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现实
除了该国令人不安的历史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外，红色高棉的暴力也是由该政权特定的时空背景所引起的。在某种程度上，该政权几乎是在柬埔寨境外发生的一场战争的偶然产物。这场战争一结束，该政权就发现自己在原籍国虚弱而孤立。越南的敌意和中国令人窒息的拥抱贡献了其馀部分。
4月17日来得太晚，世界已经把它抛在后面。也许红色高棉的最大弱点在于，他们是历史的异类。一如人们谈到的“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他们创造了“晚期共产主义”（late Communism）。“晚期古代”，即在世界其馀地区继续前进的同时仍然固守原地的一种事态。波尔布特上台时，斯大林已经死了很久（1953年），胡志明也死了（1969年），毛泽东病得很重（死于1976年9月）。只剩下金日成，但朝鲜又小又远。在这位新独裁者面前，中国那位伟大的榜样正在崩溃。四人帮试图在1975年重新发动文革，但没有成功。毛泽东死后，革命就像纸牌屋一样被扫除。红色高棉在那些拒绝放弃毛主义的人中寻求支持，但后者过于陷入与邓小平及其党内改革者的斗争中。毛主义在一年后正式终结，该国进入了由民主墙所象征的新时代，而在柬埔寨，杀戮才刚刚开始。在中国，大跃进结束了，“修正主义”取而代之。在金边看来，亚洲其馀地区更加令人沮丧：在印度支那革命力量胜利所带来的短暂激励之后，其它每个地方即泰国、马来西亚和缅甸的毛派游击队开始衰落。也许最糟糕的是，与日本一道兴起的亚洲新商业力量（新加坡、台湾、韩国和香港）成为“小龙”。其经济繁荣只与其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敌意成正比。它们正设法在没有西方帮助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出路。最后，马克思主义看似正急剧衰落，一定把红色高棉有些弄糊涂了。历史的进程实际上是否正在逆转？
对这些变化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他们可以顺从变化并修改他们的教义，冒着失去身分和存在理由的风险；或者他们可以通过在其目标和行动中变得更加激进来重申其身分并走朝鲜的路。当时正处于全盛时期的欧洲共产主义，或者红色旅（Red Brigades）的马克思主义恐怖主义（阿尔多．莫罗﹝Aldo Moro﹞于1978年被暗杀）（译者注：他曾出任意大利总理，后被红色旅绑架并杀害）──这就是选择。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两条路都是死胡同，但其中一条比另一条血腥得多。曾在法国学习的20世纪50年代的这一代人似乎明白，除非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立即创造他们的乌托邦，否则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被迫进行一长系列的妥协。除非他们想要被扫除，否则他们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对不会被允许有任何选择的人口强制实行“零年”（Year Zero）。中国的大跃进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在红色高棉看来，原因一定是中国人止于不彻底的行动；他们未能扫除每一个反革命障碍：腐败和无法控制的城镇、为自己的知识而自豪并被认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金钱和所有金融交易、资本主义的最后痕迹，以及“已渗透到党的核心的叛徒”。尽管（或因为）柬埔寨人温顺，这种创造一个充满新人的新社会的愿望在现实的重压下还是必定会失败。由于不愿放弃自己的计划，该政权更深地滑入血的海洋。流这些血是为了它能够继续掌权。柬共希望成为列宁和毛泽东的荣耀继承者，但它却成为其它团体的先驱。这些团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曲解，并将其作为犯下无法容忍暴行的许可证，如秘鲁的Sendero Luminoso（光辉道路）、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以及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Party）。
红色高棉不断对抗自己的弱点。这被长期隐藏在必胜主义空话的表面背后。事实上，4月17日事件的发生有两个原因：北越提供的相当大的军事支持和朗诺政权的无能。而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一致又令后者愈加严重。列宁、毛泽东甚至胡志明几乎没有把他们的军事胜利归功于任何人，他们的对手远非平庸之辈。他们的政党，以及对于后两者来说他们的武装部队，被缓慢而有耐心地组合在了一起，甚至在他们最终上台之前就已经相当可观。柬埔寨的情况则不同。在内战中期以前，红色高棉完全依赖来自河内的部队。1975年，只有约6万名红色高棉士兵（不到人口的1%）。他们能够战胜约20万名士气低落的共和国士兵。
如果军队虚弱，那么党也是如此。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是完全可靠的，但我们所拥有的数据显示，1970年有4,000名党员，1975年为14,000名：从一个大群体成长为一个小党派。这些数字也暗示缺乏有经验的干部，直到该政权结束，这使得清洗变得更加戏剧化。在被驱逐者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果：在每数十名干部之中，只能找到一位负责任和有智慧的，其馀都是残忍、愚蠢、自命不凡和顽固的人。“所有已晋升为干部的农民都是相当无知的。他们经常误解和误用革命的原则。他们的无能加剧了红色高棉政权的疯狂。”该政权未被意识到的真正弱点，以及它所引发的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好像只能通过加剧暴力来弥补。这带来了不满，导致恐怖再次加剧，因此这种循环继续进行。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氛围，其中不安全感、普遍的不信任和对未来的恐惧成为常态，使每个经历过它的人都受到精神创伤。它也反映了领导人们的孤立。他们相信到处都潜伏着叛徒。其结果是在红色高棉口号中所隐含的盲目镇压，例如“一个人总能犯错，抓错人，但绝不应该放走抓错的人”。品雅特海敏锐地分析了正在起作用的恶性循环：“在实践中，红色高棉害怕的是，如果他们放松压制，他们的新人可能会表露出的愤怒。因为他们被反抗的可能性所困扰，他们决定责备我们无动于衷，让我们为此付出代价。因此，他们不断实行恐怖统治。我们害怕受迫害；他们害怕反抗。他们也害怕其战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耍手腕。”他们是否有理由害怕民众起义？几乎没有任何此类运动的痕迹，所有这些运动都被以惊人的暴力迅速镇压了。但是每当机会确实出现时──例如，每当地方政府被清洗摧毁时──奴隶们的愤怒就变得相当明显，即使它带来了相应的恐怖加剧。
有因绝望而起的反抗，还有其它因无谓的谣言而起的反抗。例如，天黑时大坝建筑工地上的人们会辱骂坐在墙上的红色高棉士兵。这是一种最轻微的反抗。总的来说，幸存者的陈述表明，一起工作的新人在互相说话时可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至于工作中小偷小摸或偷偷休息，有许多共谋；相对较少的人因这种事情被告发，特务和线人总体上收效甚微。这导致“75年代人”和干部的划分。干部们的首选方案是保持战争气氛，甚至是战争本身，因为这是一种经过反覆测试的方法。一些口号清楚地证明了这一做法：“一只手抓住锄头，另一只手打击敌人”，或者“有水，我们种植大米；有大米，我们发动战争”。红色高棉比他们意识到的还要正确。他们从来没有足够的大米，他们输掉了战争。（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