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马三家教养院的罪恶（5）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2月16日讯】

（接上文）

中共为了让马三家教养院放开手脚迫害法轮功学员，以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每年给马三家教养院两个死亡指标。教养院的狱警肆无忌惮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常常大叫：“有两个死亡名额，谁要给谁一个！”马三家教养院还有两句恶语：“马三家就是要叫你们甚么时候想起来都哆嗦”、“不转化就别想活着出去”。奥运前后的马三家教养院，如同地狱。

2007年3月奥运前，中共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打压法轮功的命令。紧接着，大陆许多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抓捕、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中共警察在绑架法轮功学员时公开叫嚣：“上边有令，奥运之前要杀一批。”

2007年，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人数约300左右，有些人是马三家花钱买的。中央有文件，当马三家教养院被关押法轮功人数降至400人时，政府就不再给拨款。所长苏境、政委王乃民等为了能够长期骗取“上边”的大量拨款，谎报人数，而且以种种藉口对到期（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延长非法关押期，不放人。为了达到规定人数，教养院花钱从北京等各地买来一批犯人充数，这些犯人大多是艾滋病、淋病、肺结核、肝炎等传染病患者。

据马三家教养院的劳教人员透露，各地区的犯人价钱有差异：北京的一个人800元，大连的一个人400元，其它地区的一个人200～300元（上海的除外，沈阳市内的不详）。马三家教养院让他们与法轮功学员住在一起，包夹、监视法轮功学员。

马三家教养院每个月对法轮功学员都要进行一次所谓的“考核”，逼每人必须签字，如果不签字，狱警马上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殴打、实施各种酷刑、加期等各种迫害。虽然酷刑加剧，但是很多法轮功学员依然拒绝在考核表上签字，拒绝“转化”，毫不妥协。她们遭到高压电棍的电击，有的被电的失去了知觉，大小便失禁；许多法轮功学员全身到处都是大血泡。法轮功学员杨虹整个脖子、后背、脸、双脚全是大血泡，双脚就像两个紫色的气球一样。

马三家教养院发明了一种生不如死的酷刑──抻刑。就是将人的两臂拉抻到极限，然后把两手腕分别紧铐在两侧坚固的物体上，迫使人长时间弯腰或站立而不敢动，稍微一动则疼痛钻心，难以忍受。经过这种酷刑的很多法轮功学员身体致残，失去行动能力。在马三家，实施抻刑的地方很多，铁窗、铁床、门框、暖气片、铁管等等。

狱警张磊称这种酷刑：“简、狠、快。”“简”：双层床是现成的，只需外加一副手铐，把法轮功学员铐在两床之间就可以了。“狠”法有二：一是把法轮功学员的手和脚分铐在床上梁和床腿抻；二是将法轮功学员的手一高一低分铐在两张床上，狱警们两头用力抻两床，使法轮功学员斜着身子，蹲不下，站不起。“快”：手一上一下抻，“坐飞机”等剧烈抻法更是残忍至极，顷刻间便大汗淋漓，十分痛苦，难以承受。

“扣扣抻”：刑具是在一个长1.9米方钢框架上下双层铁床，把人的上身从床头推进去，两手分别捆在上床的两边，再把腿部用绷带紧捆在下床的铁栏上，斜着固定在下床的铁架子上，上身和头部前倾位于上下铺之间、弯腰与腿呈九十度。这样，人的腰直不起来，蹲又蹲不下，整个人的重量全部在两只手腕上。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整天整夜这样吊着。时间一长，手铐都铐到肉里了，有的手腕的肉都烂了。

“上大挂”：也称“抻大筋”，是手铐的延伸使用。先使用手铐将人固定在床、墙壁、门等物体上，拉伸四肢，或者将身体悬挂起来，使当事人承受超越其生理极限的重力或者张力。“大挂”又可分为“十字挂”、“斜挂”、“平铐”等多种，“十字挂”就是让人站在一个上、下铺的铁架子床前。两手平伸开，各用一副手铐分别悬挂在床的两侧横栏上，身体呈十字形状。还有“斜挂（吊）”和悬空十字挂（吊），即“一只手铐在上铺的栏杆，一只手铐在下铺的栏杆，两条腿悬空，只有脚尖能踮着一点地”。个中痛苦，非人所能想像，所能承受，已远远超出将人固定在物体上的字面意义。

“五马分尸”：两只手臂被铐在铁架子床上，两个狱警向两边最大限度的拽两只胳膊，固定后长时间抻；然后再把两条腿用凳子垫起来，再使劲抻两条腿，有时被上刑者头还朝下，让人生不如死。有的法轮功学员两臂都被拉成了残废，手腕都被手铐勒了很深一道伤，肉都翻在外面，甚么活都不能干，胳膊都抬不起来。

“坐飞机”：是将一只手铐在上层铺的床梯子上，另一只手铐在另一张床下铺的床头上，两只胳膊抻直，一高一低，站不起、蹲不下，两腿绑上。这期间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有的只能便在裤子里。

沈若林，58岁，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被强迫撅着十九个昼夜（保持头朝下90度的姿势），倒控使的沈若林两眼充血，眼球外突，全身浮肿，脚肿的像个大馒头。她不配合狱警的一切指使，拒不放弃信仰，被劫持到特务科，加重迫害。每天给她上好几次大挂，两只手腕、两条小腿几乎没有肉了，一片片黑紫的烂肉，像血糊的一样；白亮亮的大泡遍布全身；双腿烂的不能行走。脑袋被打的肿的老大，眼睛几乎看不见路，上厕所要扶着墙爬着去。整整六十天，狱警都是这样折磨她。致使她四肢全部失去知觉，肌肉萎缩。好端端的一个人，被活活致残。

我拒绝转化，他们便用了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大挂”。就是把人的两只手铐上手铐，分别朝两侧铐在两张铁床下边的腿部，然后两个男警察往两侧用力拉床，将被用刑的人两臂抻到了极限。当时我的感觉两臂像要被拽掉了，被铐的两只手断裂似的疼。只是一小会儿，手就变成了黑紫色，肿成馒头状，铐子深深的嵌进肉皮里，手背皮肤溃破流血。由于手被铐在床腿下部，位置很低，人只能深度弯腰，头朝向地面。过了不知多长时间，警察见我仍不妥协，便把我的双腿紧并一起，用布带子绑在一块木板上，一圈圈的从大腿根部一直绑到脚腕。由于腿被绑的笔直，随着时间的延长，双腿像上了老虎凳，双腿的筋、膝盖、脚脖子再加上手背、手腕、两臂、脖颈、脊椎的每个关节连腰、全身几乎全部疼痛不堪，极其难忍，豆大的汗珠往下滚……

一次酷刑下来，我的两只手已动弹不得，手指麻木没了知觉，好几个月生活起居不能自理。我知道东北有两个法轮功学员，一个手臂被折磨残废了，另一个手指残了。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因长期灌食，下巴被摘活了，托不上去，进食都困难。

还有一种“大挂”酷刑，人两腿被绑在一侧床头部位，身体被拽进床里，两臂被铐在上床的横杆上，也被抻到极限。一挂就是好几天，不让上厕所，甚至不给饭吃。冬天还把法轮功学员的衣服扒的只剩下内衣裤，手段极其残忍。

很多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过不同种类的抻刑。与抻刑类似的是铐刑，马三家的铐刑种类非常多，“吊铐”在马三家教养院经常使用。法轮功学员卢林被吊在空中长达一个多月。放出后，卢林已经四肢不灵。大连法轮功学员王丽军因不穿囚服，不顺从狱警的一切命令和指使，被狱警王晓风吊铐、殴打、侮辱人格，后又铐在床上长达两个多月。

受此酷刑的法轮功学员由于长时间被拉抻，肌肉组织严重损伤，腰直不起来，几乎不会走路，全身浮肿，青一块紫一块，手肿的像馒头，黑紫色伤痕累累，已经化脓，整个手臂都脱节了，胳膊抬不起来，裤子都提不上。

2008年2月19日，中共以“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名义，秘密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北京奥运会安全的工作意见”文件。该文件要求在2008年3月到9月间，“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法轮功。

4月下旬，中共前公安部长、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再次召开电话会议。会议中要求要对法轮功重点控制打击、重点控制，加强互联网的控制，全面进入实战状态。会议结束后，所有与会人员都被要求将会议内容销毁和保密。据一个警察透露，奥运期前全国被劳教的人数为二十万，被拘留者更多。

2008年5月9日开始，马三家教养院搞所谓的“双百严打整顿”，准备持续到10月份。对身体较好的法轮功学员注射不明药物，对外宣称扎“预防针”。5月24日，中共前政法委头目周永康亲自来到沈阳督阵。

2008年7月14日，中共恶党惧怕在奥运期间外国记者可能去北京劳教所等地采访，把约五十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对其中关押期满的，非法加期六个月）从北京女子劳教所及调遣处秘密转移到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随后又将一百多名北京法轮功学员分五批秘密劫持到这里。还有黑龙江、河北、河南、四川、吉林与辽宁等地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也被一批一批的送到最邪恶的马三家教养院。

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关在马三家女所的三大队，也有一部份被关到其它大队。2007年下半年，女所三大队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只有几十人，到2008 年下半年已达300人左右。

2008年7月中旬，为了加大力度实施“双百严打整顿”，马三家教养院公安分局调出大批男警，由公安分局局长刘勇带队，陈立山为副组长，进驻女所三大队。将三楼左边划成“西岗（半封闭），向右划成“东岗”（全封闭）。马三家教养院把坚定的、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集中在三大队“东岗”，成立了所谓的“严管队”，并分设一分队、二分队、三分队和特管分队。“特管队”关押着坚持绝食、被迫害致残、致病的法轮功学员。

每分队都由分局的一名男警察强制管理，这批男警在2008年9月17日才撤出。期间，这些男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使用的手段极其残酷和下流。他们用电棍电击女法轮功学员的敏感部位，如贴近阴部的大腿根内侧、腋下等等，法轮功学员的皮肤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黑点；给法轮功学员上“抻刑”，并且逐步加剧抻的程度，称“加压”，法轮功学员的筋骨被抻开；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吊铐”十几天或者更长时间；给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灌大蒜水、不明药物，用铁制的开口器撑开嘴巴几天不取下，有的学员满口牙没剩下几颗；蒙上双眼毒打、用电棍电击、吊铐起来几天；长时间罚站更是常事；把法轮功学员铐在大门口让过往的其他人观看；在烈日下让法轮功学员走队列；超时间、超体力的苦役等等……

在马三家教养院，每个月都搞所谓的“百分考核”。2008 年10月，因为修炼法轮功没有罪，一大队法轮功学员集体拒绝在考核本上签字。马三家教养院调来了几十名男警，殴打法轮功学员，集体“上大挂”。法轮功学员王春英、庐琳被挂数十个小时；齐振红被挂了两天两夜。之后，齐振红开始浑身抽搐，走路摇摇摆摆，经常吐舌，口齿不清，谁都不认识了，医院检查确诊为精神分裂症；52岁的张英琳被警察强行按着签字，胳膊被警察掰骨折了，被折磨的旧病复发，只剩一口气才被放下来，几天都不能进食，吃甚么吐甚么。

在马三家还有一种无视生命的做法，这里的警察可以随意的使用内科抢救药救心丸。速效救心丸是救命的急救药物，在马三家却变成了延续迫害的手段，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反覆承受超越生命极限的残酷折磨。死亡本身相对来说并不可怕，而酷刑折磨中长时间处于濒死前的挣扎，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万分。

“救心丸的适应症是心绞痛、气滞血瘀型冠心病，一次4～6粒，急性发作时10～15粒。我在马三家被非法关押期间，在心脏很正常的情况下，被警察强制的使用了2次救心丸。

第一次是2007年的11月15日，当时我被上扣扣抻，被迫害的呼吸困难，大队长张春光强行让我吃了7粒，我很快就吐了出来。这药药效十分迅速，只有几分钟我的血压就下降40，浑身抽搐不停，蹲在地上。

第二次是2008年10月7日，那天被强行灌了9粒救心丸。那天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抵制签考核表，在（狱警）李明玉和张春光的主使下，蓄谋已久的管教科男狱警5～6 人，其中有彭涛、张良等人，把法轮功学员一个个的点名往外拖。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狱警们上来就拳打脚踢，随后拖至东岗折磨。有的搧耳光，有的被电击，有的被铐。每次往外拖人时，大伙（法轮功学员）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狱警冲入房间挨个打，我们照样喊，这样持续了3个小时。

最后，我被叫到队长办公室，我仍然拒绝签字。这时狱警赵国荣拿着电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电棍啪啪的放着蓝光。最后彭涛、张良把我的左手扭到后背，像小燕飞一样，另一只手被按着签字。我坚决不签，他们两次强签都没签成。最后又上来两个女警，一起把我往东岗（专实酷刑的房间）拖，他们一边拖，我一边喊：“法轮大法好！”

东岗里面已经铐了五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把我的双手用手铐死死卡住，各绑一条布带。两个男狱警把我拖到一张上下铁床的床头，把我的双上肢和整个上半身从上下铺中间拽到了床尾三分之二处，再将我的双手抻紧绑在上铺床尾横梁的两头（上这种刑时，身体弓着，头抬不起来，身体全部重量都压在双上肢及手腕处）。

立刻，钻心的剧痛使我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完全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甚么样，但警察却立即叫来了卫生所护士项某某，对我强行灌食救心丸。我紧闭嘴唇，她灌不进去，就左右开弓搧我脸，最后这个护士一手捏着我的鼻子，一手搧我的脸，在我憋得上不来气的情况下，她把药塞进了我的嘴里。

当时管教科的王延平一边揪着我的头发搧我的脸，一边阴阳怪气的说：“你还给我上明慧网（此人的恶行被明慧网曝光）。”听到明慧网，彭涛（狱警）立即露出凶相，也过来搧我的脸，并说：“你还上明慧网。”此时，我的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的头发。这时又来了一个警察，捏着我的鼻子，又要给我灌救心丸。不知谁在旁边喊了一声：“别灌了，刚刚灌了9粒了。”这个警察说：“真玄啊！我又拿了9粒。”

到晚上八点多钟，两个分队大约一百多人都到小号前面的房间拿睡觉的被子，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时，张春光、李明玉慌忙跑进来，手里拿着胶带说“你还敢喊‘法轮大法好’，你还喊的出来？”说着就用五～六寸宽的黄胶带把我的嘴紧紧缠了好几圈，鼻子被压的扁扁的，呼吸都困难。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才把胶带纸拽下来，上面沾满了头发，嘴和鼻子都出血了。

在上抻刑期间，警察每隔一段时间就晃动深深卡在手腕内的手铐，手腕的皮都磨破了。我就这样一直被铐到第二天下午的两点半，整整二十三个小时，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手铐打开后，我上肢失去知觉，去厕所脱不下裤子，双手手腕、手背二十多处皮肤磨破了，还有多个大小不等的水泡。后来我的上肢肌肉萎缩，像小孩的胳膊，双手合谷肌肉萎缩，手指根部变细。当时和我一起被上刑的还有齐振红、张英林、卢琳、仲淑娟等人。”

在奥运前后，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不断的升级，灌入的不明药物毒性越来越大。大有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就毒死法轮功学员的阵势。

有一次，狱警刘勇、马吉山给法轮功学员盛连英上大挂，上完后就灌不明药物。马三家的胡大夫对马吉山说：“是六号（药物代号），一号（药物代号）比这劲更大。”又对盛连英说：“吃了以后，你就谁都不认识了，不认识你的家人了，精神失常了。”打吊瓶的时候，刚一输液，盛连英心里就特别难受，有一种要发疯发狂的暴躁（但她意识清醒，竭尽全力抑制着），然后就上不来气了。狱警还在饭里下不明药物，吃完后，盛连英浑身都颤动，全身无力，老是昏睡。监视她的劳教人员范淑清说：“盛连英真扛造。”

二零零八年九月，盛连英绝食反迫害。狱警将盛连英的双手、双脚都铐在死人床上，给她灌白色和红色的药片，一次十多片，一天两次，总共二十多片。盛连英的腿都是紫的，腿发凉，神经信号都测不出来，用热风吹烤才能测出来。狱警张环对盛连英说：“你最好别绝食。给你下药，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后来，盛连英被迫害的奄奄一息。

奥运前后，马三家教养院就是人间的地狱，狱警施暴时毫无底线，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惨不忍睹。

2008年10月，马三家教养院更名为“辽宁省女子劳动教养管理所”，后又更名为“心理谘询学校”，以此掩盖发生在教养院里面的惨案。

马三家教养院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一直没有间断过。2009 年7月7日，为了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女子劳教所成立了“特管大队”。特管队地点在女子劳教所主楼后面的一个新建的二层小楼。这座二层小楼在建造上很特别，每个囚室内有两扇大窗户，而每扇大窗户只有一小扇可以开关，其它部份全是密封的。蚊子、飞虫成群往屋里飞，每天晚上室内至少有七、八十只蚊子。一楼设有专门的刑讯室，里面场面非常惨烈。特管大队的伙食极差，一日三餐全是粗粮，吃的菜经常是只有几片菜叶的很稀的汤，没有开水，只能喝凉水。不允许法轮功学员与家属接见、不许与家人打电话、不许通信、不许买食品等东西。

原光大集团的处级干部张连英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因不放弃修炼，她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数度被迫害至死亡边缘。在2008年4月“奥运前的大抓捕”中，张连英和丈夫牛进平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绑架。她被秘密从北京调遣处转押到臭名昭着的沈阳马三家教养院，长时间被非法关押在“特管队”、“严管队”。两年半的时间里，马三家所有的酷刑，几乎她都受过了。反覆承受超越生命极限的恐怖折磨，长时间处于濒死前的挣扎。

她向海外投书时写道：

“在马三家教养院，是由警察亲自动用酷刑，在严管队、特管队还专门配有男打手。几个男打手都是职业打手，尤以副科长李俊（音）为首，他和王棋（音）准确的知道电甚么部位能使人最痛苦。其中还有彭涛、张良，还有保卫科（科长刘勇）、管理科（科长马吉山）的男警。”

“（在马三家教养院）不分黑天白日的折磨法轮功学员。每天都能听到痛苦的尖叫声和电棍电人的劈啪声和拉动用刑的铁架子的声音。在马三家，许多人被上刑后，生活自理都困难，特管队的（法轮功学员）陶玉琴和徐慧直到劳教两年期满回家，双臂都是僵硬的下垂着。”

“2008 年7月14日，到马三家的第一天，我就被打的遍体鳞伤，嘴被用大勺子砍的道道伤口，整块的大地砖都被鲜血覆盖了。狱警马吉山还拿绳子在我流着血的嘴上来回拉，我脸上多处被手抠的血印，整张脸全是黑紫色，双眼也被打的青肿，多处深深的手指甲抠的血印印在脸上，让人看了觉的十分恐怖。

最残忍的是像五马分尸般的抻刑。他们把人双手分别用两个手铐铐上，并用绳子拴在手铐上使劲拉向上下铺两侧的铁架子，之后再拴上，几个人在前面拉，几个人在后面推、用脚踹，人被拉得腰弯成90度，双腿用木板捆绑，一丝不能动，持续的疼痛很快衣服就被汗水湿透，许多头发也飘落在地上。

为不留痕迹，用刑时警察给我手腕垫了很厚的布，但用刑后我手腕仍然是血肉模糊，我身体一动也动不了，吃饭喝水都靠人喂，一年多生活自理都困难。我被上了 20多次抻刑，最长一次三天三宿。有两次我还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抻挂起来，警察用电棍电我腋下、大腿内侧等敏感部位，电的我浑身剧烈抖动，肉都电焦糊了，很长时间痕迹都不退。不许吃喝，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狱警还说下流话侮辱我。

我不穿囚服，被狱警扒光抻挂起来，特管大队大队长潘秋妍揪我乳头，还拿床板往我身上抡打，还非常没有人性的穿着皮鞋往我阴部踢，直到被抻昏过去。潘秋妍还曾拿相机给我录像，并说：“给你录像，把你不穿衣服的样发到明慧网上去，让他们都看一看。”在那里（马三家教养院）许多警察被训练得丝毫没有人性。

狱警还专门成立特管大队，有双层密封行刑室，行刑时间长了使人呼吸都困难，两次我都被抻昏才放下。我被多次用刑，长时间直不起腰，我的手指一年多伸不直，洗脸、吃饭、扣衣服扣都困难。

我被无数次用电棍，木棒、床板、手铐殴打；被用各种折磨人的姿势铐挂。冬天还用电棍捅进衣服里电；被男警、女警多次揪住头发往墙上、桌上撞；用开口器撬嘴，直到鲜血直流；

每月逼我在考核上签字，我不签字。不签，就用各种刑法折磨我。我不穿劳教服、不戴胸牌、不吃饭、不起立向狱警问好、不唱邪党歌曲，因此我多次被折磨。有时一天二十多个警察折磨我，撅脚趾、撅手指；揪头发、拧乳头；掐大腿内侧、撬嘴；每天被用各种姿势紧铐双手、双脚；在地上拖着我往暖气上铐；深秋被吊在铁窗上；双腿被劈开捆在两个暖气上；裤子里拉尿，狱警潘秋妍还拿我的床单去擦尿；夏天夜晚被捆绑在有毂轳的小护士车上，双臂分别向下铐在床两侧的车毂轳上，经常是被铐的痛苦难忍；还敞开门窗放蚊子叮咬；深秋的夜晚被扒的只剩薄薄的单衣被铐捆在车上，大敞开着窗户冻着；有时双手和双脚都被手铐铐着，手铐深深的陷入脚脖子的肉里，然后他们用手拉起我脚上的手铐，拉起来再放下，使我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当他们听到我痛苦的叫声时，他们还说这种方法好使；

直到我被超期关押释放的前一天，我都是被铐着的。我多次被折磨的送去医院。

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即使我呼吸困难，狱警彭涛还对我拳打脚踢，并说死了就死了，死了也不让我出去，死也要埋在劳教所里。

我绝食时，被他们灌食，是灌玉米面粥并放大块猪油和不明药物，饭碗和鼻管也不洗，上面都爬着许多苍蝇。狱警揪着我的头发，对我连掐带拧。被马吉山及医务室女狱警陈兵灌不明药物，马吉山还问：“你手麻不麻，嘴麻不麻？”狱警陈兵叫喊：“让你回家变成大傻子！”有时一天吃几次救心丸，缓过来再折磨。医院检查是心肌缺血，在我喘不过气时，狱警彭涛仍然用毛巾堵我的嘴，直至憋的不行了才放手。我多次劝一些警察，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好功法，不要丧尽良心去做害人害己的事。有警察说：“谁给钱就给谁干。”

2008年4月～2010年11月，我在马三家被关押期间受到多种酷刑，他们（狱警）多次告诉我：“劳教所有死亡指标，你死了就是因病死亡。”我长时间处于濒死前的挣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活着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共邪党在这里制造了怎样的人间惨剧，他们又是怎样的残忍血腥。”

当张连英逃亡海外后，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向自由民主社会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共的邪恶。

女子劳教所二、三、四层楼正对楼梯口写着“储藏室”，这也是专门给法轮功学员上刑的黑屋，即“酷刑室”。里面的空间很窄，大约能站三、四人；屋内有铁楼梯、一张铁床，很高处挂有手铐；这个房间没有吊棚顶，能看到屋脊；没有暖气，水泥地，房间里冬天很冷；里面全是诽谤法轮功的书。

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拒绝“转化”，都曾被吊铐在那里的铁楼梯上，被“上大挂”，脚绑着悬在空中，嘴被胶布缠着，不能发出声音，同时还大音量的播放恐怖音乐。有的甚至连续铐十来天，人快不行了才被放出来。放出来时，人的两腿浮肿，呈黑紫色，不能正常行走，需两人搀扶。继续铐下去会两腿致残。此时狱警就会将人先放出来恢复一些日子，能正常行走后，再关进去继续迫害。

有的“储藏室”里置有医院用的可折叠床，是给法轮功学员灌食和上刑用的。

2009年10月1日前，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从北京来到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进行所谓的“视察”。“视察”过后，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所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的“过筛子”。所谓“过筛子”包括：答卷（要求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师父进行污蔑和诬陷）、写“三书”、背三十条等。狱警通过答卷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摸底”，对他们认为卷答的不好的，就一个一个调到“东岗”（每层楼的东边房间，是专门实施酷刑的地方），进行强迫“转化”。

“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带到这里后，狱警先强迫她们蹲着，两耳塞上耳机，声音放到极限，长时间不间断的播放诽谤大法的内容。如这招还不能“奏效”，接着施以“抻床”、吊刑、电刑、暴打。不让睡觉的同时，还限制吃饭、喝水和大小便等。法轮功学员通常是凌晨四点左右被带进“东岗”上刑，晚上九、十点钟被带回监室。有的长期押在“东岗”每日受刑。

有时候，为了不留下罪证，怕当事人及家属将来对行恶者提出控告，施用酷刑时，狱警会给法轮功学员的双手、双脚戴上棉布护腕，这样手腕和脚腕不会被手铐勒出疤痕。有的法轮功学员在“东岗”被折磨的生活不能自理，造成残疾，但表面却看不到伤痕。如果狱警知道他们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家里没有人来探视和关心的话，那也就根本不给戴护腕，迫害起来更是肆无忌惮。

2009年10月中旬，三大队狱警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攻坚团”，先把一批所谓“反弹”（声明在酷刑逼迫下所写的“三书”作废）的法轮功学员调“东岗”上大刑，由“攻坚团”的狱警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手段进行强制“转化”。在这过程中被上大刑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迫害的奄奄一息，多数法轮功学员都是被抬出来的。

11月下旬，“攻坚团”的狱警开始对几名长期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攻坚。主要刑罚有：吊铐、抻刑、劈胯、电刑、体罚、暴打、冻等等。

锦州凌海市法轮功学员李锦秋一家多人均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受到中共的严重迫害。丈夫张德国被非法劳教两年，在马三家男一所三大队受到威胁、恐吓、强制洗脑、强制奴役劳工；儿子张雷被非法判刑五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监狱；儿媳赵晓春及儿媳的母亲何玉香母女俩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受强制“转化”、强制洗脑、强制奴役劳工等劳教迫害。而李锦秋本人被马三家教养院迫害的奄奄一息。

2009年9月，李锦秋被劫持到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由于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09年11月26日，李锦秋被调到“东岗”遭受各种刑罚折磨。开始有九个狱警问她：“转不转化？”李锦秋说：“不转。”狱警就把她按倒在地上，把她的一只脚用绳子绑在暖气管上，几个人抻她的另一条腿，把两条腿彻底劈成一字型，然后几个狱警用穿着皮鞋的脚踩在她的腿上，同时有人按住她的头、两只胳膊，使她一点儿都动弹不得。她当时就感觉胯部一阵剧痛，一狱警照她的肋下又踢了一脚，她立即疼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就听狱警张君说：“别抻了，人家都睡着了！”狱警把疼昏迷过去的李锦秋说成“睡着了”。这时才把她放下来，她的两腿已经残废。

狱警方叶红说：“给电棍充电，把她按在盆里，用电棍电她！”说着就往她脖子上浇凉水，她们又把她的双腿反盘上（就是和炼功盘腿相反的姿势），用绳子绑上，又把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然后在“三书”上强行按手印。姓方的狱警拿着“三书”对她说：“李锦秋，我们就说你转化了，把它发到明慧网上。”李锦秋当时否定说：“我不承认，不算数！”

这样被折磨了一天，李锦秋已经筋疲力尽了，两腿剧痛，不听使唤。当时她两条腿呈青紫色，不能翻身，当晚被疼的几次昏迷过去。第二天早上四点多钟，她又被强行带到“东岗”继续受刑。其中有一名男狱警逼迫她撅着，她撅不了，又让她蹲着，她两腿不听使唤，根本蹲不住，就坐在地上。狱警张秀荣对看管李锦秋的犯人说：“不行，必须让她蹲着，你要负责看住她！”就这样她又强行蹲了一天，腿更严重了，右腿失去知觉，一点都抬不起来，不能走路。

李锦秋在被折磨的几乎昏过去的情况下，狱警张秀荣强行拉着她的手写所谓的“保证书”、答题，被李锦秋否认。经过几天的折磨，李锦秋再次昏迷过去。马三家医院诊断为腿部、胯部肌肉损伤，患有心脏病。即使这样，马三家仍逼她下车间强制劳动。

长期的病痛和高强度劳累，她再也支持不住了。2010年8月中旬，李锦秋开始吃不下饭，骨瘦如柴，两腿失去行走能力。右腿失去知觉，由别的法轮功学员背她回楼，整天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李锦秋被带到马三家医院、大北监狱医院检查，说是腰脱、骨质增生。五百多元的医药费由李锦秋自负。到2010年9月13日她非法劳教期满时，她的体重由一百一十斤降到八十斤左右。

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迫害的何止李锦秋一个，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法轮功学员刘慧、高法英曾多次受到吊铐、劈胯、搧嘴巴、暴打等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受刑时的惨叫声整个楼层都能听到。

孙福娣，57岁，大连法轮功学员。因拒绝“转化”，她遭受了罚蹲、罚撅、上铐、搧脸等酷刑，被迫害的膀胱囊肿腹水。2011年4月，孙福娣含冤离世。

2001年以前，马三家教养院关押了部份男性法轮功学员。2000年10月，马三家教养院狱警将18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丢进男牢房中，任由男犯人强暴。此事在国际社会曝光后，教养院为了掩盖事实，于2001年3月将男六队解散，对外谎称马三家没有男犯人。据明慧网消息，直至2007年前后，马三家教养院再次开始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

2007年9月，从大连教养院、北京团河调遣处转入一批男法轮功学员到马三家教养院。后来不同地区又相继向马三家转过来一些本地非常坚定的男法轮功学员，有辽宁省抚顺市、锦州市、葫芦岛市、阜新市、鞍山市、丹东市、营口市、朝阳市；黑龙江省、河南省、河北省等地的。到2008年下半年，男所已非法关押了100多人。这里的法轮功学员成了马三家教养院“合法”的奴隶，每个人就像机器一样被无限度的使用与压榨。

男二所有三个大队：五、六、八大队。当时，在中国司法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最难治服的劳教人员，送往马三家教养院；马三家教养院治服不了的，送往马三家男二所；马三家男二所治服不了的，送往马三家男二所八大队。这个八大队被劳教人员们称为“地狱中的地狱”，警察和牢头狱霸像魔鬼一样折磨着劳教人员。

马三家从建立劳教所的那一天开始，从服役人员中克扣费用，购买的粮食就是最便宜的、市场上当饲料都可能卖不出去的陈年的黑粗苞米面、掺沙子的陈年的甚至变质的大米等是固定的主要食物。菜也只有菜汤而已，做菜汤的菜也都是自己种的市场上最便宜的菜。很多时候菜都不洗，虫子、虫卵都在里面。玉米面都长了毛，用玉米面蒸制的发糕，里面都发黑，而且要么不熟、要么酸倒牙，小的不够吃。马三家教养院出现了好几次集体食物中毒，可劳教所依然让有中毒症状的法轮功学员们超负荷劳动。

中共几乎90%以上的监狱都存在严重的奴役。马三家劳教所为了更多的攫取经济利益，长期从社会上大量承揽各种高强度、拼体力的产品加工业务，户外装卸与大田收割农作物等重体力劳动，以及产品加工，包括工艺品挂件、纸花、各类服装的生产制作等。奴工产品遍及人们生活的各领域，吃、穿、行、住，其中不乏名牌与时尚，远销五大洲，包括欧盟成员国、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内销，则遍及大陆城市与乡村。

马三家教养院男所与女所每个大队都有很繁重的奴工任务。马三家教养院女所做的奴工产品有：用松树桃粘羽毛，做花、做婚纱、服饰、头冠、穿珠子、串小花、手工毛衣上的绣花；做棉大衣、迷彩服、犯人穿的马甲；做棉被、还有死人用的祭品（出口）；扒大蒜出口；秋天扒苞米；做一种类似刺梅果的假花，有很多人过敏……

马三家男劳教所奴工产品有：撮金属（铜的）二极管；一次性洗浴裤衩背心；西方国家的“圣诞节装饰品”、“万圣节装饰品”；用缝纫机做羽绒服、裤子。羽绒服有“韦氏”、“波司登”等好多品牌。劳教所专门设了一个屋子，称呼为“毛房”，污染严重。车间很高，外面大墙更高，只有早晚阳光偶尔进来，会看到空气中大量的悬浮灰尘。“毛房”车间里是水泥地面，不通风，夏天很热，阴暗潮湿；冬天很冷，暖气在窗户边，很多人手、脚都冻坏了。

马三家劳教所从外面招揽生意，唯一能够吸引外面的企业与之合作的“亮点”就是它可以压低生产成本：劳教所水、电免费，奴工免费，没有外面企业必须承担的像工商、税务、城管等部门缴纳的一切费用，没有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不用担心这些部门找麻烦。尤其是它可以使用酷刑等强制逼迫手段，让被劳教人员竭尽其身心承受的极限，无休止的加班加点，工作效率和速度是别处无法比拟的。

而且马三家接收了很多别人不愿接的高毒产品订单。比如让法轮功学员加工有毒的粘胶，此种胶中含有毒物质，长时间接触会导致呼吸道的损伤。不少法轮功学员出现呕吐、过敏反应的现象。狱警们非但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反而拼命追加工作定量。

马三家男二所从早上四点半到晚上十一点，除了三次20分钟的吃饭时间外，其馀时间全是干活。没有节假日，没有周六、日。碰上要赶合同、抢工期或等装船发货，工期紧急，甚至出现连续工作时间长达三十六个小时的情况。每月只能得到十元的报酬，完不成定额遭打骂、罚款。夜深人静，经常听到电棍的“劈啪”声。如此高强度的奴役从一九九九年就已经开始，直至马三家教养院解体。

在马三家，知道时间是违禁的，劳教人员不允许知道时间。一旦知道时间，狱警会担心劳教人员放慢干活速度，只有完全不知道时间，才能保证稳定的工作效率。成年累月的超负荷劳作，有的犯人被逼自杀，有的直接被累死。男二所八大队的老犯人说：“在马三家，谁也说不准自己第二天会发生甚么意外。谁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活着解教出去。”所以在马三家，所有人只有一个奋斗目标：“一定要活着走出马三家。”

为了抵御超负荷的劳役，八大队的法轮功学员拒绝奴工，用绝食抗议奴工酷刑。但是狱警总是用酷刑对待他们。大连瓦房店法轮功学员刘庆因拒绝奴工，遭到一个多小时的多根电棍电击。从脚往上，分别电小腿、大腿、腰、阴部、肚子、脖子和头等部位，往覆电了6次，刘庆被电击后，嘴唇厚度增加3倍，整个脸部变形，说话困难，连熟人都认不出他来。

2007年9月24日，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赵飞从大连教养院被转到马三家教养院男二所八大队。刚到教养院时，赵飞就被狱警打的满脸是血，遍体鳞伤，并关在厕所里体罚他，让他蹲着。教养院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逼他进行超负荷劳动，从早上4点半出工到半夜12 点才让睡觉。2007年10月初，赵飞在马三家劳教所食堂大厅高喊“法轮大法好！”抗议这种非人的压榨迫害。队长高风采（音）将赵飞关小号、施酷刑，用电棍电击和暴力殴打，不分白天黑夜的将赵飞铐在铁椅子上。

铁椅子是用铁板、螺纹钢筋焊成的椅子，也称“死人凳”。法轮功学员被“定位”锁在铁椅子上，人坐在上面，胸部和大腿被两条8公分左右宽的铁片捆绑，两小臂各一道固定的铁环锁在扶手上，两小腿与椅腿的两个圆形螺纹钢筋锁住，只有头能动，臀部只能坐在三根钢筋上。每天二十四小时，锁在铁椅子上只能保持这一个姿势，臀部很快就硌破，溃烂、流脓。二十四小时，只准方便一次，一天两餐，只有少量的玉米面窝头和咸菜，吃饭时，只把一只手的锁打开吃饭。而且“小号”里非常冷，门窗大开，夜间呼呼往里吹冷风，寒风刺骨，冻的不得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放出来时，四肢都不能动了，只能用担架抬回来。

赵飞被铐了十五天之多，导致他双腿失去知觉、下肢瘫痪。由于不能行走，每当去食堂吃饭时，狱警纵容、指使犯人们各拽他的一只脚，从四楼拖到一楼。一个台阶一咯登，他的头就在台阶上生磕。赵飞的双腿、双脚被楼梯、地面石子磨的血肉模糊，鲜血淋漓。两个月下来，背部都是血痕，尾椎和腰部的骨头都露出来了。狱警用电棍电遍赵飞的敏感部位，在他生命垂危时，才被送往沈阳医科大附属医院抢救，被诊断为再生性贫血（血癌）。

赵飞到家后，已经奄奄一息，骨瘦如柴，全身到处可见被电击的灼伤，伤口流着脓血。最大的伤口在尾骨处，皮肉全无，白骨暴露，溃烂处能容下一个核桃。数十天后，赵飞才能勉强下地。2011年12月31日晚六时，赵飞含冤离世，终年54岁。赵飞的妻子、儿子也被中共迫害的精神失常。

法轮功学员王海辉，绝食抵制非法奴役。警察把他的衣服扒光，绑在“死人床”上。在寒冷的冬季，零下二十多度，专门打开窗户冻他。“四防”在他的两个鼻孔各插三根香烟，捂住他嘴，让他用鼻子抽烟，逼迫王海辉“转化”。

马三家教养院女所在迫害法轮功上极其卖力，所使用的手段也是集中共邪恶之大全。中共不断嘉奖女所警察，这让男所警察羡慕不已，也学着女所的各种残酷手段对付法轮功男学员。

虽然狱警施加的迫害不断加剧，但是法轮功学员和平抵制迫害的行为一直都没间断过。2008年2月14日，男一所三大队的河北法轮功学员赵健，抗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食堂大厅高呼“法轮大法好！”结果赵健连续两天遭狱警毒打。被非法关押在男一所一、二、三大队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声援赵健，开始绝食抗议迫害，要求严惩打人凶手。

2月18 日，二大队狱警大队长潘洪洲亲自出手，殴打声援赵健的法轮功学员高玉苓。为抗议狱警进一步行恶，被关押在马三家一所的法轮功学员几乎全部绝食抗议。2008年2月21日，马三家教养院一王姓所长亲自坐镇指挥，拉来死人床，酷刑折磨男一所集体绝食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2008年9月29日，马三家教养院将男一所、男二所各大队做了调整。将非法关押在男一所、男二所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关押，成立了所谓的“专管大队”，称男一所三大队。目的是集中进行强制“转化”。11月，男一所三大队非法关押了102名法轮功男学员。2008年底，因“专管大队”酷刑对待这些法轮功男学员不择手段，辽宁省司法厅与辽宁省劳教局把马三家教养院男一所三大队评为所谓的“省级先进单位”。

“专管大队”刚成立时的大队长是高洪昌，他因追随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有“功”和掩盖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被提升为所长。而他手下的狱警，各个都是又恶又恨的角色。

三大队二中队狱警头目王彦民，在酷刑迫害中，他经常赤膊上阵，是最邪恶的狱警之一，每次迫害中他都直接参与策划、密谋、指挥。而且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叫嚣：“有两个死亡名额，谁要我就给他一个。”“打死算白死，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施暴的时候毫无顾忌。

三大队狱警于江，是全马三家公认的最恶最狠的“打手”之一。此人心狠手辣，对法轮功学员施暴从来没有手软过，以其凶残与狡猾被周围的人们称为“鳄鱼”。在2008年9月以来，他与以高洪昌为首的狱警们，一起直接指挥、参与了对上百名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写“三书”。于江还从外地学习迫害手段，成了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专家”、“优秀干警”。

于江说：“过去，马三家女所的转化工作比男所做的好，男所转化不了的都往女所送。现在，三大队也赶上来了，积累了很多经验。”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不断的变换迫害手段。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二十四小时酷刑迫害，白天“上大挂”，晚上绑“死人床”。上抻刑抻的过程中，用七到八根八十万伏的高压电棍长时间电击，同时用烟熏（把报纸点燃之后，熏法轮功学员的口、鼻，把人熏迷糊，嗓子变哑）。晚上铐在死人床上，多日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等。

沈阳市法轮功学员于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多次非法劳教。2008年6月，陈政高（曾任沈阳市长）直接下达命令、指挥迫害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一所三大队的于溟。在“专管大队”，狱警对于溟进行毒打、强烈电击、吊铐数天；排队用电棍电击他的生殖器；将他绑在特制的大铁笼子里三个月，不能站、不能躺；往身上泼凉水之后，用绳子将他固定在一个位置，用烙铁硌他的下体。

一所三大队狱警把教养院编造的“自杀声明”拿给于溟，强迫他签字，然后想预谋虐杀他，用伪造的“自杀声明书”来掩盖他们的罪恶。于溟不配合，不签字，狱警就强迫他按手印。狱警用八十万伏电棍电于溟，用脚踩着他电。又用铁棍子打于溟的头部，使他昏倒在地，浑身上下都是血，脑袋上被铁棍打出的血口子很长，狱医一共缝了二、三十针。昏死过去的于溟被抬到一个封闭隔离的房间里，昏迷了一个星期，差点被谋杀死亡。

在马三家教养院，对一般劳教人员，狱警用的电棍是五十万伏的。而八十万伏的电棍是教养院特制的，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据说用八十万伏的电棍电一下牛，能使牛马上昏倒。男一所三大队就经常用这样的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

法轮功学员杜世英，因声明“强制转化”（暂时的违心妥协）作废，被用电棍电了6次，每次是七、八个警察一起电。法轮功学员孙书忱被电击的一度精神失常。

法轮功学员罗纯贵喊：“法轮大法好！”被警察用电棍电嘴，半个小时嘴就高高的肿起，满口牙齿全部松动，脸、颈等处持续被电击了两个多小时。警察见他仍不放弃法轮功，又以站立姿势把他双手铐在略高于头的上铺铁架床头上，铐了三天。

原中国科学院博士、法轮功学员郑旭军，被五、六个警察一起电击了一个多小时后，又被罚在大厅面壁站立，除吃饭、上厕所外，几乎全天站立，午夜12点上床睡觉，早晨5点20起床再站，如此持续了一周。

（待续）

原文连接：辽宁马三家教养院的罪恶（5）

（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张信燕）