多问题，从你的专业角度，怎样去拯救这种事情？

潘焯鸿：外在架构我真是没能力的，坦白讲来自北京那个压力真的没办法处理，真的处理不了。但是在内在，如果我们当自己是蘋果，除了外在出现问题之外，各种人都有，这件事回过头看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其实当时的处境，我坦白说，我的亲人，我的亲姐姐也觉得没法斗了，已经输定了，政府和地铁要对付你们，你们死定了。我说不行，照样去，我的姊姊最后就离开了，但我仍然继续。但是我始终都没有输。

现在看香港的处境，大家看得很灰暗，甚至有人宣扬，在制度上面无法反抗了，已经溃烂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我有几个看法，第一个，那些持份者，尤其是在制度上有话语权的持份者，包括代议士（议员），当他自己都不尽力，或者说他自己都承认输了，不认识、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权利，不去尝试用尽，然后就宣扬没法斗了，公义没了，制度都烂了，我很鄙视这种人。第二，纵使制度有人想去破坏，譬如金门被告这件事情，金门在香港建筑界，大众市民都觉得这是金漆招牌，但其实都是烂掉了，里面千疮百孔，西九龙（剧院）地陷又是它，（西部通道大桥）断缆也是它，海洋公园的水上乐园20亿变40亿超支一倍也是它。政府正在救它，很明显，海洋公园砸钱去救这个公司，很明显有些地下的、暗中的交易。

但是我都逼到政府昨天入禀高院告它。这种反应就是说，制度有问题，又或者质问制度的人也有问题，但你仍然有方法令这件事扭转。蘋果里面，切开外皮可能没问题，但蘋果里面我做不做得到？你不去做，然后你就说，制度烂了没法做，那就是问题。即使现在的气氛好差，就等于台风来了，已经在我们头上了，所有事情都已经不受控制了，但那一刻一定会过去的。过去之后，回头看，都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记者：蘋果给我的时候挺好的，这个烂蘋果要重生，是不是人心的改变呢？

潘焯鸿：将一个烂蘋果治好是极其困难的，种个新蘋果出来可能简单点，但是我们本身处在一个烂蘋果里面，香港人。所以我就决定不放弃，死都要留在这里，希望有一天这个蘋果可以固本培元被治好，这就是我的目的。

记者：好莱坞的电影就是这样，有一群不畏死的勇士始拯救地球。

潘焯鸿：如果多几个Jason Poon，我力量很小很轻，如果有更多人这样想，其实力量很大的。

记者：袁爸爸在打国际战线。周小龙是受到袁爸爸的影响，决定不移民了，要留在这里抗争。

潘焯鸿：是啊。周小龙我都认识。周小龙、Jason Poon都是那一类人。

记者：你们很相似，本身是成功人士。香港是国际金融城市，真正的精英很多在金融界，但是金融界的人不出来讲话。

潘焯鸿：金融界就极受北水影响。

记者：但是这个烂蘋果他们都有份。

潘焯鸿：是的，现在我们的看法就是，周小龙在批发零售界，我在建筑界，甚至可能很多无名英雄正在做的事情，希望唤醒更多人，社会上各个界别，各个专业，希望社会那个三角形的顶上的尖子，醒悟，让大家先改善，让蘋果有固本培元的一天。

记者：你的参选口号是“生死于斯、替港行道”。“替天行道”，你是怎么想到的？

潘焯鸿：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想的，二十多个人一起想的，当时主力就是用“契弟”这个词。想这个词很可能被政府禁的，譬如我们的单张文宣政府是免费派发的，如果我们用“契弟”做口号的话，政府可能会不收、不给寄。

当时我们有很多备选，怎么能让公众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几个字很难让他们明白，但至少说，生于斯，死于斯，我在这里出生、成长，也打算留到最后，这就是承诺。

“替天行道”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在做事了，总之如果我见到任何人破坏香港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尤其是权贵，我都不会怕，而我会去对付他们，拿到他们的（干坏事承担的）后果，从而令其他人没这么大胆去继续破坏香港利益。“替天行道”，我希望为香港人利益做到的一些事情。

（转自香港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