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红卫兵华林森回忆起桂林的报复行为：
天一亮，士兵们就开始搜查房屋并抓人，与此同时，通过扩音器大声喊出指示。此前，他们拟定了一份包含10项罪行的清单。这些罪行包括攻占监狱、劫掠银行、袭击军事设施、强行进入安全部门设施、突袭火车、参与武装斗争。凡被怀疑犯下这些罪行中任何一项者，均会被逮捕，并遭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制裁。我快速计算了一下，意识到我犯下了那些罪行中的至少6项。但我做这一切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并未从其中任何一项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或利益。如果我不想参加革命，我也就不会实施这些犯罪行为中的任何一项了。突然间，我被要求为它们承担责任。这似乎很不公平，我当然非常害怕……
后来我才得知，这些士兵杀死了我们一些躺在医院里的受伤的英雄，他们切断了给那些正接受输血者的血液和氧气供应，杀死了更多这类人。那些仍然能走路的人让人拿走了其所有药物，他们被送往临时监狱。
一名受伤的男子成功地溜走了，士兵们封锁了整个地区。他们再次搜查了所有的房间。凡是名字没有写在当地名单上的人一律被捕，这也是我的命运……
我（在桂林第七学校）坐牢时，邂逅了一位我学习当技工时的老同学。他告诉我，我们学校的一名战斗英雄被士兵杀死了。他通过在山顶上三天三夜抵抗敌人的袭击而成为英雄。为了表彰他的英勇，造反派头目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孤胆英雄”。接管了该校并抓了那么多人的士兵们叫他从人群中出来。当着所有学生的面，他们把他捆在麻袋里，并把他挂在一棵树上，这样他就真的像一个“胆囊”（在中文里，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孤胆英雄”这一概念）了。然后，他们用步枪枪托把他打死在麻袋里。
还有和这个故事一样可怕的许多其它故事在监狱各处流传，但我尽量不去听。处决在全城已经持续了两天，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杀戮开始看来几乎成为常态。实施杀戮的人似乎并没有深受它们困扰，谈论它们的人已经变得冷酷无情。我听了这些故事，好像它们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事。
监狱里最糟糕的事始终是其中一名囚犯同意与当局合作，并前来试图挑出他以前的同伴。看守们会突然给我们一道命令，如“抬起你们可恶的狗头来”，然后，一些蒙面人会进入房间，并长时间注视着我们。如果他们看到他们认识的人，士兵就会用枪指着他，命令他跟他们走。他们往往被立即处决。
这样，在1968年，国家重申将继续实行既定政策。它再次取得了对制度化暴力的垄断，并毫不犹豫地使用它。被公开处决的人数增加，标志着回归到文革前使用的警察战术。在上海，前工人王洪文宣告了“对无政府状态的胜利”。他是江青的门徒，很快将成为党的副主席。4月27日，几名造反派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并即刻在一大群人面前被杀。“四人帮”另一名成员张春桥在7月称：“如果有少数人被错误地指控，那无所谓；但允许任何有罪之人逃脱将是灾难性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黑暗年代，充斥着并不存在的阴谋和阴谋论。在此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社会又归于沉默无声。这是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恐怖最严重的时期，直到1971年林彪之死才有所减弱。
第一个阴谋是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阴谋。该党其实在1947年已被共产党解散和吸收，但当局声称其已秘密地自我重组。1968年2月至5月，逾346,000人受到调查，四分之三的嫌疑人是蒙古人，而仇外心理无疑是这件事的一个主要因素。有16,000人因处决、酷刑和自杀而死，87,000人终身致残。在云南──另一个拥有大量少数民族的省份，类似的指控导致14,000人被处决。尤其险恶的是五一六团“阴谋”。这可能是一个很小、很短命的北京极左翼红卫兵组织，类似的组织有成千上万个。该组织留下了少许痕迹，包括1967年7月所发表的敌视周恩来的声明。由于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毛氏中央决定将该组织描述成一个庞大的“黑盗”和反革命分子网络。1970年发起的针对他们的运动，经过全国各地多年的酷刑和逼供，于1976年结束，毫无结果，且没有任何重大审判。在外交部的2,000名工作人员中，有600人在这件事上受到调查。毛泽东自己的私人卫队──8341部队，在调查过程中揭穿了178名“敌人”，并杀死了10人，因此而出了名。1968年末在陕西一家工厂，547名“特务”连同1,200名同谋一起被揭穿。1968年4月，京剧演员严凤英被控犯有13项不同的罪行并自杀。为了找到一个据称她藏在体内的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对她进行了验尸。三大乒乓球冠军也自杀身亡。
郑念讲述了戏剧化恐怖中的一个插曲──1969年的一次“批斗会”：
屋里的观众高呼口号，并挥动着红宝书，在呼喊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之后，又喊了“祝我们林副最高司令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我看来，这一切似乎不仅反映出“九大”以后林彪地位的上升，也证明了这一事实：组织这次会议的人是林彪的密友，急于推动对他的个人崇拜。
两条腿进入了我有限的视野。一个男人在我前面发言。他讲了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生活，把我介绍给观众。我已经注意到，每当革命分子讲述我的人生经历时，就把我描摹得更富有，生活方式更颓废更奢侈。现在这场闹剧达到了异想天开的程度。由于我曾答应不回嘴而是保持沉默，我比在1966年的前一次批斗会上轻松了许多。然而，当那位发言者告诉观众我“是帝国主义者的特务”时，他们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并围着我大声辱骂，以此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愤慨。
如此的恶意诽谤令人无法忍受。我本能地抬起头来回应。女人们蓦地猛然举起我戴着手铐的双手。顿时我的肩关节一阵剧痛，像被撕裂似的，我只得深深地俯下头，向前弯下身子，以缓解痛苦。在那名男子谴责我的其馀时间里，他们一直让我保持这个姿势。只有在那些人再次高喊口号时，他们才允许我把两臂放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是在对我施行所谓的“喷气式姿势”。这是革命分子发明的，用以摧残他们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受害者，并迫使他们俯首屈从……
观众席上的人很快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的叫嚣声淹没了发言者的讲话声。有人从身后猛力推搡我。我踉踉跄跄，把麦克风都撞倒了。其中一个女人想把它捡起来，却被电线绊倒了，连同我也一起被拖倒在地。我跌在地上的姿势十分不雅。我的脸贴在地上。许多人在这场混乱中都绊倒在我们身上。每个人似乎都在大喊大叫。全场一片混乱嘈杂。几分钟过去了。最后我又被拉了起来。
我已精疲力竭，直盼着会议早点结束。但发言仍在继续。似乎台上那些围坐在桌前的人都想表现一下自己。对我的揭发批判总算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开始争相唱赞歌，以丰富的中文所能提供的最夸张的阿谀之词，对林彪极尽吹捧之能事。我想，唯有林彪忠诚的助手们此刻可能正在隔壁房间里窥听，他们才会如此卖力地对林彪表忠心，否则这样的狂热是无法解释的。
突然，我身后的门打开了。只听一个男人的声音喊道：“走啦！”意思是有人离开会场了。这两个简单的字产生了电一般的效应，那个发言的说到一半就打住了。既然在邻屋窥听的重要人物已经走了，这场戏就没必要再演下去了。一些观众已经站起来了，其他人则收拾他们的提包和上衣。那位发言者就匆匆忙忙地领着他们喊口号，但现在他已被大大地冷落了。只有少数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跟着他喊几句。似乎这些人对我的怒气也消了。尽管他们没有对我微笑，但飘来的目光已经很淡然了。我不过是他们所出席的批斗会中众多受害者中的一员。他们已完成上级要求他们所做的。现在，这一切已告一段落。当一个人从我身边经过蹭了我一下时，其后面的人竟会伸手把我扶稳。
只一会儿功夫，会场里人就走空了。我能听见离开大楼的观众边走边聊：“这天还很冷，不是吗？”“你去哪儿吃晚饭？”“现在没下雨吧？”等等。听起来就像在电影院或剧院看完秀散场一样。
所有亲历者一致认为，1969年和随后的数年里，中国是一个由口号和政治运动统治的暴力之地。文革的明显失败导致大多数城市居民对政治失去了一切信心。年轻人尤其受影响，因为他们在此过程中投入了很多。他们频频拒绝下乡，导致了一个过着半隐密生活的下层阶级的形成。愤世嫉俗、犯罪和自私是各地的常态。1971年，残酷和意外地除掉林彪──毛本人指定的自己的接班人，终于让很多人开阔了眼界。毛──“伟大的舵手”，竟然不是绝对正确的。中国人感到厌倦和恐惧，这理所当然：劳改人数在1966年至1976年之间增长了200万。不过，黑暗即将消散。人们仍假装忠于他们的领袖。但在底下，民间团体正摆脱死气沉沉的状态，而后在1976至1979年剧增。这是一场远比文革更有成效的运动。1966年8月毛泽东奖励一名优秀学生的口号将永远是对文革最好的总结：“因为我听话，我才造反。”（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