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价值观的毁灭
饥饿使人丧失了人性，导致一个人突然袭击另一个人，除了他自己的生存之外，忘记了一切。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同类相食吗？它或许不如中国大跃进期间那么普遍，而且似乎仅限于吃已死的人。品雅特海报告了两个例子：一名曾经的教师吃了她的姐姐；一家医院病房的囚犯吃了一名年轻人。在这两个案例中，对“食人魔”（高棉传统中一种特别嗜血的幽灵）的惩罚都是死亡；那名老师在集合的村民和她自己的女儿面前被殴打致死。与在中国一样，同类相食也作为一种报复行为而存在：利恒（Ly Heng）讲述了一名红色高棉逃兵被迫吃了自己的耳朵，之后被杀。关于吃人肝脏的故事也很多。这一行为并不侷限于红色高棉：共和国士兵在1970至1975年内战期间吃掉了敌人的肝脏。东南亚各地都能发现类似的传统。吴汉润（Haing Ngor，译者注：美国籍柬埔寨裔华人医生、演员和作家）描述了在一座监狱里一名被处决的孕妇的胎儿、肝脏和乳房是如何被对待的；那个孩子直接被扔掉了（其它部位已经被吊在天花板上晾干了）；伴随着“今晚的肉足够了”的大叫声，剩下部分被人拿走了。肯坤（Ken Khun）讲述了一名合作社厨师从人的胆囊中制作了一种眼药（他相当慷慨地将其分给他的老板们），并盛赞人类肝脏的味道。这些同类相食的例子反映了所有道德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的丧失，特别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佛教慈悲价值观的消失。这就是红色高棉政权的悖论之一：它声称其意图是建立一个平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正义、博爱和利他主义将成为核心价值观，然而，与其它共产政权一样，它也产生了一股自私、不平等和非理性的浪潮。为了生存，人们被迫欺骗、撒谎、偷窃，并变得心如铁石。
丧失人类一切怜悯和正直，长期以来一直是权力最高层的常态。在波尔布特于1963年消失在丛林中后，即使在1975年4月17日之后，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与其家人重新取得联系。他的两个兄弟和他的弟媳与其他所有人一起被放逐。其中一人很快就死了。很久以后，多亏了官方肖像，那两位幸存者才认识到波尔布特的真面目，而且（可能是非常正确的）他们从未透露过，他们甚至认识他。该政权尽其所能打破家庭关系。它把家庭关系视为对使每个人完全依赖Angkar的极权主义项目的威胁。工作队有自己的房屋，经常只是营房或靠近村庄、睡觉用的吊床或垫子的集合。获得许可离开这些场地非常困难，丈夫和妻子经常被分开数周或更长时间。儿童被同他们的大家庭分开；青少年在看不到父母的情况下生活，有时长达6个月；母亲被鼓动花尽可能少的时间陪伴孩子。由于邮政服务已完全停止，有时几个月后人们才得知亲戚的死亡。这里的例子仍是来自上层，因为许多领导人都与他们的妻子或丈夫分居。
丈夫之于妻子的权利以及父母之于子女的权利被打得粉碎。男人可能因为殴打妻子而被处决，因打孩子而被谴责，因任何侮辱或伤害而被迫在集合的村民面前做出羞辱性的公开忏悔。这项政策可被视为国家试图确保其对暴力的垄断，并摧毁任何其未直接介入的权威关系。亲属关系被赋予了最低优先级：人们被分开，往往是永久性的，仅仅因为他们无法登上同一辆卡车，或者因为他们正在拉动的两辆手推车被命令在十字路口去往不同的方向。干部们甚少关心独自生活的老人或儿童：“别担心：Angkar会照顾他们的。你对Angkar还没有信心吗？”这就是那些乞求从轻发落和与亲人团聚的人所收到的典型回应。
从对死者的火化到薄葬的转变（这条规则有一些例外，但人们不得不极其努力地争取这些例外，这取决于干部的人性）是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又一次攻击。对高棉人来说，未经传统仪式，就把一位亲人埋葬在冰冷的泥土里，就是显示出严重的缺乏尊重，损害了“转世”的可能性，甚至可能使那位亲人只好仅作为鬼魂而存在。相比之下，拥有一些骨灰就受到极高的重视，特别是因为当时疏散是如此常见。这是对柬埔寨传统佛教或前佛教时期价值观之系统性攻击的主战场之一。高地高棉人所特有的“原始”仪式与从吴哥帝国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同样不被尊重，无论这些是求爱仪式和笑话等流行传统，还是宫廷舞蹈、寺庙绘画和雕塑等高雅艺术。1976年的计划，无疑是模仿中国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歌曲和诗歌外，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表达。
否定死者的所有地位是否定生者之人性的自然结果。“我不是人，我是动物”，人们可以在前领导人和部长符宁的忏悔书末尾读到这些话。其含义是，人的生命确确实实并不比野兽的更有价值。人们因丢失了牛只而被杀，因打了一头母牛而被折磨致死。男子们被拴在犁上，受到无情的鞭打，以显示出配不上他们本应在照料的那头母牛。人的生命毫无价值。“你有个人主义倾向……你必须……摆脱这些幻想”，品雅特海试图将其受伤的儿子留在身边时，一名红色高棉士兵命令他说。儿子去世几天后，品雅特海不得不向当局请求许可让他去看儿子的遗体。他被要求发誓，即使他生病了，这次探望也不会浪费他的精力。这些精力属于Angkar。他也没有权利到医院看望他生病的妻子；他只是被告知，“Angkar正在照顾她。”当他去帮助一位有两个病重孩子的邻居时，一名红色高棉士兵告诉他：“你没有义务帮助这些人。相反，这证明你仍然有怜悯和友情。你必须抛弃这些情感，并从脑海中抹去所有这类个人主义。回家吧。”
这种对该国公民人性的系统性否定，偶尔确实对领导人们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这意味着当警卫或告密者置之不理时，他们的受害者就会无所顾忌地撒谎、卸责或偷窃。考虑到Angkar提供的口粮量是如此之少，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从儿童到老人，每个人都偷窃。但“盗窃”一词最终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一切都绝对属于国家，甚至采摘一点野果也构成了盗窃罪。每个人都落入了陷阱。那些没有欺骗和偷窃的人死了。这一教训在当代柬埔寨已产生严重后果，造成了愤世嫉俗和自私的一代，并严重损害了该国的发展机会。（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