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灭绝？
应该严格而客观地评判红色高棉的罪行，以便可以将柬埔寨的经历与本世纪其它重大恐怖事件及其在共产主义历史上被分配的适当份量作比较。这种方法也有非常强大的法律原因，因为许多柬共领导人仍然活着，甚至以官方身分活跃着。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由走动吗？如果不应该，那么应该对他们进行什么指控呢？
波尔布特及其同伙犯有战争罪，这是毋庸置疑的。来自共和军的囚犯受到系统性的虐待；许多人被处决。那些在1975年投降的人后来被毫不留情地迫害。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红色高棉也犯下了反人类罪。整个社会群体被发现都不配存活，并且大部分被消灭。任何政治反对派，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假定的，都被处以死刑。主要困难涉及确定种族灭绝罪。如果使用字面定义，那么讨论可能会陷入荒谬：种族灭绝仅指系统性地消灭民族、种族、人种和宗教群体。因为高棉人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灭绝的目标，那么注意力就必须转向少数民族，最终转向佛教僧侣。但即使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们也只占死难者的一小部分，而且很难说，红色高棉确实专门镇压了少数民族──除了1977年之后的越南人以外，当时留在该国的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占族因其穆斯林信仰而成为目标，这是抵抗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作者试图通过引入politicide的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从广义上讲，politicide的意思就是基于政治实施的群体灭绝（有人也可能谈到社会杀戮sociocide，意思是基于社会实施的群体灭绝），但这无法抓住问题的核心。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罪行是否应该像种族灭绝一样被严肃对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正如这些作者似乎相信的那样，为什么要使用新的术语来掩盖这一问题呢？或许值得回顾一下，在促成《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通过的讨论中，是苏联由于太显而易见的原因，反对在该术语的定义中包含“政治”一词。但最重要的是“人种的（racial）”（既不包括种族划分也不包括民族）这个词应该在这里提供答案。“种族”（race）是一种随着人类知识的增加而进一步变得模糊的幻象，只存在于观察者眼中；实际上，犹太人种族和资产阶级种族同样都不存在。但对于红色高棉来说，正如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一样，一些社会群体天生就有罪，这种罪被视为可从丈夫传播到妻子，也被视为一种遗传特征。在这里，特罗菲姆．李森科的幽灵赫然耸现。我们可以谈及社会群体的种族化（racialization），种族灭绝罪因此可以应用于对他们的肉体消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消灭在柬埔寨被推到极致，而且无疑是蓄意进行的。一名红色高棉人员告诉潘达拉（Y Phandara），“4月17日人”就是“支持叛徒朗诺政权的城市居民！……他们中有大量叛徒。共产党相当聪明地消灭了其中很多人。还活着的人现在正在农村劳作。现在他们太虚弱了，不能起来反抗我们”。
对于今天的数百万柬埔寨人来说，波尔布特时代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1979年，该国42%的儿童失去了双亲中的至少一位。他们失去父亲的可能性比失去母亲高3倍。7%的人失去了双亲。1992年，青少年的孤立是最引人注目的：64%的人失去了双亲中的至少一位。今天，一系列社会弊病，以对于一个东南亚国家来说异常高的增长率困扰着柬埔寨社会。犯罪很普遍，而且往往非常具有暴力性，因为枪枝很容易获得；腐败无处不在；大多数人彼此间缺乏尊重，社会团结意识很淡薄。似乎无人意识到他们有着任何共同利益。国外数十万难民（仅在美国就有15万）仍然因为他们所经历的而惊恐不安、噩梦连连，抑郁症发病率是任何印度支那民族群体中最高的。许多女性难民是独自来的。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多得多，因为那一代人中有很多男性成了暗杀的牺牲品。不过，柬埔寨社会并没有彻底崩溃。当1985年抛弃集体化的最后残馀时，增加的产量几乎立即终结了粮食短缺。
很容易理解柬埔寨人难以遏制的回归正常生活的渴望。但不应该丢下他们，让其独自面对红色高棉独裁统治的前领导人。他们所面对的那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或许是最糟糕的，清算如此糟糕的过去几乎是无法承受的重担。长期以来对他们的刽子手表现得如此心安理得的世界其馀地区，也应该对柬埔寨的戏剧感同身受。（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