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在过去几个月中所经历的暴力、劫掠和混乱，究其根源，在于教育界的腐败。怀揣左派思想的教授们，不顾常理与自由的原则，向懵懂的年轻人灌输着各种各样的鬼话。
灌输的核心理念，就是必须对言论自由发起攻击，形式上却非常隐蔽，大多打着反对所谓的仇恨言论和微歧视（microaggression）的旗号。这里举几个微歧视的例子：“你真是你们族裔的骄傲。”“哇！你的数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世上只有一个种族，那就是人类。”“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有黑人朋友。”“身为一个女人，我了解你作为一个少数族裔都经历了什么。”
堂堂高等学府，竟然连言论自由都无法保全，沦落至此，何其可悲。事实上，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正是仰赖着自由的思想，才能在人类社会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占据领军地位。对于思想的垄断，其毒害之深，不亚于对政治权力或商品、服务业的垄断。
我们不禁要问，怎样才能考验一个人，是否真正地尊重言论自由？答案是，如果他人所说的，都是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言论，这时候并非真正的考验。真正的考验在于，一个人能够容忍别人，说出在自己看来等同冒犯的话。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结社自由：当看到他人组成自己不喜欢的团体时，能否体现出尊重和容忍，这才算真正的考验。
尽管言论自由正遭到攻击，但是反制的声浪也开始涌现。目前，已经有超过1万2千名教授、言论自由倡导者和保守派领袖，签署了“费城声明”（The Philadelphia Statement）。
这份845字的声明中这样写道：“同样地，大学院校正以保护学生‘安全’为名，推行言论管制。这不是为了防止人身伤害，而是为了杜绝任何对学校正统观念的挑战。这些政策和条款，假定公民们无法独立思考或做出判断。它们不鼓励人们参与讨论，却强调一致性（即所谓“团体思维”groupthink），训练人们以某种形式的审查来应对挑战。如果一个社会，已经让民众怯于表达真实想法，甚至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那么这个社会必定难以长久。”
“身为美国人，我们热爱繁荣与开放的思想，并且深知这是区分真理与谎言的最公平、也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异议与不受欢迎的声音——不论它们来自左派还是右派——都必须有发声的机会。一直以来，这些（不同的声音）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公正，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所说的，言论自由是‘重塑社会与政府道德的利器’”。
但事实上，学术精英们对言论自由的攻击由来已久。耶鲁大学校长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曾在1991年的演讲中警醒世人：“当今社会中，对言论自由最大的威胁来自校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探索真知、打开思维禁锢，然而人们常错误地假定，教育是为了传授正统的观念。”
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不管是纳粹还是共产党，在一开始都短暂地支持言论自由。为什么？因为言论对于实现左派的领导与统治至关重要。民众必须首先聆听到（左派的）宣传、宣教，进而被说服。但一旦左派掌握了权力（事实上在多数大学院校内已经是这样了），言论自由就成了负累。它会挑战他们（左派）的思想与宣传，因此必须加以抑制。
为了适应多元文化与多样性，而攻击言论自由，是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严重冲击。可这套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却超越一切。天赋人权不可剥夺的理念，是整个西方社会不可或缺的文明成就。政府的存在，正是为了保护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理念，源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着作，早在17世纪就已成形。
而现如今，在21世纪的校园里，左派们竟然在压制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原文The Fight for Free Speech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华特‧E‧威廉博士（Walter E. Williams），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的杰出教授。他着有多部书籍，曾获多个奖项和荣誉。目前，他还同时担任多个协会的理事与谘询委员会成员，包括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格罗夫城学院（Grove City College）、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以及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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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