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号召企业家爱国，并提到卢作孚、王光英、荣毅仁等为爱国企业家典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卢作孚在中共搞公私合营中被迫害致死，王光英与荣毅仁在文革期间也受到影响，这些例子反而说明中共是掠夺民营企业家的。近年来，中共又掀起新一轮“公私合营”，方式从50年代的鲸吞改为逐渐蚕食，目的也是让民企老板下课、交钱、交资产。2019年9月，杭州政府将派出100名官员，进驻阿里巴巴、吉利、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代表”，这和当年向卢作孚公司派“公股代表”本质相同，都是想通过控制人而控制企业，这也是民企老板最为担心的。
今年7月以来股市上涨，但大陆多家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却已经累计减持353亿元，大陆富豪逃路心态明显。
选择
卢作孚本来有四条路可走，但他选择了与中共合作，由此走上了不归路。
卢作孚曾是中国赫赫有名的船王。1926年，他在重庆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抗战时期，在日军轰炸下抢运人员、物资设备殊为不易，民生公司有16艘船被炸残炸沉，116人献出了生命、61人伤残。
1938年秋，卢作孚坐镇宜昌，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150万馀人、物资100万馀吨，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此举保存和挽救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1949年中共将拿下大陆，身在香港的卢作孚成了中共和国民党争夺的焦点。国民党请他到台湾继续他的航运事业，中共则垂涎民生公司的财产而动员他北上。另外他还可以去美国写回忆录，总结二十几年来办民生公司和建设重庆北碚的经验，或留在香港继续发展船运。
人生就是选择，选错了路就铸成千古恨。一向精明的卢作孚在中共地下党的蛊惑和安排下，1950年6月10日，他带着他在香港的船队踏上了北上之路，他未曾想到这是他通往死亡之路。
回大陆后，他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礼遇，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返回重庆处理民生公司工作，还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不过，这些光鲜的外表背后却是赤裸裸的掠夺。
即使在战乱和日本侵华年代，民生公司也活得很好，从一条小火轮开始，逐步发展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员工的大企业，独资或合资创建了70多个企业和附属设施。但是，在中共统治的和平年代，民生公司却难以为继。
中共采用“夹心化”手段，一切原材料、资金和销售管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特别是企业现金一律存入中共控制的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私人企业的生死已完全操控于政府。因此，民生公司财务逐渐陷入困境，为了公司生存，卢作孚同意与中共“公司合营”，通过加入“公股”，获得民生急需的运转资金，但结果将是什么，他并不明白。
在合营之前的过渡时期，代表中共政权的公股代表就已进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职处理，亦都由他们做主，“调训”、“逮捕”、“管训”，风声鹤唳，眼看着与他一起筚路蓝缕创造了民生奇迹的高中层干部一个个遭打击或被清洗，卢作孚心中很痛却无能为力。
1952年1月，中共正式发起“五反”运动，目标直指工商资本家。2月8日，公股首席代表揭发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声称差一点中了“糖衣炮弹”。曾在卢作孚家中吃住，受卢作孚恩惠甚多的卢的随身通讯员也当场揭发：卢曾请公股代表吃便饭、看京戏，同去理发代付钱。其实这些开销，都是卢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的，但都成了罪状。
当晚，绝望的卢作孚在重庆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死前给妻子留下遗书，称财产都交公。这时，他才明白，中共的目的就是共他的产，革他的命，为了保住妻儿的命，财产也得交公。
鲸吞
1949年中共窃政前，中国活跃着一大批像卢作孚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比如上海滩的私营工商业主就很多，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中共窃取政权后，许多民营企业家因相信中共而留在大陆继续经营。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中共许诺的“新中国”只是蛊惑人心的谎言，中共很快变了一副嘴脸，不仅他们的公司、财产被充公，他们也自身难保，甚至被逼自杀。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两个多月，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自杀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
中共把拥有财富变成了罪名、把抢劫财富变成了正义、把暴力抢劫合法化，这完全是颠倒是非善恶，煽动人去作恶。然而，消灭地主、资本家阶层之后，中共并没有停止，而是紧接着整治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把他们的财富抢为中共所有，其结果是广大工人、农民照样贫穷。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茅台酒、王老吉，都是公司合营的产物，当年他们都是私企。1956年初，中共进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为“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也就是企业不归资本家管，资本家只拿5%的年息，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5%的定息是一刀切的，不论企业盈利状况如何，也不考虑私股股东的意愿。实际上，这一定息不但远低于王老吉当时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但中共说给多少就给多少，资本家是被改造的对象，怎么可能有资格与中共谈判？
1966年9月，中共称按照原定的向资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满，决定不再支付定息，公私合营的企业就变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夜之间股民股票归公，房奴房产归公。未经任何合法手续，私营股份被没收为国有，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私企皆因这一刀切的政策而败诉。
残存的少量中国个体经济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被清扫，至70年代末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中国经济终于成为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然而，在这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激化经济制度下，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证，很多必需品需要凭票购买。
蚕食
1978年经济改革之后民营经济逐渐复甦，民营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高达2/3，提供城镇3亿多人工作岗位，缴纳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而国企虽然资产与收入庞大，但盈利能力甚低。中共一方面需要民营企业支撑经济发展，一方面对民营企业的盘剥和控制从未放松。民企在中共眼中是待宰的羔羊，不时受到中共共产体制下的侵占威胁。
一位律师曾表示，《刑法》罪名已经发展到450多个，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有110多个。现在要折腾一个私企老板非常容易，用公检法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是分分钟的事。中共的宪法基础是公有制，是先天歧视私有财产的。当年薄熙来在重庆打黑，能够大规模地把无辜的企业家打成黑社会，判决他们重罪，甚至剥夺生命，正是源于中共的”共产”基因。
比如，对近年来发展迅猛的互联网行业，中共虎视眈眈，但又不可能重演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司合营”来鲸吞，所以只能蚕食。
最广泛采用的手法就是广建党支部，这既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种威慑手段，民企里的党员，就是中共的耳目喉舌。2017年8月25日，“首都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透露，百度、新浪、陌陌、知乎、豆瓣、搜狐等34家互联网企业已成立党组织，在册党员共计近6000人，并与腾讯、凤凰网、京东等重点网站建立了党建工作联系。会上，新浪负责人称，“早在1998年新浪成立之初，我们在第一时间建立了党支部，是北京最早成立党组织的互联网企业之一。2010年我们正式成立新浪党委，2015年我们申请将微博党支部升格为微博党委。”
前不久，上海190万党员名单泄露，引起中共警觉，提醒各单位注意不要将党员信息泄露。
此外，还可设立“特殊管理股制度”，就是通过特殊股权结构设计，中共代表者虽只持有极少股份（如1%），但其在某些特殊事项上享有独此一份的否决权，通过这种方式派人进驻企业，并影响企业决策。目前，政府的投资公司已经以这种方式入股了部分企业。
通过这两种方式，中共只持有一点股份，甚至不仅仅派人并不出资，但却通过党组织对公司发生实质性影响，因为这些企业老板必须听命于中共，与中共合作，否则就是卢作孚的下场。所以，越来越多的名企老板选择离开。
跑路
亚非银行（AfrAsia Bank）和New World Wealth共同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移民海外富豪人数为全球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俄罗斯整整高出一倍。2017年选择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人数有1万人，2018年飙升到1.5万人，增加了50%。
一年时间新增的富豪人数不会很多，富豪的财富状况变化不会很大，但大陆选择移民的人数却陡增。外界普遍认为，一是因为大陆经济下滑，挣钱不易，再加上中共搞“国进民退”，民企生存艰难。最关键的是很多富豪为了自己财产的安全考虑，2018年，中共御用学者开始放风“中国的私企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等，令民营企业家感到中共在经济下滑，收入减少的环境下，要掠夺民营企业家的财富，促使他们加快移民步伐，赶紧跑路。据中共现行政策，只有移民才能突破外汇管理限制，一次性将大笔人民币资产转移到其它国家，这意味着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
据媒体报道，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大陆企业家就有15名设立了离岸信托，总计将285亿美元资产转移到国外。
旅美中国问题研究人士张健认为：“其实大家都清楚，选择逃离中国，用脚投票，这就是对中国未来没有信心。在这样的体制下无论你创造了多少财富，你的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你的食品是不健康的，你的政治生活是没有的。”
无法用手投票，无法发声，可以选择用脚投票。很多人都想走，但是现在办理出国签证都停了，一位民营老板无奈地说：“就像船已经开到海上，不能回头，但也没法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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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