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未福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化解养老财政补贴逐年剧增的困境，中共多年来一直宣称要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却始终没有实质进展，这是为什么？2020年养老领域中共花样繁多，中共为什么久不破题？本文试为解析一二。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2020年仍未破题
2020年的中国养老金制度变革，动作颇多，择要而言，有八：一、自2020年11月起，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二、为充实社保基金，按照既定时间表，2020年底基本完成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的部分资本划转社保工作。这项工作2017年开始，央企已于2019年就完成了81家企业1.3万亿元的划转。
三、2020年底要全面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截至2020年11月底，尚未公布“省级统筹”方案的省份，还有浙江、新疆、内蒙古三地。之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9年底宣布13个省份已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四、2020全年跨省调剂基金规模达到1768亿元。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建立于2018年，调剂比例3%起步、每年增加0.5%。
五、2020年中央财政对地方养老保险专项补助资金5800多亿元。
六、中共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施”意味着“延迟退休”将从之前的政策研究层面走向现实；所谓“渐进式延迟”，最新定调是“小步慢走、弹性实施、强化激励”。
七、截至9月底，减免三项社会保险共减轻企业成本12045亿元，其中养老保险成本10140亿元，占84.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共6次下调了企业社保费率，总费率由41%下调到33.95%，
八、4月，人社部、财政部印发《关于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今年养老金上涨5%。这是养老金连续第16年上涨，也是继2016年以来连续第5年同步统一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但是，养老金制度变革的核心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仍旧没有破题。上述动作中，减免社保费和上涨养老金，是中共想收买人心；诸如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中央调剂、税务部门统一征缴社保费等等，口头说这是为全国统筹打基础、做准备，其实这并非是全国统筹的必要条件，仍是在玩一个“拖”字诀，中央与地方仍在博弈中。为什么这么讲呢？让我们从已长达33年的“省级统筹”历程谈起。
“省级统筹”的乌龙
1987年，中共首次提出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国务院要求1998年底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目标，但最终目标落空。1999年第一次号称实现省级统筹，其实只是建立省级调剂金制度。2007年，国务院又要求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期限在2009年底完成。《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建立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这是第二次号称实现省级统筹，却只是名义上的“六统一”（这一模糊概念一直沿用至2017年），避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省统收统支”。 事实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省份实现了基础养老金在省级的统收统支，绝大多数省份养老保险统筹层级仍然停留在县市一级，全国统筹单位多达2000个。（还有一件搞笑的事。2012年8月2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社保审计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尚有17个省份未能按照规定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显然，社保部门和审计署在“掐架”了。）
直到2017年，中共当局才首次明确真正的省级统筹：本质是全省统收统支。这才有了第三次号称实现省级统筹，把实现时间明确在2020年底。
实行省级统筹，说白了就是要求养老基金结馀较多的地、市，拿出一部分基金支援基金有缺口的地、市，确保全省的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因此，省级统筹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利益的调整问题，涉及地方财政的责任担当问题和一个省之内各个统筹地区之间的利益调整问题。这才是根本症结所在。
事实上，就在2020年这第三次省级统筹的最后期限里，广东宣称的全省统收统支方案却只是“地级市统筹”，而江苏则保守地宣称要到2022年1月1日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省级统筹，这两省却都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馀最多的省份。这足以表明省政府对“省级统筹”的积极性并不高。
既然“省级统筹”都这么难，那“全国统筹”不就难上加难了？
“全国统筹”越发迫切，习当局却一推再推
中共早在1995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中就曾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1997年各地33个养老保险方案并轨后，中共提出养老保险下世纪初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目标。进入21世纪，中共2010年出台《社会保险法》，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先提出2012年底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又改为“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2015）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国家发改委还将“研究制定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列为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都一一失败。于是，中共改变说法，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只提“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没有时间表。
但是，中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的进程中，现有养老金系统难以持续，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越发迫切。
就当前而言当前，随着人口老龄化及流动性加剧，养老金区域不平衡、部分地区收不抵支问题日益凸显，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财政部数据显示，2019年各级财政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提供的补贴达到13199.37亿元，如果扣除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为8313.86亿元）。
就未来而言，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的测算，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情况下，到2050年约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1个离退休者（目前是由2个缴费者来赡养1个离退休者），在财政补助的前提下，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馀。
有学者认为，综合考虑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2030年之前中国尚未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和中国经济未来趋势（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未来十年是中国养老金金融体系改革最后的窗口期。
我们知道，待遇充足性、财务可持续性和对变化的适应性是保证养老金系统长期可持续的三大原则。在最后窗口期里，如果中国养老金系统不进行全面变革，基本养老保险未能全国统筹，则其破产也就在所难免了。
但从习当局的政策动向来看，虽然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似却无力破局。
根源何在？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其实就是对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利益大调整、再平衡。对此，习当局难以破局，简单说来，最主要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利益固化格局的制约。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中共体制的一个致命伤。在毛泽东时代，毛一言九鼎，全面学习苏联体制，强调中央权威，也解决不好中央和地方矛盾。毛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第五条就是讨论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只能大而化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矛盾深入发展，中央对利益格局的调整能力大大受限。
一方面，“财权层层上交，事权层层下移”，中央看似大权在握、财力雄厚，但因为缺乏直接事权，绝大部分事情都是委托下级政府去办，无形之中就被架空了，固然正常情形下“官大一级压死人”，但在很多情形下也是“县官不如现管”。另一方面，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向钱看”，中央和地方就成为了不同的利益主体，而利益是刚性的，中央和地方的讨价还价就成为常态了，而地方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一些学术研究认为，形成了“地方竞争背后的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在这种情形下，除非是强压性的政治决策，地方对中央的政策一般都是“选择性接受”。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根源所在。习再讲“两个维护”，也是打破不了这个框架的。
第二，习当局想破局，但既乏胆识、又乏手段。中国经济已经远离了计划经济，未来走向何处，习当局并没有一个清晰蓝图，既不想走毛的老路，但又断然不走自由市场经济道路，政策思路是矛盾的、摇摆的，因此缺乏长远规划，只是被动的“问题导向”；同时，“路径依赖”严重。区区一个王沪宁，竟然能当三朝元老，一手操作江的“三个代表”、胡的“科学发展观”、习的“新时代”理论，中共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政策规划的低能，大家也就可以想像了。“屁股决定脑袋”，没有思想的突破，习当局就只能在过去的框框里爬行，高喊“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是一致的。
这样，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问题上，顶层设计难以出台，习当局自然也就无力破题了。
其实，从政策设计角度看，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非多大的难题，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案。例如，世界大多数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都是中央统筹、全国统收统支。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统一实施，并由中央政府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及信用担保；地方政府无权干预基本养老保险，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财政责任。这样，中央和地方在事权与财权上，分工与责任界定明确，避免了制度内耗与漏损。这类方案，学术界也早就提出了。
但是，习当局就是琢磨来琢磨去，难下决心，跳不出利益格局固化的深坑。这说明两点：第一，中共体制的腐朽，已无可救药；第二，当局的思想僵化和缺乏有效决策能力，只能加速中国全面危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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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