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秘鲁共产党的血腥行径

1980年5月17日，即总统选举日，秘鲁目睹了一个毛派游击队的第一次武装行动，该行动被称为Sendero Luminoso（光辉道路，即秘鲁共产党）。为了宣布“人民战争”的开始，年轻的武装分子找到并放火烧掉了丘斯奇的投票站。没有人注意到。几个星期后，首都利马的居民发现狗从灯柱上垂下来，脖子上贴着邓小平的名字。“修正主义”的中国领导人被指责背叛了文化大革命。是谁采取了这种可怕的做法？

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秘鲁来说是一个特别动荡的时期。1977年至1979年期间发生了六次总罢工，之前在阿雷基帕、阿亚库乔、库泽、万卡约和普卡尔帕等省级主要城镇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它们伴随着围绕抗议者要求的大规模“防御战线”的出现。这些战线成为了秘鲁共产党的支柱。在阿亚库乔，防守阵线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在盖丘亚，阿亚库乔意味着“死区”，事实上，它是该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只有不到5%的土地可以耕种，人均年收入不到100美元，预期寿命只有四十五年左右。婴儿死亡率约为20%，而全国平均值为11%。正是在这个受社会问题困扰的地区，“光辉道路（秘鲁共产党）”首次应劫而生。

自1959年以来，阿亚库乔还拥有一所活跃的大学中心，专门从事儿科学、应用人类学和农村工程学。一个革命性的学生阵线在那里发展并在大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初，保守的共产党人、切．格瓦拉的支持者和毛泽东主义者都想争夺控制权，但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位名叫阿比马尔．古兹曼的年轻毛派的哲学教师担任了主导角色。

古兹曼于1934年12月6日出生于利马，他开始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和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1958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在他的学生时代之后，他很快就通过他的修辞天赋获得了注意。1965年，他帮助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班德拉罗亚（红旗），这是中苏分裂后秘鲁共产党内部分裂的产物。根据一些报导，古兹曼访问了中国。1966年，政府在起义骚乱之后关闭了大学。此时，由古兹曼领导的班德拉罗亚的毛派成立了阿亚库乔人口防卫阵线，并于次年开始了他们的武装斗争。1969年6月，古兹曼参与了阿亚库乔省北部韦尔塔的助理长官奥克塔维奥．卡布雷拉．罗莎的绑架活动。他在1970年因威胁国家安全而被监禁，但几个月后被释放。在1971年的红旗报第四次会议上，另一次分裂导致了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团体的形成，被称为“光辉道路”。这个名字取自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atégui）的说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开启通向革命的光辉道路”。武装分子的英雄古兹曼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剑”（仅次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分析了古兹曼的革命性项目如下：“在他看来，马林盖吉在20世纪20年代所描述的秘鲁与当时毛泽东所描述的中国现实基本相同──一个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社会”，通过遵循与中国革命相同的战略来解放：在城镇和乡村进行的长期人民战争……他声称遵循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斯大林的俄罗斯、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帮”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

从1972年到1979年，秘鲁共产党似乎满足于控制学生组织。它得到了利马圣马丁德托雷斯技术大学学生的支持，并渗透了小学教师工会。许多秘鲁共产党的乡村游击队网络都由教师领导。1977年底，古兹曼躲藏起来，开始准备组织武装斗争，这一过程于1980年3月17日由党员正式批准。由卡洛斯．梅佐奇领导的托洛茨基派和来自普卡拉克塔集团的毛派持不同政见者加强了秘鲁共产党军队。武装斗争的时刻到来，1980年12月23日暗杀一名被称为贝尼尼奥麦地那的土地所有者的丘斯奇行动是第一起“民众正义”案件。尽管秘鲁共产党在早期处置的人数不超过200至300人，但它很快就开始有条不紊地消灭了中上层阶级和国家安全部队的成员。

1981年，图突斯、圣荷西德塞克瑟和库因卡的警察局遭到袭击。1982年8月，秘鲁共产党分子袭击了维埃卡华曼的警察总部，杀死了6名反游击队警察（sinchis，克丘亚语中的“英勇”或“勇敢”）；其他15人要么乘飞机离开，要么被俘虏。由于游击队没有外界援助，他们从矿场拿走了警察的枪枝和爆炸物，如果遇到任何抵抗，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攻击矿工。马拉卡（一种传统的抵抗行动）抛出的炸药棒迅速成为了森德罗最喜欢的武器。除了这些袭击之外，游击队还对公共建筑、电力线和桥梁进行了多次攻击。突击队员在阿亚库乔站稳脚跟，于1982年3月入侵该市，释放了297名政治犯和普通罪犯。对袭击的精心策划、城镇的渗透以及对几个不同警察目标的同步行动都显露出秘鲁共产党处在颠覆运动中长期细致的学徒学习期。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网络，秘鲁共产党开始着手摧毁所有政府设施和基础设施。1982年8月，一个秘鲁共产党突击队组织摧毁了奥帕哈卡的农业研究和实验中心，屠杀动物并放火烧毁机器。一年后，骆驼科（骆驼、野骆驼和羊驼）技术研究所烟雾缭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腐败媒介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被屠杀。项目负责人帝诺．阿兰萨亚被谋杀，他的身体被炸碎。在证明这一行为的合理性时，秘鲁共产党分子声称他是“封建和官僚国家的代理人”。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有60名工程师在农村地区遇难。非政府工作人员也未能幸免：1988年，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的美国公民康斯坦丁．格雷戈里被秘鲁共产党杀害；同年12月4日，两名法国救援人员遇害。

古兹曼曾预言“革命的胜利将耗费100万人的生命”──当时秘鲁人口只有1900万。遵循这一原则，秘鲁共产党开始着手消除讨厌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所有象征。1982年1月，他们在学生面前处死了两名教师。几个月后，67名“叛徒”在公开场合被杀，表面上是根据“人民的判决”。在早期，农民并没有太多关注一些土地所有者和国家官员的被谋杀，部分原因是税收高、借贷利率过高，但是，针对贸易商和中产阶级的成员剥夺了农民的一些关键利益，包括以负担得起的利率贷款、工作和各种援助。作为“革命纯洁”运动的一部分以及为了巩固秘鲁共产党控制的努力，游击队还袭击了生活在高原上的abigeos群体（牛盗贼）。这项针对犯罪的运动纯属计谋，自1983年以来，秘鲁共产党一直与瓦奴可的毒品走私者合作。

在受种族冲突困扰的地区，秘鲁共产党尽其所能地激起对利马中央政府的仇恨，用“总统贡萨洛”（Abimael Guzman’s nom de guerre）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过时的殖民地遗物。秘鲁共产党声称以波尔布特寻求收回吴哥王朝时期高棉纯度的方式捍卫印第安人。结果，游击队最初得到了一些印第安部落的支持；然而，不久之后，几乎所有的印第安人和农民领导人都对秘鲁共产党的血腥暴力和强制手段感到不满。1989年，在阿马佐尼亚上游，阿沙凝卡人被迫参加了秘鲁共产党或遭到报复。在被置于军队保护之下之前，他们中有近25,000人生活在丛林中。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亚库乔地区完全处于秘鲁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它试图在该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妓女被剃光头，不忠实、醉酒的丈夫被鞭打，表现出任何抵抗迹象的人都被用锤子和镰刀剃光头发。任何被认为是“不健康”的庆祝活动都被禁止。社区由“人民委员会”控制，每个委员会由五个“政治委员”管理，其金字塔结构与秘鲁共产党本身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相呼应。委员会被组织成小区，向该地区的主要“纵队”报告，纵队通常有7到11名成员。与政治委员相关的是助理，其任务是促进农村组织和生产，并负责“解放区”的集体工作。不服从或拒绝合作会立即受到死刑的惩罚。由于秘鲁共产党希望乡村地区自给自足、不需要外援，游击队开始炸毁桥梁，这一政策引发了农民的强烈反对。秘鲁共产党经常以武力招募儿童，以维持对人口的控制。

政府对恐怖主义的最初反应是派遣特种突击队（sinchis）和海军陆战队，但这项努力收效甚微。1983年和1984年，“人民战争”愈演愈烈。1983年4月，50名秘鲁共产党游击队员控制了鲁可那曼卡，使用斧头和刀具屠杀了32名“叛徒”以及其他一些被捕的人。67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儿童。这场大屠杀旨在向当局表明，秘鲁共产党毫无怜悯之心。在1984年和1985年，该组织扩大了对政府成员的攻势，这项政策于1983年11月开始，市长在采矿中心塞罗德帕斯科被暗杀。几位市长和副市长感到当局放弃了他们，他们辞职了；牧师也逃走了。

1982年，战争造成200人死亡。次年的死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10倍。仅在1984年，恐怖分子就开展了2600多次行动，400馀名士兵和警察在这些行动中丧生。军队发动了报复。1986年6月，当利马的三所监狱中的武装分子哗变时，政府的镇压是凶猛的，造成超过200人死亡。而秘鲁共产党未能在结构良好的采矿工会和巴里奥斯中获得任何重要的立足点，那里已经存在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为了保持信誉，他们把努力集中在执政的多数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 APRA）身上。1985年，7名阿普拉主义者（Aprist）以警察告密者的方式被杀害和肢解，他们的耳朵、舌头和眼睛被割掉了。秘鲁共产党也在那年开设了普诺的新战线。拉利波塔德几个区以及瓦奴可省、拉玛尔和上亚马逊等省的几个地区也受到游击行动的影响。在库斯科和阿雷基帕的发电中心进行了塑料爆炸袭击。1984年6月，游击队员让一列载有浓缩铅的火车出轨，不久之后他们对载有铜的火车也做了同样的事。

军队的反应越来越强烈。1984年，秘鲁146个省中的10个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宣布，如果每60人中有3人被证实是游击队员，那么大屠杀是合理的。阿亚库乔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被屠杀事件。毫不奇怪，未定的农民开始更加看好秘鲁共产党，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改变了战略，宣布它会考虑做农民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敌人。军事等级制度进行了重组，更好的招募方法使得与农民的合作更加密切。秘鲁共产党也开始改变策略，在第三次会议上分成不同的单位。自治单位负责游击战、破坏、恐怖主义和心理战。

为了惩罚任何背叛“人民的力量”的人，秘鲁共产党在亚马逊地区设立了劳改营。自1983年以来，被奴役的农民一直试图离开由游击队控制的地区，游击队迫使他们在营地和古柯地区工作以满足秘鲁共产党自己的需要。许多出生在高原上的孩子在那里死亡，所有被捕的人都试图逃跑。被困在营地并被迫参加学习课程的人，在那里他们阅读了贡萨洛总统的作品，囚犯们遭受了极度的饥饿和贫困。在孔本西翁地区营地的500名被拘留者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12月，300名饥饿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设法从“秘鲁古拉格”中逃脱，抵达丛林边缘的贝伦。

由于已经证明自己无法改善下层阶级的秘鲁共产党的残酷行为，绝大多数农民逐渐放弃了古兹曼革命。秘鲁共产党也发现自己在与其它政治团体竞争。在工会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左翼成功地抵制了秘鲁共产党的渗透，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更多地在家中进行血腥镇压，而不是组织社区项目。1988年和1989年，秘鲁共产党将目标锁定在利马和库斯科，特别是周围的棚户区，这些都是革命文化的温床。秘鲁共产党开始在那里建立细胞，很快就消除了阻力。武装分子还渗透了几个慈善机构，包括“秘鲁人气援助”。秘鲁共产党系统地试图消灭所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并控制工会，但后一种努力再次遭遇失败。秘鲁共产党还与恐怖组织图派克阿玛鲁革命运动（MRTA）发生冲突，造成双方和平民伤亡惨重。例如，1990年，有1584名平民和1542名反叛分子死亡。由于MRTA取得胜利和被军队骚扰，秘鲁共产党开始衰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部的短暂矛盾加剧了这一过程，随后一些关键人物以“追随资产阶级路线的叛徒”的名义被处决。

1983年9月，秘鲁警方通过逮捕古兹曼最亲密的同伙之一卡洛斯．梅齐奇，取得了对叛乱分子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然而，在政府在消除秘鲁共产党的领导人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之前，已近十年过去了。1992年9月12日和13日，古兹曼和他的同伴埃琳娜．伊帕拉吉雷被捕。几周后，该组织的第三任指挥官奥斯卡．阿尔伯特．拉米雷斯落入了警察的手中。1993年3月2日，秘鲁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玛戈．多明格斯（代号为Edith）也被捕。最后，在1995年3月，安全部队发现了一支以玛吉．克拉沃．佩拉尔塔为首的30人组成的游击队。尽管在消除共产党集团领导地位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秘鲁经济的衰退导致了民众支持秘鲁共产党员的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秘鲁共产党仍然拥有约25000名成员，其中包括3000至5000名活跃成员。

秘鲁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为200亿美元。据一些消息来源称，秘鲁共产党造成25000至30000人死亡。农村的孩子们在秘鲁共产党的暴力活动中付出了特别沉重的代价；1980年至1991年期间，有超过1000人在恐怖主义行动中丧生，另有3000人受重伤。战争地区的家庭破裂也使大约5万名儿童被遗弃或成为孤儿。（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